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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千古 独领风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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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千古 独领风骚
毛泽东自认是“创造性的诗人”
作为诗人，毛泽东有着异乎常人的自信。还是在陕北峰峦起伏的黄土高原上，他便举起套着灰色棉袄袖子的右手，指着自己对一个来访的美国人说了这样一句——
“谁说我们这里没有创造性的诗人?这里就有一个”。
从那个时候往前大约四十多年，这位创造性的诗人来到世上的第一声啼哭，和常人没有两样。大了一些，他自然也同乡村伙伴们一道去放牛割猪草，或者嬉水上学堂。
不同的是，在这个孩子出生一百周年的时候，绿阴掩映的故乡韶山峰半腰，却长出一片占地25亩的诗词碑林，上面用花岗岩精心雕刻着他的诗作。
一条蜿蜒小道伸进这灌木丛生的山坡，正是他小时候经常放牛或玩耍的地方。那时的乡村少年毛泽东，绝不会想到，这里将会长出自己的诗林。
父亲的本意，是要把毛泽东培养成一个像自己一样富裕的农民或精明的粮商。于是，在毛泽东17岁那年，父亲决定送他去湘潭的米店学徒
或许是意识到已经身处人生的岔路口，毛泽东动用了各种方式，说服父亲改变了主意，答应他外出求学。
历史不会求证于假设，但历史常常可以去假设。
如果没有在人生岔路口的这一坚定选择，以后的惊天动地和千古传奇，也许绝不可能成就。
由于毛泽东从小就不爱钱，在芸芸众生中，他可能是一个不成功的商人，他也可能会去做别的，
但大概不会是后来的政治家毛泽东，也不会是后来的诗人毛泽东。
这一人生转折的意义，在毛泽东走出韶山的那一刻，便露了端倪。他在不经意间向传统的农民生活作了一次诗人方式的告别。
1910年，外出求学的毛泽东，临行前改写了一个叫月性的日本和尚写的言志诗，夹在了父亲每天必看的账簿里——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离开韶山冲的毛泽东，到了长沙。到了北京。到了上海。到了广州。到了武汉。到了瑞金。到了遵义。到了延安。
他脚步匆匆，四处寻觅。
匆匆地行走，意味着任重道远。
肩负使命的人，总不免五味遍尝。
一路前行的毛泽东，终于走出个别样的人生风色，走出了辽阔的一片天地。
斯诺让世界知道毛泽东还是一位诗人
他先是一名学生。在湘江的波涛中舒展长臂拥抱五四大潮，成为湖南革命的播火者。
他成为了一个革命家、宣传家。在大革命的洪流中被称为“农民运动的王”，把泥腿子们引向开阔的大路上迅跑。
他成为了一个开创新路的政治家。在令人窒息的白色恐怖中，他走出一条新路，站在遥望东方看得见曙光的山头，点燃了星星之火。
他成为了一个用兵如神的军事家。屡屡打破敌人的“围剿”，在远行的红军将士们濒临绝境的时候，他拨正航向，硬是让历史拐了一个大弯。
他还成为了一个思想家和理论家。在陕北高原的黄土窑洞里，他开始更为艰苦的富有创见的思想进军，使为理想而奋斗的人群接受了一次特殊的精神洗礼。
在这期间，他的名字频频出现在报刊媒体上面，出现在各种各样的通电和文件当中，甚至也出现在反对他和他的事业的敌人的通缉令上。
毛泽东成了这样一个人：革命者说他是领袖，敌人说他是“匪首”，同情革命事业的朋友也会开玩笑说他是揭竿而起的“山大王”。
但没有人说他是诗人。
直到1937 年，人们才惊讶地发现，长期在山沟里，在马背上转战的“匪首”毛泽东，竟然还会写诗。
人们更惊讶的是，把多种角色集于一身，才是毛泽东最为显著的诗人本色，才成就了毛泽东这样一个最高意义上的创造性诗人。
正是毛泽东那不平凡的经历，造就了别具一格的诗风，使典雅高古的旧体诗词和中国革命的历史风云高度地融合在了一起。
就是他，一个叫艾德加·斯诺的美国记者，让整个世界都知道了毛泽东不仅是一位革命家和政治家，还是一位诗人。
《七律·长征》最早公开竟是由斯诺提供
1936年7月，为了探寻被国民党政府渲染为乌合之众的造反者们得以生存的秘密，23岁的斯诺来到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领导的陕北保安。他是第一个深入苏区进行采访的西方记者。
