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豢养的鲁迅研究界

张耀杰

自从胡适在90年前的《新青年》“易卜生号”中率先提倡以“健全的个人主义”也就是自由主义为核心价值的以人为本、民主科学、人人平等、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严格自律、尽职尽责的现代文化精神以来，以人为本、自由平等、宪政民主、治官安民、和谐宽容的普世性的人道文明和制度文明，一直是中国社会为数不多的“健全的个人”所追求的高端理想。当下中国大行其道的，却偏偏是鲁迅式的“反复颠倒无所不可”的愚民自愚、自私自利、自欺欺人甚至于不择手段搅混水的刀笔吏思维。这一点在大陆中国被国家财政所豢养的鲁迅研究界中，有着最为集中的体现。

一、从孙郁的《无畏的文字》说起

最新出版的《随笔》2009年第1期的扉页，是摄于2008年12月的孙郁像，其中的文字介绍是这样的：“孙郁，本名孙毅，1857年出生于大连。八十年代毕业于沈阳师院中文系，文学硕士。曾做过知青、文化馆员、记者。现为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鲁迅研究月刊》主编。主要著作有《鲁迅与周作人》（1997年）、《百年苦梦》（1997年）、《鲁迅与胡适》（2000年）、《文字后的历史》（2001年）、《周作人和他的苦雨斋》（2003年）、《在民国》（2008年）、《鲁迅藏画录》（2008年）、《混血的时代》（2008年）、《鲁迅与陈独秀》（2009年）、《张中行别传》（2009）等。”

笔者对于孙郁似是而非的鲁迅研究，一向是不予认同的。尽管如此，对于他文笔尚好的勤奋与多产，也还是有所敬意的。没有想到的是，这仅有的一点敬意，被他刊登在《随笔》2009年第1期的一篇《无畏的文字》给一笔勾销。

《无畏的文字》中正面歌颂的，是孙郁还没有正式出版的新书《鲁迅与陈独秀》中的两位主角：“中国喜欢写挑战文字的人，是多少有一点自我表演的痕迹的。这风气到了60年代，已成了社会潮流。近读海外学人的文章，将其源头指向陈氏诸人，大概是望风捕影之谈。陈独秀那一代人固然多‘刀笔吏’的笔法，可并非学林中的做秀之徒。他们写文章骂自己的同胞，乃救人求己，自己也烧在其中。”

这里的“救人求己”，应该是“救人救己”的误写。所谓“做秀”，其实是每一位个人都应该享有的自我表现或自我实现的本能权利。连小猪小狗都知道在异性猪狗与异类主人面前摇头摆尾地充当“做秀之徒”，孙郁却出于他自己的特殊心理与特殊逻辑，把“学林中的做秀之徒”贬低为比“固然多‘刀笔吏’的笔法”的“陈独秀那一代人”更加不堪的一类人；进而把“固然多‘刀笔吏’的笔法”的“陈独秀那一代人”明显侵犯正当人权的“写文章骂自己的同胞”，神圣化为“自己也烧在其中”的“救人救己”。

按照孙郁的特殊心理与特殊逻辑，一个人“烧”死自己是自杀，烧死别人是犯罪；“陈独秀那一代人”在放火“烧”死别人时“自己也烧在其中”，偏偏就变成了“救人救己”的救世主和大救星。像这样的特殊心理与特殊逻辑，其实就是鲁迅与周作人兄弟最为擅长的“刀笔吏”笔法。借用鲁迅的话说，就是遵守程序正义和制度规则的平等参与、公平竞争的“费厄泼赖”（fair play）应该缓行，而不是以身作则地从我做起。借用周作人在《关于绍兴师爷》一文中的话说，总是躲藏在暗箱黑幕中操纵权力运作的绍兴师爷，在处理各种案件时永远正确甚至于战无不胜的根本秘诀，就在于“反复颠倒无所不可”。绍兴师爷想让原告胜诉，他会说：“这个人要不是吃了亏，何必来告状呢？”他想让被告胜诉，就会斥责原告说：“人家被告不来告状，你这个原告却偏要告状，肯定是你善于惹事生非打官司！”他要想让老年人胜诉，就会对年轻人说：“你不尊敬老年人就应该受到惩罚！”他想让年轻人胜诉，又会质问老年人说：“你那么大年纪不知道爱护年轻人，是什么道理呢？！”

