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者按；这是北理工大学胡星斗教授发表在博客中国的一篇文章，因原文较长，所以我分为上、下两部分来转载。

1958～1960年，毛泽东发动和领导了一场空前绝后的大跃进运动，全球为之震动。1958年10月底，一场空前绝后的大饥荒大死亡便接踵而至，一直持续到1962年，更使全世界为之震惊。20多年后，1983年6月底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坦承 “我国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然而，又过去了20多年，这场使“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的特大灾难的真相却并没有完全揭露出来。它仍是一大谜团。极少数人总是挖空心思妄图将这场历史恶迹大而化小，甚至想化为乌有。因此，围绕这场灾难的争论波浪翻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至今没有停止。而今，它已经不单纯是学术问题，而演变成了“该不该对毛泽东时代进行改革？中华民族要走什么道路？”的重大政治问题。

大是大非必须澄清！

一、当时世界：正值黄金时期，一片欣欣向荣

（一）、科技蓬勃发展，硕果累累

20世纪40年代，第三次科技大革命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文明景观。及至1957年，各个学科研究成果喷涌而出，璀璨辉煌，令人眼花缭乱。特别是空间技术和电子计算机的发展，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变化。1957年10月和11月, 苏联相继发射了两颗人造地球卫星, 从而开创了太空事业的新纪元。1958年晶体管计算机诞生，电脑从此进入了人类的生活空间。从1961年起，美国开始实施雄心勃勃规模巨大的阿波罗登月计划，到1971年“嫦娥登月”的美丽神话终于变成了现实。

（二）、各国经济如同百舸竞渡，迅猛发展

1949～1973年，被不同流派的经济学家称为世界经济史的黄金时期。其间，各个不同类型国家的经济建设均呈高速发展态势。到50年代中期凸现了一个令人惊喜的高潮。如果1955 年的工业生产以100 为基准，到1965 年，英国增加了134，美国增加了149，法国增加了179.8. 西德增加了189.2，意大利增加了216.6，日本则增加了415.2。1960 年，日本首相池田勇人发表“所得倍增计划”，此后，日本经济进入高度成长期。从国民生产总产值看，1955 年88646 亿日元， 1961 年便达到198528 亿日元，增加了一倍以上。

其时，亚洲四小龙养精蓄锐，也开始昂首起飞。

台湾 农业连年丰收，工业生产水平节节提升，在岛内产品不断取代进口的基础上，从1960年起实行战略转移，在很短时期内建立起了生机盎然的出口导向型经济。1957～1962年中国大陆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 ―9.3 % ，台湾则是51.2 %（引自《世界经济2000年回顾》。作者：世界著名经济史学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中心高级研究员安格斯・麦迪森教授）

香港 1959、1960年的人均区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分别是7. 4%、10 .3% .1960、 1961年不太景气,1962年5月港英政府推行稳定民生和激励经济的政策。1962～1964年间,香港的人均区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分别是9. 0%、12 .2%和8. 6% ,经济持续高速度增长。

新加坡1959 年 6 月成立以 李光耀为首的自治政府，初始时局势极为严峻，转口贸易日益削弱造成经济 异常困难，失业问题极其严重，由此引起社会动荡不安。李光耀启用著名的经济学家吴庆瑞任经 济部长，1959 年 11 月， 吴庆瑞领导的经济开发委员会制订了总体战略目标，颁布了《新兴工业法》和《工业扩展法》，对投资者免征一定期限 的所得税，获得新兴工业地位的工业企业在头五年内不必缴纳所得税。而且 给予关税保护。1960 年 4 月，政府又决定大规模开发裕廊区。为工业化打基 础。同年政府还制订了 1961～1965 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62 年成立经济 发展局，统筹实施五年计划事项。在第一个五年计划里，新加坡经济取得很大的进展，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为 7％，初步建立了工业化的基础。

（三）、各国纷纷建立健全福利制度，世界出现了空前的社会文明。

俯瞰1958～1961年间的人类家园，真可谓：中国大陆“风景这边独糟”――

二、三年大饥荒

（一）、空前绝后的灾难

请看周同宾先生的回忆录《饥饿中的事》（《良友周报》2003年8月9日）摘录如下：

全村人每人每顿只能分到一个窝头，而且越来越小，一直小到驴粪蛋儿那么大。后来，那么小的窝头也没了。粥倒是随意喝，但越来越稀，一直稀到一锅清水煮一筐榆树叶。清汤不限量，连老太婆也能喝五六碗。

