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5月11日特朗普政府宣布把中国2000亿美元出口产品关税从10%上升到25%之后，中美在各个领域的关系迅速恶化。中国方面随后对美国600亿出口产品加征关税实施报复，而美国政府又宣布对中国高科技公司华为实施出口管制。与此同时，中美在台湾问题、南海问题、伊朗问题等多方面的角力也引人瞩目。5月21日，美国宣布将对华为的禁令延迟90天实施，似乎为中美G20首脑峰会留下了一定的空间，中美贸易摩擦貌似短期略有和缓。

然而，在双边贸易谈判未果之后中美关系如此“失控”的表现，一方面既说明经贸关系对于中美关系压舱石的重要地位，一方面似乎也在暗示，即使中美双方共同的经济利益如此广泛——每年有超过6000亿美元的贸易规模——似乎也都难以压制中美之间的其它矛盾和分歧。从目前的情况看，也许已经到了要系统性的审视中美双边关系并考虑战略性的应对方案的时候了。

中美关系：冲突的根源与缓和的可能

笔者以为，中美矛盾既有修昔底德陷阱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冲突的方面，也存在意识形态、政治经济运行规则不一致的方面。中美关系当前空前的挑战是这两个领域近几年来矛盾持续积累的直接后果。

在过去的几十年间，虽然中美在意识形态与规则方面始终存在分歧，但是由于中国与美国实力仍然差距较大，难以对于美国和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构成冲击，而且美方也一直对于中国在不断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步接受西方的观念和体制抱有希望，双边的矛盾始终能够得到有效管控。

然而近几年以来，伴随着中美实力的日益接近以及中国在观念体制方面出现的一些与美国希望背道而驰的发展，突然间美国发现，如果一切照旧，未来不仅仅中国可能取代美国成为国际社会主导国家，而且中国支持的国际秩序可能与今天的国际秩序也显著不同。这对于美国的国家安全和价值观都会构成重大威胁。美国当然需要单方面考虑重新调整中美关系，中美关系迅速恶化事出有因。

理论上讲，如果中美矛盾重新有所缓解，这两大基本矛盾至少有一个需要缓解，这无非是两种情形：1）中美的制度安排价值观念逐步趋同；3）中美有一国被削弱成二流国家，不再对对方构成威胁。前者双方可以通过共同的价值观念和规则来弥合分歧，管控双边冲突；后者则需要经过一场零和游戏，决出胜者。

差序格局VS通则与法治

中美在观念和规则方面的冲突似乎难以弥合——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而美国是资本主义国家。一般认为，中国国有企业控制关键产业而美国则是私有资本；中国共产党是工农联盟的产物，而美国的执政阶层则是大资产阶级的代表；社会主义提倡共同富裕，而资本主义则唯利是图，贫富分化巨大。

然而，这样政治化的概括真的能解释中美规则分歧的根本吗？并不见得。笔者以为中美的意识形态冲突和冷战时期的苏美冲突根本不同。在所有制方面，中国宪法与美国一样保护私有产权产权，是否彻底消灭“私有资本”和“剥削”似乎从来也不是中美冲突的关键议题——甚至是议题之一。虽然中国国企影响巨大，但是许多欧洲国家如挪威、亚洲的新加坡等国也拥有规模庞大的国有企业——在“竞争中性”的情况下，美国和它们也没有意识形态的冲突。

而在共同富裕方面，大部分西方国家都重视向中低层民众提供社会福利，一些北欧国家政府支出占GDP比重超过50%，社会分配尤其平均。实际上，在过去举行的中美战略对话中，美国多次要求中国增加国企分红，将资金用于民众的福利支出，增加中国的消费和内需，以平衡两国的贸易关系。从统计数据上看，美国的基尼系数比中国还低，贫富差距小于中国。

在美国的国会议员中，确实是律师、企业家、银行家占比较高，但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中间似乎也少有农民和工人的代表。事实上，一位普通制造业工人如果需要投诉政府，对公共事务表达诉求，在美国找到一位自己选区的议员恐怕远远比在中国找到一位党的中央委员更加容易。

笔者以为中美规则差异可能更源自于农耕文明的“差序格局”与商业航海文明的“通则与法治”的矛盾。这一差别最早见于中国社会学奠基人费孝通先生的著作。他认为，中国的社会结构“像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在不同的圈子上，适用于不同的规则——所以是“差序”。例如，中国社会办事的时候，一般人就公事公办；熟人则可以托关系，走后门，关系越亲密，通常后门就越宽。因此，中国人的社交中有大量的小圈子、小团体。反过来，西方社会则是个人间的联系靠着一个共同的架子——社会或国家；先有了这架子，每个人结上这架子，然后才互相发生关联，所以尊重“通则”，讲究法治。西方社会人情就相对淡漠；父母送孩子上大学孩子甚至还需要向父母偿还学费。东西方的差异也体现在语言上，中文关于非直系亲戚的词汇有几十个，用区分远近亲疏，而英文里则只有uncle, aunt, cousin等几个词。

按照费孝通先生的说法，中国的“差序”与持续几千年的中国农业社会相关。农民大体是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如果和外界有联系，如生了孩子要送红蛋，有丧事要出来助殓，通常交际有一个范围，出了这个范围和圈子，则与自己的关系就比较淡漠，使用的规则就有不同。而西方文明一开始就是航海文明，商业文明。从西方文明的起源希腊开始，希腊人就以贸易航海为经济基础，他们和东边的波斯人做生意，和南边、西边的埃及人、腓尼基人也同样做生意，自然要一碗水端平，搞出一套通则。

