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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给数千万农民饿殍冤魂一个纪念吧！！！

――“大跃进“45周年感言

杨金声

党的十六大东风，吹遍了神州大地，全国一派昂然生意，生气勃勃，“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热潮扑面而来，我们欢欣鼓舞，沐浴在十六大规划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的阳光下，幸福愉快地生活着。我们庆幸生活在盛世，赶上这好时代、好辰光。我们现在每天生活都象过年过节一样丰富多彩，衣食不愁，讲究营养，讲究卫生。现代化的家住楼宽敞明亮，这是过去我们连做梦也想不到的事，如今却是铁铁实实的现实。我们由衷地感激党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才使得我们国家在各方面均取得了伟大成就，尤其是我国神州五号载人飞船，在10月15日航天成功，举国上下一片欢腾，群情振奋。我是怀着激动心情收看这一伟大壮举的。如果当年不反“右”，不搞所谓的大跃进，不搞“文革”大倒退，我们成功会早20年，那样，今天美国就不敢炸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更不敢在我国南大门挑衅滋事的。如今，我们成功了，我们强大了，我们感到自豪。

古人云：“每逢佳节倍思亲。”在这过年过节似的温馨美好生活环境里，我们自然而然地会想起过去苦难的日子，想起45年前那场亘古未见的人为饥饿大灾难。

45年前，即1958年，我国大地掀起“大跃进”运动，席卷全国，“大跃进”引发共产风。这股共产妖风，将农村刮得民穷财尽，十室九空（应该说是十室十空），民皆饥色，鹄面鸠形，途有饿殍，村无炊烟。饥饿中的农民之苦，状况之惨是城镇吃商品粮的居民和中南海里不吃红烧肉的人想象不到、也看不到的。详情无须细说，仅举几则简例，即可说明问题实质：

(1)饿急的农民什么都吃，连猪都不吃的玉米秆子芯也吃，吃下去消化不掉，又排不出来，是夫妻的躲在房里，互相抠出不成粪的粪块，年纪大的人自己抠不出来则被活活胀死；

(2)饿急的农民什么也敢吃，把自己饿死的孩子煮着吃，被公社干部发现，还遭到斥责，可干部们也不想想，是什么原因把他们逼到这地步；

(3)家里有孤根独苗的男孩，则将几个女孩的米汤食给男孩吃，将女孩锁在房间里，硬被活活饿死；

(4)家里人饿死了，不敢声张，去冒领死人的米汤食。冬天，尸体存放久了，被干部们发现，揭开被子一看，尸体上的眼珠已被老鼠吃掉了，耳朵、脸、脚趾均被啃咬得脱皮露骨，目不忍睹，见到这种惨状，真是欲哭无泪，欲嚎无声啊；

(5)冒领死人米汤的现象，不止出现在一个地方，几乎村村都有，全家整户被饿死光光的，绝不是个别例子。山路崎岖，小路雨天泥泞难行，和水道纵横出门靠划小船的圩区，行走不便，又远离公共食堂，农民饿得走不动路，也划不了小船，致使小村饿死绝，小屯饿死光！

那三年，真的是鸡犬不闻，万户萧疏，蒿草阻路，屋舍颓然，寒风瑟瑟，日色无光，伤心惨目，有如是耶！呜呼哀哉！呜呼哀哉！

最让人不能理解和不能接受的，是几十年来一直以“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近年来改为三年困难时期）这个谎言，来掩盖连续三年的人为灾难。林肯说过：“可以蒙蔽多数人于一时，也可以蒙蔽少数人于永远，但不能蒙蔽多数人于永远。”据统计：当年的自然灾害，低于1956年和1957年，怎能以此来蒙骗群众，自欺欺人呢？这是极不自律、不自省、不道德、自毁信誉的拙劣做法。泱泱大国，堂堂中央竟出如此下策，夫复何言？

