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他生前以一己之力，在世界上三次化解核危机已成为铁定的史实，且每一次化解，都是在人民群众众志成城、毫无恐惧的情况之下，都是在无形之中，使自己的威望和国家的地位都得到大幅度的提升。

　　说来也巧，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原子弹的初爆几乎是同时的，都在1945年，5月，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被载入党章，7月，原子弹在美国初爆。

　　原子弹的爆炸即意味着它的死亡。而在此之前，毛泽东思想在形成的过程中，已引领中国共产党、革命军队以及中国人民从无到有、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发展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并且以后的事实也继续证明，她将以独特的魅力和顽强的生命力在人类历史上大放异彩。

　　1945年春天，也就是毛泽东思想被中国共产党清醒地认知，并明确确立为指导思想的同时，欧洲战场的硝烟也逐渐消散，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空前强大，在东方，日本军国主义势力败局已定。

　　就是在这样一个即将刀兵入库、马放南山的前夜，怀着恐吓、要挟全世界人民的阴暗心理，由总统杜鲁门下令，美国匆忙把他们刚刚研制成功的原子弹投向日本的广岛、长崎，造成十几万平民的无辜伤亡，数十万人几十年里饱受核辐射之苦。

　　8月6日，原子弹在日本广岛爆炸以后，延安的《解放日报》和其他媒体一样做了报道，着重渲染了原子弹的威力和恐怖。毛泽东看到后，叫来日报社的负责人，对他们的唯武器论，忽视人民力量的观点，给予严肃的批评。一年后，更是明确指出，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而决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这就是毛泽东第一次对原子弹的反应和态度。

　　后来形势的发展给毛泽东的论断做出了精彩的注脚，他以“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的魄力，带领他的军队和人民，展开人民战争，以原始简陋的装备，在三年的时间里，就打垮了蒋介石用美国新式武器武装起来的八百万正规军。

　　毛泽东第二次遭遇原子弹是在五年后的1950年，当时，美国以两个八国联军的力量砸向区区朝鲜半岛，并无视中国外长周恩来的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兵临鸭绿江，其剑指中国的野心已昭然若揭。

　　面对联合国军的蛮横无理，为了新生共和国的长治久安，毛泽东经过反复慎重抉择，决定：打的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毅然出兵朝鲜。

　　志愿军不负重托，一个月下来，就打的十六国联军满地找牙。又是这个杜鲁门，恼羞成怒，再次意图动用原子弹，11月30日，在记者招待会上扬言，美国“一直在积极地考虑使用原子弹”。

　　此言一出，举世哗然，谴责者有之，暗喜者有之，恐惧者也有之。一时舆论纷纭，不一而足。面对乱局，毛泽东四两拨千斤，一句“你打你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就轻轻地卸去了压在人们肩上的千钧重压。

　　随后，毛泽东运用仁勇兼备：对垒即打、缴枪即优的战略，赢得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的同情和支持;在战术上又打打停停、谈谈打打，硬是把联合国军打回三八线， 使中国军队在国际上一扫一百余年的晦气，一战成名。玩的杜鲁门是毫无脾气，直至战争结束，也不敢再提原子弹。

　　毛泽东第三次提起原子弹已经到了1957年底了。11月2日，毛泽东率代表团第二次出访苏联，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纪念活动，并出席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和68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史称莫斯科会议。

　　会议期间，手握核武器的赫鲁晓夫象美国一样，把原子弹吹的神乎其神，简直就是末世魔鬼。

　　面对美苏两个核大国演出的讹诈双簧，毛泽东已洞悉一切，以毛氏对不友好的对手特有的、调侃轻蔑的语言，亦庄亦谐地指出：“不是我们要打，是他们要打。一打就要甩原子弹、氢弹”。有人认为“人会死绝的。我说，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是二十七亿，一定还会多”。

　　同行的宋庆龄听后都发出会心的微笑，奈何一群高贵的大老爷们却吓的面如死灰，有的指责毛泽东是战争狂人，有的抱怨自己地狭人缺，经不起一蛋打击……一时，象炸了锅一样，蜂飞蚁奋，歇斯底里，吐沫横飞，所有的怨气都指向毛泽东。

　　丫的，以你们的胆量和能力，够得上一颗原子弹吗!你们也配?他们的原子弹是对准中国的，目标是毛泽东!

