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时期各地的伪军名号各不相同，较为著名的有“皇协军”、“保安队”、“警备队”等称呼。在中国大陆，伪军往往与“顽军”一词同时出现，合称“伪顽”。根据日本占领区的傀儡政权的管辖范围，设立如“南京和平建国军”、“华北治安军”等。其中的“华北治安军”，在汪精卫政府成立后改名“华北绥靖军”，俗称“皇协军”，是抗日战争期间，日军华北方面军扶植的一支中国武装。

伪军即由侵略者国家组织其占领地的民众或投降的敌方军队士兵所组成的军队。在中国多指抗日战争时期协助日本军队进行军事活动的以汉奸军队，这些伪军主要有汪伪国民政府的和平建国军，俗称皇协军；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的华北治安军和伪满洲国的满洲国防军等。这些军队被老百姓称之为二狗子、汉奸军队等。但是，伪军和二鬼子不同，使用时不应当混淆。

抗战时期伪军的数量在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占领区内的反抗活动此起彼伏，为镇压地方反抗而牵制了大量的作战用正规军。为解决前线作战兵力不足的现象，希望利用当地现有的兵员维持统治，招募当地人民来负责占领区治安。根据日本占领区的傀儡政权的管辖范围，设立如“南京和平建国军”、“华北治安军”等，各傀儡政权没有相互干预伪军活动的权利，但日本军官有权随时任意调遣地区的伪军。

1938年时，伪军在中国的数量约为78000人，随着1940年汪精卫叛离国民政府建立新的政府后，在华伪军数量急剧上升至145000人。其中，又以1943年5月14日，庞炳勋、孙殿英两人联名通电投日，所率领的军队数量为庞大。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后，经过中国军方统计，除伪“满洲国”以外所有驻华伪军的数量大约是118.6万人

伪军在北京举行大阅兵，结果全部都是扛着红缨枪，根据地儿童团的装备水平。

有时，我们看伪军的番号动辄方面军级别，总认为兵力庞大，其实那只是拉大旗而已。那些原地方军阀的投敌分子改编的伪军是个什么规模呢？例如；1941年6月，孙良诚所属伪第2方面军第4军才区区6000人，伪华北治安军第一路军才5000 人，伪自治军第一军第一旅才区区1000人。45年伪军第3方面军所属2个军4个师，才25000人，伪警卫2师才2000人。规模最大的第2方面军实际人数只有6万，下面的军师人数更少，例如汪伪第2军，才7000兵力。基本都是军级番号，旅级人数，要么是师级番号，团级人数。

东北伪满洲国有10来个军管区，45年第2军管区只有7700人，第3军管区7400人，第4军管区7200人，第5军管区1.55万人，第6军管区5600人…总共10多万人。这些人是真心要当伪满军吗？当然不是，伪满在东北是强行征兵制，如果不去当兵就要勤劳奉公去当劳工修要塞。直到1945年，日本人也没有建立出哪怕1个师可以充当主力参战的伪军部队。而且所谓的大量伪军，绝大多数都是保长类的农民。真正的伪军只有60万人。

抗战胜利了，伪军去哪儿了？

随着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失利，日军抽调部分在华军队，许多敌占区主要靠伪军维系。见大势已去，很多伪军从1944年起，开始纷纷撤逃或反水。任旭东老人说：“我们对伪军俘虏，只要是缴枪投降，就表示欢迎。他们大多数还是愿意参加八路军，有些不愿意的，我们就放他们回家，给他们开个路条。如果有人还想当伪军，我们也放他们回去继续当伪军。”

　　抗战胜利后，拥有绝对军事优势的国民党并未在后来的战争中获得胜利，国民党内有人认为，这与国民党军政部部长陈诚在日本投降后不主张收编伪军有关，陈诚也因此背负了骂名。其实八路军当时缺乏军费和物资，大部分伪军投降的首选是国民党，更有大量“明八路暗中央”的伪军，先假降八路，再大量叛变转投国民党。可见，并不是所有当过伪军的人都能像马骏一样，从此坚定地投人到共产党的怀抱。时为新四军的左勇说：“共产党收编的伪军后来全部叛变了，跟国民党跑了。对伪军来说，八路军算老几，人家国民党是国军，全部都是美式装备，我们穿得破破烂烂的，老百姓都看不起我们。”