至于究竟饿死多少农民，当时政府虽有统计，却一直噤默不语，视为禁区。改革开放后，言论开禁了，一些书刊才敢陆续透露一些闪烁其词或语焉不详的数字。例如：《庐山?1959》一书（解放军出版社出版）P207-208上写道：“全国非正常死亡，超过一千万”。新党史《中国共产党七十周年》（中共党史出版社）P381上巧妙地写道：“由于出生率大幅度、大面积降低，死亡率显著增加，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一千万。”（请注意，这只是一年的统计数字）。《炎黄春秋》杂志2000年第三期P30则写道：“据正式统计，非正常死亡为4000万。”不管是“非正常死亡超过一千万”，还是“非正常死亡为4000万”。均不是信口开河、随便说说的戏言。这些书刊虽有一定的权威性，但毕竟不是政府官员的讲话，更不是政府的文件或文告，出于对重大问题的慎重和不讲过头话的考虑，这些数字的刊出，可能是留有余地的。（农民饿殍新数字为：4319万。见《安徽老年报》2005年5月25日第三版。笔者补注）

历史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那场延续三年多的“大跃进”共产风吞噬了数千万农民性命的惨案，过去已45周年了，面对世界史上空前未见的如此特大人祸，改革开放后，几届政府都对此保持沉默，讳莫如深，没有哪位官员说句道歉的话，更没有哪位官员说句抚慰的话，甚至连用遁词“非正常死亡”来掩盖饿死农民这句公道的实话，也没有哪位官员说呀!好像这解放后的新中国，根本没有发生过饿死农民这件事。这实质上是对历史的藐视，对人们良知的践踏，对信誉的毁损，更是对数千万农民饿殍后代的冷漠蚁视。这种冷漠与蚁视，是多么绝情绝义的啊！使他们投诉无路，哀告无门，何处去讨公道？何处去讨公道啊？只有仰天长叹，伤心落泪的份！人们不禁要问：这阶级的良心何在？这同胞的良心何在？这人类的良心何在？难道不及无偿为中国抗日时受害同胞索赔打官司而感动中国的日本律师尾山洪先生的良心吗？（尾山洪被中央电视台评选为感动中国――2003年度人物，中国评议组说：“尾山洪先生代表日本的良心，人类的良心。”引自中央电视台2004年2月20日晚8时06分第一套节目播出的节目内容）

有位中央领导说，牺牲上千万革命者的生命，才换来了新中国的诞生。而新中国却在和平环境下，竟将站起来的中国人民饿趴下，而且饿死竟达数千万之多！以这个数倍于革命者牺牲的生命，只换来“艰苦的探索”这句话，这是道地的愚弄群众的欺人之谈，哪有半点实事求是的精神！还有什么党心、人心、良心、党性、良知可言！领袖始终是英明的、正确的、伟大的，数千万农民生命值几何？不过蚂蚁一群而已！数千万农民换不来一句忏悔的话，这是多么令人伤心、痛心、冷心，使人深深的感受到世情是多么的冷酷啊！难怪古人说：“劝君休言封侯事，一将成名万骨枯”，如今却是千万饿殍谁念及，会堂犹唱功绩歌，怎不令人挥泪忆人祸！

如果不把被饿死的农民当作农奴、当作贱民、当作蚁民看待，45年后的今年，就连这一点可怜兮兮的民主要求、人道主义要求，也没有人愿给啊！叫人怎么去理解革命、解放、民主、平等、自由、人权呢？

时代在前进，社会在发展，思想在解放，人们对事物认识能力在提高，我国已开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三个代表”的思想已家喻户晓。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正在深入人心，特别是党中央将“三农问题”列为工作中重中之重，尤其是去冬今春开始为农民工催讨工资一事，甚是感人（我在此为我家农民工向中央叩谢！）这说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正在把“权为民所有，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和“以人为本”的思想，体现在帮民、护民、便民、利民这些亲民政策具体措施上，使人十分宽心、踏实、定心、放心，数千万农民饿殍如泉下有知，也会深感欣慰的，但他们饿毙时微睁的双眼，当时是想吃口饱饭，如今是期待着中央能说句道歉赔罪的话也就瞑目了！