大肚汉最多时一连喝12碗，喝得肚子突出，像扣了一口锅；可尿几次，就瘪了。

一场饥荒，正在乡村蔓延。

到三月，草木发芽，就吃野菜、树叶。历史上荒年吃过的东西，全吃遍了。过去吃，是小锅煮，如今是大锅。大锅太大，再多的糠菜扔进去也不稠。历史上没吃过的东西也全吃了，比如干红薯秧、玉米秆、麦秸，都碾碎，筛下面粉头的东西，取名“淀粉”，可以下锅，可以蒸成刺猬模样的团子。这是当时最好的食品。

几乎家家都分家。分家不是分家产，而是分开吃饭。弟兄分家，父子分家。两口子也分家。谁弄来吃物谁吃，只顾自己，不顾家人。八怪女人和八怪分家后，带着5岁的女儿。每当从食堂打来饭，八怪总哀求女人给他倒半碗。女人从不给他。那天，每人分一个拳头大的菜团子。八怪几口就把自己的吞下，看女儿手中还有半个，夺过来就吃，女人和女儿骂他，还没骂完，他已把菜团子全部塞入嘴里。拴娃在麦秸垛底下扒出两把麦粒，拿回家，用瓦缸片焙焦。正格格嘣嘣嚼，他爹爹看见了，说：“娃，给我吃点儿。”拴娃说：“你叫我亲爹，我也不给你。”饥荒中，亲情已淡得几近于无……

饥荒中，人心比铁还硬，人情比纸还薄。人人都学会了偷，当然是偷集体的，私人已无东西可偷。一是偷豌豆秧，豌豆秧比刺儿菜、毛妮菜、麦子好吃。从出苗不久就偷，一直偷到开花、结荚。再是偷红薯。有一窖红薯，本打算做种，开春后育苗的，大家都去偷。干部派人看守，看守人偷。干部亲自守，干部也偷。四狗去偷，刚扒出3个手指那么粗的，干部发现，边打他，边拉他去大队部。打他，他也不丢下手中的吃物，边走，边把粘满泥土的红薯往嘴里填。走到大队部，已经喀喀嚓嚓全部吃光。干部说，全村男女老少都不要脸。饥荒中，道德和脸面已无足轻重。

五爷是老直杠，从不沾集体的光。一直当饲养组长。他养的5头牛，个个好膘。在全公社的牲口评比会上，5头牛的头上都缠上红彩绸。他每天给别的饲养员发伺料，直接倒进料水缸，防止他们拿回家吃。后来，他自己就把牛料装进口袋带回家、拍成饼，放在火里烧着吃。再后来，牛料没了，牛草也少。他的5头年和别的牛一样瘦瘠瘠的，卧下，须用人揪着尾巴才能站起。那天夜里，他竟用镰刀活活地在牛胯上割下一块肉。牛疼得哞哞叫，一直疼死。

干部去时，他已经把那块肉挂在裤带上，藏在裤裆里。问他肉在哪儿。他说，已经生吃了。干部扇了他两个耳光。拖走死牛。他自己溜回家，堵了窗户，拔下房檐上苫的干草，点火烧肉吃。饥荒中，真正善良的人也变得自私、残忍。

类似的资料，举不胜举。本人当年是城里的中学生，住校，一天夜里，饿得实在难熬，曾经偷吃过学生食堂猪圈里的猪食―― 一些烂茄子。其情其景，没齿难忘。

关于1958年冬～1961年的大饥荒，官方存档的资料，同样汗牛充栋。举七例如下――

其一，《还清白于毛泽东――把真实的历史告诉人民》一书的作者张宏志先生指出：“以河北省为例，如1958年9月省委发出文件，宣布食堂不限量吃饭，两个月后不得不要求薯粮搭配；再两个月即1959年1月全省农村已经普遍出现饥荒；到5月已有55个村255个食堂停炊。”

其二，张宏志指出：1959年4月17日，毛泽东看了国务院关于山东等省春荒缺粮的材料后，亲自拟定题目《15省3517万人无饭吃大问题》，要求3天内送到15个省的第一书记手里，迅即处理紧急危机――当时，15省的中共省委书记都没有解除此等紧急危机。人人都知道良策何在，但是，人人都不敢提出来。