在《无畏的文字》中，孙郁对于鲁迅与陈独秀另有一番排他性比较：“先前听到一种观点，是批评鲁迅的，认为他只骂文人，不骂政府，或者说不敢向政客指名道姓，言外是世故所致。不错，鲁迅未曾点名抨击蒋介石，他写的都是社会相与愚民相。但也并非就是胆怯，乃策略使然的。倒是陈独秀比鲁迅还要果敢，骂军阀，骂政客，那自然要落入牢狱，有灭顶之灾。鲁迅的杂感是投枪与匕首，这是大家都承认的。但你会觉得，那是对民众而言的独白，他抨击的人与事，与每个中国人，都有关系，是社会的利器。陈独秀则不然，他的随感大多针对的是官场，系社会黑幕的揭示者，那是政治家的宣言，不得不与政客们短兵相接，所以就鲜明、磊落、一览无余。……如果细看他的文字，就会有一种印象，作者并非要做名山的事业，乃希望所攻击的现实，能有所改变，至于自己的文章能否流传，那是无所谓的。其实鲁迅当年就说过类似的话，了解他的人，至今也该记得的。在这个层面上讲，我以为两个人都相近得很，也可说是心心相印。”

查1981年版《鲁迅全集》第4卷第174页，认为鲁迅“只骂文人，不骂政府”的不是别人，而是由李大钊、陈独秀、高语罕等人秘密发展的中共党员、前《新青年》编辑高一涵即涵庐。也许是顾忌到《新青年》时代曾经有过的同人关系，鲁迅在《我与〈语丝〉的始终》一文中撇开高一涵，张冠李戴地揪住陈源借题发挥说：“陈源教授痛斥‘语丝派’的时候，说我们不敢直骂军阀，而偏和握笔的名人为难，便由于这一点。但是，叱吧儿狗险于叱狗主人，我们其实也知道的，所以隐约其词者，不过要使走狗嗅得，跑去献功时，必须详加说明，比较地费些力气，不能直捷痛快，就得好处而已。”

有趣的是，无论是“现代评论派”的高一涵还是陈源，当年都没有留下过充当“献功”的“走狗”的直接证据；到了国民党针对专政党开展清党之后，“语丝派”的鲁迅与他的同乡弟子、国民党左派党员孙伏园，反而把同为“语丝派”成员的顾颉刚，奉献给了国民党当局：1927年4月26日，辞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的鲁迅致信孙伏园，加顾颉刚以反对国民党的政治罪名：“我真想不到，在厦门那么反对民党，使沈兼士愤愤的顾颉刚，竟到这里来做教授了。”5月11日，时任武汉《中央日报》副刊编辑的国民党员孙伏园，把鲁迅的来信加上编者按公开发表在他自己主持的这份党报副刊上。

按照孙郁的特殊心理和特殊逻辑，鲁迅的“不敢直骂军阀，而偏和握笔的名人为难”，尽管没有陈独秀“果敢”，“但也并非就是胆怯，乃策略使然的”。这里所谓的“策略”，说穿了就是周作人所说的完全背离程序正义和制度规则的“反复颠倒无所不可”。至于孙郁所谓的鲁迅杂感中的“对民众而言的独白”，恰恰就是戏剧及戏曲舞台上当众做秀的“独白”表演即打背躬，从而与前文中所谓的“陈独秀那一代人固然多‘刀笔吏’的笔法，可并非学林中的做秀之徒”，形成一个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自圆其说的自相矛盾。

自以为既“细看”了陈独秀的文字又“了解”鲁迅的孙郁，似乎还忘记了鲁迅1926年12月12日在《两地书》中非常计较“自己的文章能否流传”的真情表白：“只要作品好，大概十年或数十年后，便又有人看了，但这大抵只是书坊老板得益，至于作者，也许早被逼死了，不再有什么相干。遇到这样的时候，我以为走外国也行；为了争存计，无所不为也行，倒行逆施也行……”

对于自己“反复颠倒无所不可”的“为了争存计，无所不为也行，倒行逆施也行”，鲁迅在1932年4月30日的《〈二心集〉序言》中，另有更进一步的自我反省：“我时时说些自己的事情，怎样地在‘碰壁’，怎样地在做蜗牛，好像全世界的苦恼，萃于一身，在替大众受罪似的：也正是中产的智识阶级分子的坏脾气。只是原先是憎恶这熟识的本阶级，毫不可惜它的溃灭，后来又由于事实的教训，以为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是的确的。”