我，一个农民饿殍的儿子（“大跃进”共产风时，我家饿死6口人，我的慈母在1959年春天被饿死。我无力赡养远在农村的慈母，至今仍有负罪感。我永难赎罪），恳切请求中央，能以一个大国执政党和大国政府的勇气和气魄，以三个代表的精神，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出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情系数千万农民饿殍冤魂，象德国总统约翰内斯劳和总理施罗德那样（见后文），承担起历史上的和道义上的责任：

1、向全国人民公布45年前那场人为大饥饿灾难中，农民被饿死的较为切实的数字，并向死难者请罪，向他们的后代道歉；

2、为了让后世子子孙孙永远记住这历史灾难，不重蹈覆辙，建议在天安门对面为数千万农民饿殍建一个纪念堂（馆）（俄罗斯将用高科技手段，建立二战中最大败仗博物馆。见后文。）塑上衣衫褴褛、形容枯槁的农民，忍饥挨饿在劳动，倒毙在田头、路旁的惨状，让子孙后代永远铭记历史教训；

3、定个哀悼日（最好是定在一月十一日，因是1962年中央七千人大会开幕日），每逢哀悼日，首都天安门下半旗致哀；（前苏联斯大林执政时，强行推进集体农庄制度，饿死1000多万人，乌克兰饿死有数百万。现乌克兰将每年11月22日定为哀悼日，并建立纪念标志。引自2003年11月25日新浪网新闻）

4、每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全体代表会议时，开幕式上，全体人民代表起立，默哀三分钟。

上述逆耳意见，既是建议，也是要求，叩请中央能接受，并在适当时间内付诸实施。

可能有人认为我这个小百姓，给中央提了个大难题，让中央感到为难棘手。是的，这四项建议，若得到认可、决议通过，并付诸实施，在少数人中可能会有些阻力。不过若能认真贯彻“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并按照胡锦涛总书记2002年12月6日上午在西柏坡干群座谈会上讲话时指出的“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指导思想和方针去办，就不会背着沉重的历史包袱，就不会考虑其他诸如尊严、面子、权威等问题，就会与时俱进。那样，我的四项建议，得到确认，决议通过，并付诸实施，是顺理成章的事。

因为，每个人都有一定的人道主义精神，古人孟老夫子说：“侧隐之心，人皆有之”。俗话说的好：人心都是肉做的，孟老夫子还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何况数千万条农民生命，不能不算是广大人民群众最最根本的利益吧？既是广大人民群众最最根本的利益，那么给数千万冤死的农民饿殍建立一个纪念堂，既不过分，也不是奢求，而是理应该当，天经地义的。这是人道主义的体现，是仁义道德的体现，是功德无量、流传千古、全球传颂的好事，何乐而不为呢？

再因为，这是给我们的衣食父母、劳动农民阶级作纪念，不是给敌对阶级作纪念，也不是给敌对政治集团或武装集团作纪念，更不是给敌对国家作纪念。何况党章第三条规定：“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党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既然“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 ”，那么，今天，为40多年前数千万农民饿殍建个纪念馆，应该是适时的、恰当的、合情合理的，这是“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最好宣言。若这样做了，绝不会有失尊严和威望，相反，全国人民会团结得更紧，更贴近政府。这是一个泱泱大国，堂堂中央应有的胸怀和气魄啊！