汪精卫并未看到他建立的伪政府覆灭的那一天，由于1935年遇刺时，留在体内子弹引发的病情恶化，1944年11月10日，汪精卫病逝于日本名古屋，后葬于南京郊外的梅花山。　　1945年8月15日中午，日本天皇向全国广播了接受波茨坦公告，实行无条件投降的诏书。随着日本国旗的缓缓落下，清算汉奸和伪军的时刻来到了。从1945年起至1948年，不论是国民政府，还是共产党都没有停止对汉奸和伪军的审判。在漫长的抗日战争中，有的人因为挺身而出而被赞扬，有的人因为随波逐流而被唾弃。

　　1945年9月下旬，国民政府下令，在全国各地对汉奸进行大逮捕。此项工作主要是由军统特务机构执行。到1945年底，南京市奉命接受了军统局移送的汉奸200余人。1946年4月1日，国民政府司法部正式任命赵琛为高等法院院长，陈长虞为代理首席检察官，高等法院即在南京朝天宫正式成立。据统计，1946年4月至1947年2月，高等法院共审理汉奸案530余件，终结381件。其中判处死刑14人，无期徒刑24人，有期徒刑265人。

中共抗击了全部伪军？中共方面针对伪军的策略，其实也并非只有“武力抗击”一种。事实上，国民政府那种“秘密潜伏”一类的手段，中共方面同样广泛使用。总体而言，中共方面对伪军的基本策略，是和平收编为主，但因意识形态问题，及中共所处政治地位与重庆国民政府不可同日而语，单纯的和平收编往往不容易做到，而大多须采取一定的武力威吓方能见到效果。正如吕正操所言：“伪军中有很多有良心，不愿为敌役使，但为环境所迫而暂时投伪，故争取他们反正并不是件难事情，不过这些人往往散漫成性，认识不清，而极度摇摆于利害之间，若不加以压力，和平争取是不易成功。就过去的经验而论，要打算争取他们反正，处以先兵后礼的手段还是重要。”

与国军一样，中共方面对伪军的策略，也可大致以1940年为界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

1940年之前，对伪军多采取强硬打击的策略，但效果不佳；1940年后，为应付日趋严重的日军扫荡压力，对伪军的策略日趋灵活，如1942年12月，黄敬在冀鲁豫边区党委高干会上反省：“对死心塌地的汉奸才给以歼灭打击，纠正过去只找软的欺、缴枪第一主义的观点，以及打击动摇的与我有关系的伪军，向之需索不遂即藉口实行军事进攻的错误。过去随便乱打，将动摇的伪军及地方土著势力赶向敌人及顽军的痛苦教训，应为今后深刻警戒。”

到1942年，策动伪军秘密潜伏的策略，也开始被中共方面所接受和实施，对那些愿意与中共建立友好关系，但又不愿意加入八路军的伪军，允许他们以模糊的面目和立场继续和平存在。如一份名为《对敌伪军伪组织的工作决定》的文件要求道：“不要他们立即反正，争取长期埋伏，求得将来的有利时机。……已经建立其良好关系者，则不应采取反正，……宁让伪军占领，不可引起日寇注意，直接来控制这些区域。……只有某些深入我根据地而为我必须的据点之伪军，再可能时争取反正，某些伪军因与我秘密关系披露不得已可实行反正。”

但中共在伪军工作方面与国民政府相比，毕竟存在着天然的劣势（意识形态与政治地位），故其成果也远不如国民政府。据1945年6月冀鲁豫边区的一份名为《关于掌握伪军工作的总结》的文件中记载，“我们一年来掌握伪军工作是没有全部完成的。我们掌握数量，仅过伪军总数1/25，如只从地方伪军计算则为1/15。工作较好的如六分区完成15%，三分区完成10%，被敌解决者除外，与要求难（原文为“难”字，不解何意）掌伪军1/5即20%，相距很远。”此种情形，与抗战胜利前夕，大多数伪军都与国民政府取得了联系，自难相提并论。

无论是依附于日军的伪军，还是秘密投靠国军的伪军，对中共方面而言，都是对立面，都必须采取措施予以“抗击”。故而，所谓“解放区的人民和军队抗击了几乎全部伪军”这个结论，在这个意义上，其实是说得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