　　果不其然，随后，美国就给这些小子们吃了颗定心丸，总统艾森豪威尔哀叹 ：“毛泽东是一个极难对付的人物，恐吓、威胁对他没有用”、“原子弹的最大威力是在发射架上”。这又一次反证了毛泽东“帝国主义是纸老虎”、“原子弹是纸老虎的”的名言。

　　虽然如此，在战略上藐视敌人的毛泽东，在战术上却是极其谨慎的，决不是单凭血气之勇的莽夫可比。原子弹在人家手里，“我们又不是他们的参谋长”，人家啥时候甩，也不会征求我们的意见，我们总要做这方面的防范。在军事防范的同时，在其他方面也同样有长远布局。

　　还是在这年的上半年，毛泽东在做《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演讲时，专辟一章论述计划生育问题。当时，高层大多数人对此也是不甚理解，演讲中，会场多次发出不解的戏虐、但却是善意的笑声。但从后半年开始，毛泽东已基本上不再做计划生育方面的指示，《正处》定稿时，也删去了有关计划生育的章节。一直到1970年代初期，才再次把计划生育提到国家的议事日程。

　　做这样大的变动，防范美苏的核讹诈，不能不说是其中的原因之一。而以毛泽东的性格，是绝不会向敌方示弱的，不会明言此举是为防备原子弹。只能是以巨人之肩，独自默默地挑起这整个民族的重担;以大海一样的胸怀，坦然面对来自各方面的不解、诟病和责难。即使左右股肱，也不愿对他们明言其中的隐忧。

　　1964年，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紧接着，毛泽东就授意周恩来向全世界宣布：中国决不首先使用原子弹。这一则表明中国研制原子弹是防御性质的，二则再一次印证了毛泽东一、两件新式武器不能决定战争胜负的战略思想是一以贯之的。

　　这期间有一个有趣的现象， 早在1951年，远在法国的核科学家、居里夫人的女婿、约里奥居里先生请他的中国学生杨承宗回国后给毛泽东主席捎句口信，“你们要保卫世界和平，要反对原子弹，就必须自己拥有原子弹。”

　　饱受美国核垄断、核讹诈、核威胁之气的毛泽东，欣然接受了朋友的建议，决定启动两弹一星计划。而决策层里一些人对两弹一星的上马却不怎么热衷，认为有碍经济建设。对他们这些久经风云的大国政要来说，真不知道这是如何滑稽荒唐的一个逻辑。他们的理由无非也就是“为国为民，稳定民生”，说到底，还是一个“怕”字，全然不懂得辩证法。最终，还是毛泽东的“一意孤行”，一语定乾坤：“应该尽早实验”。如此，加速了两弹实验试爆的进程，以“ 恐怖平衡” 阻遏了美苏两个核无赖的讹诈技俩，再一次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毛泽东最后一次和原子弹对峙是在1969年，时间可以准确到10月1日。

　　1950年代末期，苏共党就开始背叛列宁主义，毛泽东洞悉了苏共党的蜕变，及时给予善意的劝说。对此，一意孤行的苏共党恼羞成怒，率先发难，指责中国党为教条主义。一时间，“高天滚滚寒流急”，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对中国党形成围攻之势。

　　针对苏共党的无理指责， 毛泽东沉着应对，亲自组织并指导理论写作班子，对苏修的谬论进行反驳，史称“十年论战”。结果是攻守易势，强弱立判。在国际上，苏共被孤立，中国进一步赢得了朋友。周恩来总理在四届人大会议上自豪地宣布：“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在国内，也同步进行了防修预演，教育了人民群众，预埋下了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思想火种。使复辟精英和新兴贵族，虽然有权有钱有势，却仍然如坐针毡，惶惶不可终日。

　　苏修在论战中败北，却依仗武器装备的优势，试图在军事冒险中捞回面子。结果，在珍宝岛一个回合，就被打的撂盔卸甲，溃不成军。面对如此烂局，勃列日涅夫穷兵黩武，又在中苏、中蒙边境陈兵百万，以壮声威。不争气的勃列日涅夫也学步杜鲁门的后尘，动起了原子弹的下流主意，集中优势的核装备，对准中国的重要城市和军事基地，首都北京首当其冲。