还因为，我们的国体是以工人阶级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的政府，工人农民是国家的主人，尤其是农民，占当时全国人口的90%以上，而参加解放战争的解放军99%由农民组成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而没有农民参加和支援解放战争，中国革命的胜利也是不可能的。革命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让国家富强，让人民过上小康、富裕的幸福生活，总不能让人错误的认为：革命胜利了，革命成功了，政权建立了，对农民的切身利益、痛苦、温饱、饥寒，甚至连挣扎在饥饿死亡线上的惨状，也置若罔闻，置之度外，而仍奉行惟我独尊，唯我是真理，唯我是马列，我行我素，连饿死数千万主人也心安理得，心里平静，无波无澜，无声无臭，像踏死几十只蚂蚁一样不屑一顾，不值一谈，冷漠麻木，这未免太不近情理、太不人道了吧？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有社会良知的政治家和政府，岂能对此无动于衷？

君不见：

(1) 2002年4月15日，国航班机在韩国釜山失事，韩国有95名旅客罹难；

(2) 2002年10月12日，印尼巴厘岛发生爆炸事件，澳大利亚有88名旅客被炸身亡；

(3) 2002年10月23日，莫斯科在解救被恐怖分子扣压的人质时，有118名人质不幸丧生。

这三起事件，前一起是突然事故，后两起是歹徒蓄意制造的恶性案件，但是三个国家均重视人权，珍惜生命，都为死难者定了哀悼日，下半旗致哀。2003年10月12日和10月23日澳大利亚和莫斯科还为此建立了纪念碑。诗云：“他山之石，可以为错”。这些事例，难道对我们国家没有触动和启示吗？难道中国农民真的低贱到连饿死数千万这个天大的数字，都无人为之奔走呼号，给他们可怜的冤死的灵魂一个慰藉吗？这在世界史上是绝无仅有的！饿死这么多的人，没有一点纪念，这说得过去吗？改革开放后，建立了不少伟人、名人的纪念堂、纪念馆、纪念牌，就是没有一个纪念农民饿殍的，这太令人伤心了！农民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啊！伟大的中华民族怎么面对全世界人民困惑不解的疑问，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能不感到自愧吗？

再说，饿死数千万农民这个数字，可以和抗日战争我国军民伤亡的数字相比较，1995年5月9日，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同志在莫斯科卫国战争纪念馆揭幕式上发表讲话时指出，中国八年抗战，军民伤、亡3500多万人（其中牺牲2000余万人。见《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P31），退一步说，即使牺牲3500万人，这比“大跃进”共产风中饿死的人数还少500万！足见“大跃进”共产风这把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其残忍性远远超过了近200万侵华日军和100余万伪军这把屠刀啊！我的天啊！这是个残酷的数字对比，是很难让人接受的，怎奈事实是无情的。

抗日期间，日本侵略者和伪军用武力屠杀我们纯朴善良的同胞，我们能反抗，能躲避，而在稳定的和平环境里，“大跃进”刮起的共产风，殃及几亿农民的生存，致使他们困坐饿死达数千万之多，这是伤天害理，天理不容的天大惨案，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耻辱！是全体革命者的耻辱！人们把惨杀国家主席刘少奇这一冤案，看作是党耻国耻，我看，饿死数千万农民，更应看作党耻国耻。

唯物主义者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动机与效果应互相一致。不管什么动机，这极为惨痛的恶果，却是铁铁实实的事实。八年抗日战争，军民伤亡3500多万人，而短短的三年“大跃进”共产风竟饿死农民达数千万之多，这两组强烈对比的数字，赫然无情地摆在我们的面前，谁能说，数千万农民被活活饿死是光荣的？是幸福的？是悲壮的？是可歌可泣的？抑或是活该的？蔑视农民生存权利，草芥农民生命到如此程度，世所罕见！

