这段时间以来，中国海上和陆地边境都不安宁。东海、南海磨擦不断，中印边界又再生事端，“海防”与“塞防”孰轻孰重的问题，又一次摆在中国的面前。

关于“海防”与“塞防”之争，晚清时就已存在。左宗堂强调优先考虑“塞防”，把平定新疆放在首位，而李鸿章则主张以“海防”为重，加速北洋水师的建设。结果，朝廷采纳了左宗堂的意见，集中举国之力收复了新疆，使西部“塞防”得到稳定。然而，对于“海防”的轻视，最终却造成恶果，不仅黄海海战落得大败，而且其后“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也是从海上来的，中国的“门户”从此洞开。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由于过多的关注西部，没有下决心及时解决台湾问题，以致留下他一生中最大的遗憾。在这之后，中印发生边界战争，中苏交恶造成“三北”边境的持续紧张，中国在战略上不得不把稳定陆地边境作为重点，“海防”则退居其次，加之十年动乱的影响，海上的问题逐渐发展和积累，从而形成现在积重难返的局面。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越、中印边界相继出现麻烦，而此时台湾问题也同时凸显，决策层最终还是确定以台海为重点，把东南沿海作为主要战略方向，这种抉择一举定乾坤，保证了国家的安全、统一和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

中国既是一个陆地大国，也是一个海洋大国，但困扰中国最根本的问题，影响中国最长远的问题，不是陆地边境问题，而是海上问题，这是自近代以来百余年的经验教训所证明的道理。中国幅员广阔，陆地边境有事，不会伤及国本，即便最终使用军事手段解决问题，有利条件也很多。但海上问题则不然。中国过去是“有海无防”，现在虽然是“有海有防”，但相对于那些海洋强国来说，我们力量仍显薄弱，反制手段不多，加之海上争端涉及情况很复杂，对综合应用政治、外交、军事手段具有更高要求，在战略谋划指导上难度更大。

从目前情况看，中国与绝大多数陆上接壤国家都已解决了边界问题，唯独存在中印边界争端。笔者曾到西藏进行过边防调查，印军在争议地区无疑拥有军事态势方面的优势，主要制高点都在他们的控制之下。现在，印军大量向争议地区增兵，无非是想把军事态势上的优势，进一步扩大为包括兵力部署上的优势，其目的并非是要对中国发动一场战争，而是要提高“遏制”力度。因此，我们不必为此转移视线，也不要受制于对方的“刺激”行动，稳步加强战场建设，保持必要的军事压力，并做好应对边境磨擦和冲突的准备，同时积极推进边界谈判，从战略对策来讲，这些就足够了。

相比之下，海上问题才是中国的心腹大患。今后几十年，如果说中国要应对一场不得已的战争，主要战场将是在海上，这既可能出现在台海，也可能出现在东海和南海。对于“台独”，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掉以轻心，和平统一是“主旋律”，但放松了对“台独”的军事遏制，也就决无和平统一可言。在东海和南海，现在的局面是“群龙闹海”，而域外大国介入这些海上争端，既有自身的战略考虑，也有牵制中国的政治算计，加上与中国存在海上争端的国家，有的已经是海洋强国，有的也在加快向这方面发展，中国面临的海上挑战不仅是现实的，而且是非常严峻的，对此我们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也必须加速做好相应准备。

基于以上认识，笔者以为中国当前在战略上应当确定“稳边强海”的基本方针，要专心致志、毫不动摇的把战略重点放在解决海上问题上，要下决心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里，实现建设海上强国的目标，在积极推动谈判解决争端的同时，不放弃做好应对一场海上战争的准备，寻求有备无患的稳妥局面。对于中印边界问题，只要对方不主动挑衅，能稳则稳，能谈先谈，早晚总有解决问题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