也就是说，鲁迅的杂感其实并不都是所谓“与每个中国人，都有关系”的“对民众而言的独白”，更多的时候反而是“好像全世界的苦恼，萃于一身，在替大众受罪似的”自言自语和自欺欺人，其中所充斥的只是“中产的智识阶级分子的坏脾气”。现为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鲁迅研究月刊》主编的孙郁，用“无畏的文字”来美化陈独秀尤其是鲁迅，所表现出也不是他自己的“无畏”，反而是鲁迅式的“反复颠倒无所不可”的愚民自愚、自私自利、自欺欺人甚至于不择手段搅混水的刀笔吏思维。

二、陈漱渝的“献功”事迹

比起孙郁，他的前辈同事、前鲁迅博物馆副馆长兼鲁迅研究室主任、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全国政协委员陈漱渝，对于鲁迅“反复颠倒无所不可”的师爷刀笔以及拿顾颉刚“献功”的英雄事迹，另有更加老到的活学活用。

2004年3月11日，上海出版的《社会科学报》在头版头条发表新闻报道《集全民智慧议家国大事――两会学者代表踊跃建言》，其中在“陈漱渝：正确的导向才能突显学术价值”的小标题下，有这样一段文字：“全国政协委员、著名鲁迅专家陈漱渝6日在全国政协社会科学界联组会上，就当前国内学术文化研究领域出现的背离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追求所谓‘前瞻性思维’现象，作了严肃的分析和批评。陈漱渝认为，有些学者以自由主义立场在媒体和网络上对当前国家的基本政治体制进行挑战，这种倾向值得关注。他说，在西方相对主义哲学影响下，有的学者片面强调人的认识的有限性与可变性，否认真理绝对性与相对性的辩证统一。目前，有些所谓‘自由主义的领航人’却主张全盘移植西方的‘议会民主’，把成立反对党作为政治民主的主要标志。他们把当今中国的政治体制称为‘后极权主义’，要执政党‘开放党禁’，‘向宪政政府交班’。这些人还擅长借学术研究宣传其政治主张，贬抑鲁迅抬高胡适就是一种表现形式。他们并不是站在学理层面客观评价胡适的历史功过，而是主张在解决社会政治问题方面采用胡适的多党制主张，说什么‘当年胡适的路径依赖，就是我们今天的路径依赖，当年胡适的努力就是我们今天的努力’（邵建：《中国自由主义的“胡冠鲁戴”》）。”

同年4月6日，山西作家韩石山在《西安晚报》发表杂文《鲁迅活过来会这样吗？》，其中引用了陈漱渝2003年12月28日在中国现代文学馆演讲《鲁迅的文化遗产与当代中国》时的一段话：“‘假如鲁迅活着’，看到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取得的辉煌业绩，一定会为之欢欣鼓舞。……如果看到闰土的后代走进了大学殿堂，祥林嫂的伙伴们成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半边天，华小拴和宝儿生病能得到及时医治，《一件小事》中的人力车夫成为了北京‘的哥’，爱姑们离婚结婚手续得到了简化，鲁迅肯定会含笑于九泉。”然后给出了自己的点评：“看了这样的话，我除了说陈先生‘三个代表’学得好之外，什么话都不敢再说了。”

5月10日，陈漱渝在《西安晚报》发表教训文章《鲁迅活过来不会这样吗――教韩石山学“假设”》。韩石山在自己主编的《山西文学》第6期以《把自己研究成鲁迅》一文给予回应。6月22日，陈漱渝利用手中的“政协委员反映社情民意笺”拟就《告状信》，分别寄给陕西省委宣传部新闻处和西安市委宣传部，其中写道：“在去年一次讲演中，我说了几句赞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话，竟遭到有些人的讪笑、攻击，说我无知识，昧良心。尤其过分的是，今年4月6日《西安晚报》刊登的韩石山文章，竟嘲讽我‘三个代表’学得好。在党报上公开拿‘三个代表’当调侃作料，显然违反了宪法和党章，应予查处。”

2005年10月，韩石山的《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他自称是被“鲁研界一位大人物”逼出来的一本书。