　　在北京，毛泽东也向全国人民发出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要准备打仗”的号召。

　　中苏双方剑拔弩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毛泽东就是毛泽东，“敢同恶魔争高下，不向霸王让寸分。”即使在虎狼虎狼环伺的险恶局势下，10月1日，也依然登上天安门，与干部群众一起，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二十华诞，整个过程“胜似闲庭信步”。尔后，在对手错愕的注目礼中，潇洒离去。

　　此举确有冒险的成分存在，这是毛泽东的性格使然，他从不会苟且以有损他的尊严，更不容许损害人民的尊严、国家的尊严。但事后研究发现，在他舍身为国的意志下，还是有周密的布置和妥善的后事安排的。与苏修赌的就是不屈的意志。

　　还在国庆节的半月以前，一些省、市领导人就问起国庆节上天安门观礼的人事安排，他谆谆告诫不要到北京来，要各守岗位，以防苏修的军事打击。

　　9月下旬，经毛泽东授意，几天之内，在中国西部连续完成了两次核启爆，之后却秘而不宣，使美苏两霸摸不着头脑，满腹狐疑。而毛泽东则在他们的猜测疑惧中，健步登上天安门，在他们疑虑未消时，已从容检阅完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之后，中央领导集体疏散，只留周恩来在北京主持工作。

　　远在1968年12月12日，毛泽东就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把三年、六届近一千万的城乡初、高中毕业生(就是他心目中的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散入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进行再锤炼。他们是国家整整一个时代的财富，是国家未来的希望，更是他力量的源泉和坚强的后盾。此举是对他们最大的期望和保护。

　　这虽是毛泽东多年提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题中之意，但如此大规模的行动，又处在非常时期，谁能认定其中就没有为“备战”而保存力量的成分存在?

　　可惜，后来，他们大多数紧跟毛泽东路线、且被群众认可的优秀分子被当做“三种人”，遭到残酷清洗、降职或不明不白的解职。虽然毛泽东生前曾多次嘱咐当年的当权派，对这些青年人(红卫兵)要手下留情(意即不要泄私愤)，也换不回他们丝毫的怜悯、良知和大局、长远意识，致使这些当年的热血青年，几十年后，已进入知命、耳顺之年，仍心存余悸、谈往色变;同时，也削弱了国力。特别是在意识形态方面，遗祸尤甚。国家社会从此世风日下，奢侈糜烂，私有意识盛行，廉耻扫地，人心涣散。

　　在毛泽东身后，那些只盯眼前斗室、专虑名利荣辱的大嘴们又把这件事作为他“限制自由”的“又一大罪状”而几十年喋喋不休地“痛陈控诉”。

　　而民主斗士、自由神仙们顶礼膜拜的世界第一军事强国——美国，却一直对毛泽东思想心存忌惮，他们坦言：“不怕中国军队现代化，就怕中国军队毛泽东化”。

　　“挥手从兹去”，功过任评说。生前都不为自己辩解，身后虚名他更视为浮云。

　　毛泽东走了，而他生前以一己之力，在世界上三次化解核危机已成为铁定的史实，且每一次化解，都是在人民群众众志成城、毫无恐惧的情况之下，都是在无形之中，使自己的威望和国家的地位都得到大幅度的提升。

　　原因何在?

　　作为辩证法大师的毛泽东，深谙精神和物质的辩证关系，且运用娴熟、稍无窒碍。马克思说过，“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的力量来摧毁。但理论一经群众掌握，也会变成物质力量。”他正是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内化为自身血肉的一部分，把理论转变为巨大的物质力量，以此来抗衡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敌人，以拯救全世界的无产者。

　　毛泽东走了，可撷取了中华文化和马列主义精髓、并有所创新发展的毛泽东思想已成为一个新的里程碑，并化作精神原子弹，她产生的冲击波在未来的历史进程中，将一次次荡涤人类社会的污泥浊水，净化人们的灵魂和社会意识，一直达到人类大同。

　　毛泽东生前一直主张：“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在中国，毛泽东思想一旦与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被人民群众所熟知、掌握、运用之时，离国富民强，社会安定，人民群众心情舒畅，安居乐业也就为期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