其三，1959年6月9日、11日、13日、7月3日、4日毛泽东连续批发中央关于大中城市副食、蔬菜会议的通知等。在大跃进中出现副食、蔬菜、日用工业品等严重紧张局面，成为城市经济生活中一个最突出的问题。李先念副总理向毛泽东和党中央汇报时说：全国今年工农业生产还在继续大跃进，但到目前为止，粮食、蔬菜、副食品、日用工业品，供应比较紧张，没有得到根本好转。
其四，1959年7月5日在庐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批示印发的陈国栋粮食问题报告提出：“告诉农民，恢复糠菜半年粮，可不可以呢？苦一年、两年、三年，就翻过身来了。多储备，少食用，以人定量，粮食归户，食堂吃饭，节余归己，忙时多吃，闲时少吃，有稀有干，粮菜混吃，仍然可以吃饱吃好，可不可以这样做呢？

其五，张宏志指出：“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中国经济遇到了很大困难。主要是粮食短缺，一直持续了三年。”“1959年底―1960年底，爆发了农村缺粮高峰。全国农村平均每人粮食消费量从1957年的205.5公斤下降到1960年的156公斤，1961年的153.5公斤”――请注意，全国农村粮食消费量中包含种子粮、饲料粮和社办企事业单位用粮。

其六，1960年，中共中央曾多次发出十分罕见、十分特殊的显示粮食恐慌的紧急指示。如5月28日《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仅仅9天以后――6月6日，中共中央再次发出《关于为京、津、沪和辽宁紧急调运粮食的紧急通知》。眼看秋粮将要成熟――9月7日，中共中央又紧急下发了《中央关于压低农村和城市的口粮标准的紧急指示》―― 一个计划经济一统天下、一切定量供应的时代，全国人民再一次降低口粮标准，可见灾情之惨烈！――特别需要关注的是，大灾之年，城乡人民之间严重的不公平！学者陈东林先生在《从灾害经济学角度对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考察来源》一文中指出：“从另一个角度分析，1959―1961年农村人均年消费量为164公斤，比1957年的204.5公斤下降了20 %，而同期城镇人口人均年消费量只下降了2.6 % ！”――请注意，农村人均口粮的下降幅度大大高于20 % 。

其七，1960年秋粮已经收割入库，这时，毛泽东时代中共中央最最特殊的一份文件轰然出世！――1960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号召全国城乡人民广泛开展大规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的运动的紧急通知》称：“根据科学家的建议，推荐广大城乡人民采集制造“玉米根粉、小麦根粉、玉米杆曲粉、橡子面粉、叶蛋白、人造肉精、小球藻等”――旷古未闻！这是世界史上无与伦比最珍稀的中央文件！

然而，张宏志竟然说：“大饥荒未酿成大灾难”――必须严正指出：这是丧尽理性人性的浑话！

中外历史上所有的饥荒，都是发生在一定地区一定人口一定时间之内，较大面积的饥荒很少延续一年以上――而中国，1958年冬～1961年间，960万平方公里辽阔国土的角角落落都在闹饥荒，世界史上有过此等先例吗？除了特权阶层，全国绝大多数人民都在水深火热中苦苦煎熬，世界史上有过此等先例吗？漫长的三年多，1000多个日日夜夜，全国绝大多数人民都在死亡线上无奈地挣扎，世界史上有过此等先例吗？

在世界史的黄金时期，一个泱泱大国的全体普通国民在长达三年多的时间里遭这么大的罪，到最后都要靠连猪狗都不吃的东西填肚子，难道还不是空前的灾难吗？――理应绝后！

（二）、空前绝后的罪恶

大跃进的发动，只能称之为错误、荒诞，不应算作罪恶。但是，分析大饥荒初期的成因，有3点的确不能简单地用“狂热”和“昏聩”进行定性――

1、造成大饥荒一个直接原因是1958年大跃进的最高潮“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压倒一切压倒秋收，直接导致了大丰产之年的秋粮大减收――无论从常识从农民的良知从执政者的责任来说都是不能容忍的；

2、造成大饥荒第二个直接原因是1958年粮食的高出口――毛泽东、中共中央最迟于10月底发现大饥荒已经降临（因为11月7日召开第一次郑州会议，此前，毛泽东的共产主义试点――河北徐水县人民公社彻底破产），但此后粮食出口仍在热火朝天地进行――创了建国以来第一个高峰！完全有悖于主政者应有的道德；