笔者以为，这个角度也许可以更好的解释中美的规则和价值冲突。美国人抱怨中国市场不开放、规则不透明，笔者认为，其实对于圈子内的人和企业，中国市场一直开放，规则也很透明。美方批评中国政府对国企实施补贴，做不到“竞争中性”，其实“差序格局”本来就意味着“亲儿子“和“干儿子”会得到不同的对待。西方社会中政府权力受到约束，是为了确保政府也服从法治和通则——政府也不过是连接在社会契约这个架子上的一个实体，与政府并列的还有商界、学界、媒体等等；然而，在差序格局中，中国的政府是整个社会的中心——中心怎么可能和其它的位置处于一样的地位？所以政府通过各种方式实质上引导和管理着企业、大学、民众和其它的社会组织。

当中国人对于“去IOE”战略感到理所当然却对美国人因为国家安全的顾虑限制华为义愤填膺，这其实并不是有意的实施“双重标准”。几千年以来，中国社会一直奉行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差序准则，而对于那些主张“兼爱”的思想家如墨翟痛斥不已，认为他们“无父无君”。这种观念与耶稣基督“爱世人”，对每个个体都一视同仁显著不同。

选择一：更大力度的改革开放甚至敢于成为美国的盟友

从文化的角度来说，很难说东西方体系谁更优越。然而，如果以便利社会化大生产和发展生产力为标准，也许必须承认西方社会的尊重“通则”的体制更有优势。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前中国最优选择应该是更大程度的改革开放，以更大程度接受西方规则来缓解中美矛盾；甚至如果经济领域的改革还不够的话——中方还可以在考虑在更加敏感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方面，也推进改革。为什么不可以大胆的去想象中国接受这些更现代的规则后甚至有一天会成为美国盟友的一员？就笔者看来，政府权力是否受到制衡似乎无关是否应该消灭剥削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争，更像是农耕社会和工商社会的差异。

从力量博弈的角度来看，在规则方面的冲突被弥合之后，中美之间的“修昔底德陷阱”就变成了中国正当的发展权和美方那些坚持一定要维护美国霸主地位的少数右翼势力的矛盾，中国有望争取更多美国内部的同情与支持——美国副总统彭斯和前财长鲍尔森去年10月份的讲话都说明许多美国人对于中国发展路线的担忧超过了对于中国实力上升的担忧——美国绝非铁板一块。同时，如果中国接受和维护比较先进的世界政治经济规则，欧洲日本这样的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也未必一定要站在美国一方。更重要的是，尊重法治和通则本身会不仅大大解放中国生产力，增强中国的综合实力，还可以有效团结国内可以团结的力量，避免国内许多民众因为对于政府代表性存疑而对“贸易战”持有旁观者的心态。即使中美冲突，中方获胜的概率也会显著增加。

中国的选择二：新“冷战”与成为二流国家的风险

当然，如果在规则冲突方面的分歧难以弥合，中国可能就需要认真的准备一场真正的战争——纵然热战可以避免，冷战恐怕难以逃脱。考虑到中国在许多观念和规则上与现有的国际体系的巨大差异，中国的崛起一定是对于美国的巨大威胁。笔者以为，直到有一天一个国家被打败彻底沦为二流国家之前，两国的互相遏制，互相对抗恐怕都将持续，中美之间难有缓和的空间。

笔者以为，阻止中国从西方国家的技术外溢中获取先进技术，同时让政府主导国家干预为基础的中国经济和以市场经济为基石的西方市场脱轨是削弱中国实力的基本手段。虽然特朗普政府对于中国华为等高科技企业的出手似乎不讲规则，但是一旦中美确立了对立关系，笔者认为这样的事情未来可能还会愈演愈烈——无论是什么人做美国总统。

如果中美最终走向“新冷战”，虽然不能说中国就没有获胜的机会，但是历史经验现实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国家，崛起大国直接挑战守成大国的胜算不算太高。一些爱国的中国民众固然有为国奉献的热情，但是也千万不宜低估美国方面在确立威胁之后的团结和牺牲精神。美国商界一向对于本国政府挑起贸易争端持批评态度，但是越来越多的商界领袖在认同中国可能是美国威胁的情况下对特朗普的一系列作为保持沉默。

有人说时间站在中国一方，但是恐怕熟知大国冲突各种理论的美国（实际上这些理论大多是美国学者提出）根本不会给中国继续扩充实力的机会。实际上，如果卡住了中国技术进步的渠道，让中国经济与市场经济国家逐步脱轨，再台湾等安全问题上消耗中国的国力，中国的实力也很难上升。此外，考虑到中国当前的体制还难以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在中美冲突中中国也较难找到实力强大且可以信赖的盟友。

如果中国挑战失败，就可能丧失民族继续复兴的机遇，现代化之路也可能半途中止。笔者相信美国对于中国的遏制最终会缓和下来——在中国变成一个对美国没有威胁的二流国家之后。

做出历史的选择

在6月底G20中美峰会之前，中美摩擦似乎有暂时缓和的迹象。在这个难得的窗口期，是双方认真思考处理双边关系空窗期。未来数月中美关系的发展有可能是对于全球数十亿人口和未来几十年历史会发生重大影响的所谓历史的“关键时刻”。

国内有媒体评论，“中国无意于挑战和取代美国，美国也无法左右中国”。笔者以为这种说法对外无法取信他人——美国不可能未来把自身和国际体系的安全寄托在中国“无意”之上，对内低估了美国对于中国未来的影响力——如果美国今天下定决心遏制中国是可能对中国的现代化之路造成极大的障碍。

中国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身的选择。笔者以为，在规则接轨方面越彻底，在发展空间方面美国对中国的压力就越轻——虽然也需要中国有技巧的斗争和争取；反之亦然。笔者期待，寄望中国的政治家能够有足够的智慧和勇气，带领中国这艘巨舰穿过大国博弈的暗礁险滩，结束两千年“治乱兴衰”的历史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