大家知道二战时期的罪犯，在战败后除受到舆论的强烈谴责外，还要受到国际法庭的审判，受害国家人民还有权向战败国索取赔偿（当然，慷慨施恩，放弃索赔，又另当别论。据2000年11月16日中央电视台晚间新闻报告：德国已向俄罗斯当时被强征去德国当劳工的人（现仅存20%）赔偿4300万美元。）而在和平环境下，被好大喜功的狂热虚荣夺去的数千万农业劳动生灵，他们去向谁索赔？享有“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发明权的始作俑者，死后还有个纪念堂，而被活活饿死的数千万农民有什么呢？既无纪念堂，也无纪念馆，连块纪念碑也没有啊！他们均作了无谓的牺牲品！不是说，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吗？饿死这么多的主人，难道一点纪念也不给吗？这叫人怎能心安理得？叫人怎能不寒心？

有人说，50多年来，国家政治生活中发生的一些重大错误事件，涉及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均已平反昭雪，如“胡风反革命集团”、反“右派”、反“右倾”，十年浩劫中受害人上亿（占全国人口九分之一，见叶剑英1978年12月13日讲话）的一百多万件冤家错案等，唯独被饿死的数千万农民，从来没有人提及和过问过，更没有给一个说法和公道。这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中央人民政府，好像将这件亘古未见的、天大的历史惨案，忘得一干二净，而且讳莫如深，成为禁区。我觉得这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有的态度。

诗又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哲人有云：比较是最好的老师。

我们可以看看德国、奥地利、蒙古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这四个国家是怎样对待历史事件的。

（1）2002年2月16日，德国总统约翰内斯・劳访问以色列，在向以色列议会发表讲话时，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屠杀了几百万犹太人，向他们表示道歉，并请求宽恕，在几百万屠杀受害者面前低头请罪；2000 年12月7日，德国总理施罗德在访问波兰时说，纳粹德国时期，屠杀了600万波兰人（其中300万犹太人），我们要正视这些罪行，不能推卸历史责任和道义上的责任（引自中央电视台当日午间新闻）。不仅如此，德国政府还在首都柏林市中心修建一座纳粹大屠杀死难纪念馆。

此前，在1970年12月7日，德国前总理勃兰特还跪在华沙犹太人死难纪念碑前认罪。

愚以为，这座纪念馆无疑既是向死难者请罪、赎罪的忏悔证明，也是告诫生者尤其是掌权者，要善待人类、善待弱者，尊重人权（在中国，特别要尊重农民同胞）；永记历史惨痛教训，永不再犯历史罪恶。

（2）奥地利政府2000年10月26日宣布，为1938年至1945年屠杀65000名犹太人建立墓地。（引自中央电视台当日晚间新闻）

（3）2000年9月12日，蒙古人民共和国总理恩赫巴亚尔，在一次对全国240万民众的讲话中，对在30年代有30000人被杀害，数千人由于政治观点，失去其财产和工作而表示道歉，并说：“蒙古人民所经历的一段最悲惨的现代历史，就是政治清洗……没有一个蒙古家庭没有被蒙上政治清洗的阴影。”恩赫巴亚尔还代表蒙古人民革命党，请求全国民众原谅他们，原谅他们当时软弱无能，原谅他们党自五、六十年代以来，因为一些公民的政治观点而侵犯他们的权利。（引自《参考消息》2000年9月17日第三版）

资产阶级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能就他们上代人对世界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公开地、坦诚地、毫不遮掩地向全世界人民道歉，并为此建立纪念馆、纪念墓地，而且还跑到国外向死难者低头请罪，下跪认罪，这是何等的勇气，何等的胸怀，何等的气魄，何等的光明磊落！这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无所畏惧的态度，这才是有社会责任感、有社会良知的政治家的态度。

我们的毗邻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党政首脑，也能就他们党过去所犯的错误，开诚布公地向国内民众道歉，并请求民众原谅他们，他们的党并未因此失去威望和信任，民众并未因此而摒弃他们的党，反而更加尊重、依赖和拥护他们的党，这已为蒙古国内实际情况所证实。

（4）请再看看俄罗斯政府在对待历史上失败事件的态度和做法：

据2001年元月11日《青年参考》报道：俄罗斯将建立一座败战博物馆，将二战中苏联最大的一次败仗――维亚济马-布良斯克战役留下来的物品及当时的战况，用高科技手段，恢复当时战争情景，重新展现在世人面前。