3、造成大饥荒第三个直接原因是粮食高征购――发现大饥荒发生以后依然我行我素，净征购量也创了建国以来第一个高峰――4172.5万吨，比此前的平均年征购量3324. 3万吨高出848. 2万吨――甚至到11月份的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也没有纠正――如果说这是一个与人民血肉相连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根本无法解释。

（注：第2、第3相关联，但又有区别。因为粮食高征购更主要的是缘于大跃进，再者，当时还有大量粮食储备。）

可以说，以上三项，当时如果少一项或者纠正一项，大饥荒的灾难都完全能够挽救过来。

特别是1959年大饥荒加重以后国家主权者的作为，实在不能不令大多数历史研究者万分愤慨――

1、面对如此大灾大难，在广大饥民翘首以盼嗷嗷待哺的两年多岁月里，竟然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救灾措施――立即开仓放粮、进口粮食或者请求国际社会救助；

2、面对如此大灾大难，竟然大兴土木，耗费巨资，兴建40多处富丽堂皇的现代化行宫；同时，各地诸侯也为自己营造大量楼堂馆所，疗养院，逍遥宫；

3、面对如此大灾大难，竟然舞会不辍，笙歌不停；

4、面对如此大灾大难，竟然拒不纳谏，反而将为民请命的彭德怀元帅打成反党集团头子，反而开展打击正直干部的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

5、面对如此大灾大难，仅仅为了证明自己“英明”，竟然一意孤行，坚持祸国殃民的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运动，使“左祸”变本加厉横行无忌；

6、面对如此大灾大难，竟然不顾人民的疾苦和死活，赌“小儿”之气，提前偿还苏联的债务；

7、面对如此大灾大难，竟然集中精力对外，大打反对“修正主义”的无聊口水战（什么是修正主义？说清楚了吗？）――最后，一生文质彬彬的革命战友周恩来愤愤而言：“不许放屁，内外树敌！”（邓颖超日记），革命密友霍查“同志”讥讽地说：“毛泽东的思想绝不是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与革命》）

8、面对如此大灾大难，竟然充当世界革命领袖，八方出击，一再组织盛大游行示威活动，高呼打倒美帝打倒各国发动派的口号――最后，笑容灿烂，与美帝头子握手言欢；

9、面对如此大灾大难，竟然实行革命化金钱外交方针，划拨巨款维持外国“朋友”――最后，一个一个“朋友”反目成仇；

10、面对如此大灾大难，竟然打肿脸充胖子，反而大量出口粮食援外（基本上都是无偿），在大饥荒时期创造了一个粮食出口高峰――当时，唯独中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受援国随意浪费，竟使中国大米发霉；

11、面对如此大灾大难，竟然连续三年对农民实行粮食高征购；

12、面对如此大灾大难，竟然开展惨无人道的反瞒产运动，采取法西斯手段逼迫饥饿的农民交出饲料粮种子粮甚至口粮；

13、面对如此大灾大难，竟然严禁饥饿的农民逃荒要饭――以免给领袖脸上抹黑、给社会主义抹黑――并且制定“城市流浪人员收容审查制度”――即打死孙志刚的恶法，让他们坐以待毙，活活饿死！

请看：1953～1960年全国粮食总产、购销量与进出口情况表（万吨）

年份 总产量 征购量 返销量 净征购量 净征购率 出口 进口

1953 16683 4746.0 1157.5 3588.5 21.5 % 182.6 1.5

1954 16952 5181.0 2022.5 3158.5 18.6 % 171.1 3.0

1955 18394 5074.5 1457.0 3617.5 19.7 % 223.3 18.2

1956 19275 4544.0 1674.0 2870.0 14.9 % 265.1 14.9

1957 19505 4804.0 1417.0 3387.0 17.4 % 209.3 16.7

平均 18162 3324.3 18.4% 210.3 10.9

1958 20000 5876.0 1703.5 4172.5 20.9 288.3 22.4

1959 17000 6740.5 1983.9 4756.6 28.0 415.8 0.2

1960 14350 5106.5 2010.6 3089.5 21.5 272.0 6.6

1961 135.5 581. 0

1962 103.1 492 .3

（注：1961年，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一线领导工作，采纳陈云的建议，冒险拍板，开始大量进口粮食，于是灾情趋于缓解。上表引自《中国统计年鉴》1983年）