比起被韩石山称之为“鲁研界一位大人物”的陈漱渝以及他的继承人孙郁，鲁迅研究界的前辈人物许广平、郭沫若、姚文元、陈伯达、余秋雨等人，表现得更加邪恶和丑陋。

三、被豢养的鲁迅研究界

1949年10月，前国民党党员许广平以一篇媚时文章《在欣慰下纪念》，把已经去世13年的鲁迅完全出卖给了专政党的新政权：“待接触到1927年大革命血的实际教训，就更加确定了鲁迅对无产阶级领导的确信，和全心全意在它领导下忠诚奋斗到底！”

1961年5月，作家出版社出版了许广平“在大跃进精神感召下”写作的《鲁迅回忆录》，把上海时期一直与代表党组织的郭沫若、成仿吾、周扬、夏衍、阳翰笙、田汉、潘汉年、潘梓年等人撕扯对抗的鲁迅，打扮成为专政党领导之下的“无时无刻不是以一个‘小兵’的态度自处的”美妙可人。

1966年第14期的《红旗》杂志，在《纪念文化战线上的伟大旗手鲁迅》的栏目里，集中发表了六篇由“中央文革小组”操办的纪念鲁迅大会的发言稿。第一篇是姚文元的《纪念鲁迅革命到底》；第二篇是红卫兵代表黄平稳的《学习鲁迅，永远忠于毛主席》；第三篇是红卫兵及红小兵代表刘路的《斥西蒙诺夫》；第四篇是许广平的《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耀着鲁迅》；第五篇是郭沫若的《纪念鲁迅的造反精神》；第六篇是陈伯达的《在纪念鲁迅大会上的闭幕词》。其中许广平写道：“毛主席称赞鲁迅是文化革命的主将，但鲁迅总是以党的一名小兵自命。……当时鲁迅和毛主席虽然住在天南地北，但鲁迅的心，向往着毛主席，跟着毛主席，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是鲁迅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

相应地，与鲁迅几乎斗争了一辈子的郭沫若，也把冯雪峰执笔、鲁迅署名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形容为“鲁迅临死前不久的申请入党书”，进而做起了“鲁迅如果活在今天”的大文章：“鲁迅如果还活在今天，他是会多么高兴啊！他一定会站在文化革命战线的前头行列，冲锋陷阵，同我们一起，在毛主席的领导下，踏出前人所没有走过的道路，攀上前人所没有攀过的高峰。”

1976年4月，署名石一歌的《鲁迅传》，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用何满子的话说：“石一歌，即隐身在这个笔名下的11位某某某们，是四人帮卵翼下的鲁迅研究专业户。所谓鲁迅研究，就是把鲁迅改造成四人帮的守护神。”在这11名作者之中，就有后来暴得大名的余秋雨。而何满子所说的“把鲁迅改造成四人帮的守护神”，同样是对于历史事实的欺软怕硬、自欺欺人的歪曲改写。所谓“四人帮”的守护神，只能是当年战无不胜并且要万寿无疆的伟大领袖。被许广平矮化为毛泽东及其专政党的一个“小兵”的鲁迅，说到底只是一个孙悟空及其金箍棒式的“反复颠倒无所不可”的卫道武器和杀人工具；或者说是专制寡头毛泽东及其专政党用来维护极权专制的“家天下”及“党天下”的“存天理，灭人欲”的婊子牌坊。只要明白了这一点，被豢养的鲁迅研究界的余秋雨、陈漱渝、孙郁们，争先恐后表现出的鲁迅式的“反复颠倒无所不可”的愚民自愚、自私自利、自欺欺人甚至于不择手段搅混水的刀笔吏思维和刀笔吏言行，也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应该说，鲁迅式的“反复颠倒无所不可”的师爷刀笔以及拿“反对民党”之类的政治罪名祸害别人的英雄事迹，并不是当今中国吃鲁迅饭的文人学者的独享专利。只有写作鲁迅式的刀笔文字的聪明人才能够名利双收或升官发财，几乎是中国政学两界独具特色的普国常识。最近一段时间以来风靡大陆中国的“不折腾”的最高指示，说穿了就是鲁迅式的“反复颠倒无所不可”的刀笔吏思维的谬种流传。然而，中国社会真正需要的既不是“折腾”也不是“不折腾”，而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所初步展现的遵守程序正义和制度规则的平等参与、公平竞争的普世价值的落地生根和发扬光大，特别是最近的一批“健全的个人”们集体提倡的以人为本、自由平等、宪政民主、治官安民、和谐宽容的普世性的制度文明的切实建设与强力执行。

2009年1月28日于北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