布良斯克战役发生在1941年，当时的苏联红军要冲出重围，但指挥官维亚姆斯基的突围令下得太迟，致使苏联红军68万人被德军俘虏，战死者不计其数，这是苏联有史以来最悲惨的战役。

俄罗斯政府建立这个败仗纪念馆的目的，希望子孙后代永远汲取战争失败的教训。

这在一般国人眼里，是不可思议的事，会认为是长敌人志气，灭自己威风，露丑丢脸、失尊自辱的事，这怎能公诸于世呢？可是，俄罗斯的民族是伟大的民族，他们能承受得住这最大败仗的打击，并将这作为历史教训，让子孙后代永远汲取。

我们中华民族也是伟大的民族，我们也能承受得住“大跃进”失败的打击，我们为数千万农民饿殍建立纪念堂，确定哀悼日；下半旗致哀；全国人大召开全体会议时，全体人大代表起立默哀，也是为子孙后代永远汲取历史教训，这绝没有露丑、丢脸、失尊、自辱的意味。

我们先辈引进了外国先进的社会科学理论，改造了我们的国家和社会，引进了外国先进的科技知识，促进了我国原有的科技事业蓬勃而迅猛的发展；我觉得，我们也应该引进外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在对待他们上辈人犯下滔天大罪所持的思想和态度。外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这种思想和态度，不仅受到本国人民的欢迎和拥护，也得到国外舆论的赞赏和支持。我想，如我国政府也这样做了，同样会得到国内人民的欢迎和拥护，也同样会得到国外正确舆论和正直人士的赞赏和支持，绝不会有损政府的形象、尊严和威望，这也是人民政府有信心、有力量和诚信的表现。

若政府真的采纳了小民的四项建议，消息发布时，国内外舆论界会热闹一阵子。热闹过后，人们必然会冷静思考：中国政府之所以接受一个小老百姓的建议，是国内更加团结稳定的使然，是尊重人权、民主、和谐、宽松的使然，是人道、仁义、诚信的使然、一句话，是中共十六大后带来的新气象、这样的宽松、和谐、融洽的环境，正是国外投资者的理想地方！这是无形的资产，可靠的信誉，诚信的昭示。得失利弊，无须我在此置喙饶舌，政府自会权衡。

同时，这对青年一代也是个很好的教育，今天的年青人生活在幸福、美好、温馨的环境里，认为是理应该当，是天然的事，可一提到过去“低标准、瓜菜代”的生活，他们认为是“天方夜谭”，绝不可能发生的事，现在通过政府行为这一举措，使他们能纵向联系和对比，能认识到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来之不易的，懂得更加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努力报效祖国和人民，“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

此外，历史教科书，还应严肃认真地写上这沉重而痛心的一页，以教育青少年学生。

再说，人民有知情权，有了解特大历史事件真相的权利，法律也赋予人民评论当政人物和特大历史事件的权利，人民能够理解特大历史事件的背景，能实事求是地正确对待的，绝不会象“文革”时那样玩弄卑劣小动作，颠倒黑白，深文周纳地去评议特大历史事件的。理应相信人民的理智、宽容和善良。

古人有云：“义之所在，贱不可忽。”我相信，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胡锦涛总书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讲话精神为指导思想的中央领导层，会理解我们在小康生活环境里，为缅怀数千万农民饿殍而发自良心的辛酸、伤痛。凄楚和善意地苦苦哀求给一个慰藉的心情。

笔者小民，一介乡愚，年届古稀，且赢弱多病，行将就木，殷切期盼在有生之年，能看到中央人民政府给数千万农民饿殍一个慰藉，则小民即使在九泉下，也会感谢中央人民政府恩德的。

一个农民饿殍的儿子：安徽省无为县杨金声2003年12月28日――2004年2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