以上所述，是钢铁一般的事实，它雄辩的说明了：大饥荒就是一场大人祸！

关于大饥荒的成因，当年毛泽东讲了三点：第一，连续三年严重的自然灾害；第二，苏联逼债；第三，“三分之一地区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势力大大作怪，对社会主义更加仇视，破坏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这些都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企图推卸罪责忽悠人民的谎言和借口。笔者各有专论，此处恕不赘言――话说回来，中国是个自然灾害多发国家，天灾年年都有，可谓家常便饭。至今，没有任何人说过，1959～1961年间没有自然灾害。可是，即使天灾再严重，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哪一朝哪一代出现过长达三年多遍及全国各个角落的大饥荒？――还可以想想， 1877夏～1878夏（1877年，光绪三年，丁丑年；1878年，光绪四年，戊寅年），华北大旱，死亡200万人。这是中国皇权体制下最严重的大旱灾，史称“丁戊奇荒” ――请问：发生全国性大饥荒了吗？――还可以看看，学者陈东林先生在其论文第二部分“决策错误对当时经济的影响” 中写道：“1978年在自然和社会环境上与1959～1961年时期有比较相似的地方：第一、两个时期的主要灾害、灾情程度相似。1978年由春至秋的特大旱灾，不仅范围大、程度重，仅就旱灾而言，超过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是建国以来最大的，而且是历史上罕见的……然而，两个时期的经济状况却出现了较大的不同：全国粮食产量：1959、1960、1961年分别比1958年下降11%、28.3%、26.25%，1978年则比1977年增长7.8%（1977年产量较低也是一个原因），达到建国以来最高的3047.7亿公斤；全国农业总产值：1959、1960、1961年分别比1958年下降14.5%、25%、25.9%，1978年则比1977年增长9.8%。”――请问：1978年为什么没有发生全国性大饥荒？

其实，早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四级干部7118人与会），三年大饥荒主要因人祸而造成，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县、地区、省、中央四级大多数干部的共识。根据2008-11-27 10:26启封的 《 邓颖超日记》，其中1975 年11月19日记道（周恩来说的话）：“1962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扩大工作会议（即七千人会议）。会上总结人祸带来灾难的教训，强调要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健全党内民主生活。会上有不少同志提出：主席退下。在2月10日的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表示：愿服从会议决定，辞去主席退下……”党史资料显示，2月8日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在会上说：“主要责任不在下面，不能让他们全部负责。这是全国性问题。路宪文、罗山县委书记、信阳事件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2月3日，周恩来说：“五年来五大运动：1957年反右派、1958年拔白旗、1959年反右倾、1960年整风整社，1961年民主补课、夺取领导权。这五大运动每年1个，偏差不少，主要责任在中央。”刘少奇也明确坦言：“第一责任在中央。”――这些，都无可质疑。

不管怎么说，如果不是当时如此胡作非为，能酿成如此水深火热的灾难吗？――即使毛泽东制造的“连续三年特大自然灾害”、“苏联逼债”、“1 / 3地区坏人掌权”三大神话统统属实（并不属实），也根本抵消抹杀不了人灾人祸的铁的事实。

总之，中国是个多灾多难的国家，历史上发生过数百数千次饥荒，但1958年冬～1961年的三年大饥荒，与之大不同：主要是人祸所致――难道，这还不是空前绝后的罪恶吗？

三、三年大死亡（饿死）――空前绝后的大灾难大罪恶

连续三年多大饥饿，必然造成大死亡。可是，极少数人却妄图抹杀“大量饿死人”这一“真实的历史”。

“倚天剑鸣”先生提出：“关键不是数字，而是所谓“饿死”的概念标准界定。什么叫饿死？毫无食物充饥，人身自由受限制，无法寻找食物，或者居住地象沙漠不毛之地，无任何生物植物可充饥，使人体无法获得基本（最低限度）维持生命的食物能量，只能眼睁睁的耗尽身体能量而死去的，这叫饿死。几乎近似于绝食。”又说：“只有在统一了饿死这个概念标准的前提下，争论才会出结果。”――根据这个界定，他提出：大跃进三年根本就没有真正饿死人。

“饿死”的概念的确是一个应该首先搞清楚的问题。针对“倚天剑鸣”的观点，笔者也写了一篇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