面对外国记者，毛泽东也曾犹豫、绕弯甚至回避对自己的介绍。但他还是下定决心对自己介绍一番，或许他意识到，可以通过斯诺这条渠道，放出一只悬挂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理想”的气球，以改变世人的印象。
在昏暗的马灯下，斯诺和毛泽东陆续谈了十几个晚上。一向不大喜欢谈论自己的毛泽东，向这位来自大洋彼岸的西方人敞开了心扉，谈了中国共产党的理想，谈了自己的经历。
顺便，也谈起了诗词。
斯诺在他的新闻报道里说，毛泽东“向我介绍了长征到西北的情形，并且写了一首关于长征的旧诗给我”。
毛泽东当时写给斯诺的，就是那首有名的《七律·长征》。
这首诗最早公开见诸文字，是在1937年4月北平东方快报印刷厂秘密出版的一本叫《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的书中。这本书的总编译王福时，当时还是一位青年学生。他后来回忆说，《七律·长征》是斯诺提供给他的。
一个月后，王福时陪同美国的尼姆·韦尔斯访问延安。他当面赠送给毛泽东一本《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
这样，毛泽东第一次读到了用铅字印出来的自己的诗作。
1937年10月，英国伦敦戈兰茨出版公司出版了斯诺用英文写的《红星照耀中国》。斯诺在书里把这首《七律·长征》作为第五章的结束语。他说：“我用毛泽东主席——一个既善于领导征战又善于写诗的叛逆者——写的一首关于这次六千英里长征的旧体诗作为结尾。”
于是，不仅在中国，在西方世界，人们也知道了毛泽东是一个会写诗的红色领袖。
1945年毛泽东赴重庆谈判透露出的一首诗震惊文坛
真正让世人领略毛泽东风骚独步的事件，发生在1945年的重庆。
那年，毛泽东在抗战胜利之初赴重庆谈判，不经意间把他1936年写的《沁园春·雪》透露出来，结果引起一场轩然大波。
时在重庆的美国记者斯特朗在自己的著作中评述了这件事。
她说：毛泽东写的这首诗，“震惊了中国首都文坛，那些文化人以为他是一个从西北来的土宣传家，而看到的却是一个在哲学和文学方面都远远超过他们的人”。
历史，不强求每一位重要人物都具有诗人的才华，可是，历史更钦佩一位伟人具有创造风骚的手笔。
毛泽东创造风骚的手笔，不仅震动了重庆的文坛，更震动了十分敏感的政坛。
一桩笔墨韵事，陡然间转化成了政治斗争。
重庆的一些报刊，连篇累牍发表批判文章，有的甚至刊登谩骂式的和词。一首署名“雷鸣”的和词，说得是那样的透彻：“草莽英雄，林泽豪杰，巧饰文词虫贝雕!休夸耀，看青天白日，旗遍今朝。”
谩骂归谩骂，敏感的国民党宣传部门十分清楚，一首《沁园春·雪》，使毛泽东及其主张在政治的天秤上，增加了文化人格的几多分量。
他们私下组织一些舞文弄墨之士，试图写出一首超过《沁园春·雪》的词，然后以国民党领袖人物的名义发表。可策划半天，最终是拿不出来像样之作，只得悻然罢手。
已经回到延安的毛泽东，看到重庆报刊上那些曲解生事之作，只说了一句：“国民党骂人之作，鸦鸣蝉噪，可以喷饭。”
历史演变的波澜壮阔造就毛泽东非凡的写作方式
诗人，只是毛泽东诸多身份中并不那么重要的一种。
他有更多更大的使命意识，他有太多太大的事情要做。
在接下来的岁月里，人们看到了——
在乡间小道和农家小院，他率领一个小小的司令部，以运筹帷幄的战略智慧，导演了一出波澜壮阔的战争史剧。
在开天辟地的庄严时刻，他和战友们踏着古旧尘封的皇城砖道，宣告中华民族迎来了一个历史的新纪元。
在百废待兴的日子里，他和战友们领导站起来的中国人民重振山河，荡涤了旧社会的污泥浊水。
在战火烧到国门口的时候，他毅然决策，打了一场让中国人扬眉吐气的抗美援朝战争。
在医治战争创伤和恢复国民经济的行程中，他把目光投向历史的更深处，开创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确立了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
在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他又艰辛地探索着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在东西方冷战对峙和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面前，他始终警觉地关注着祖国的独立和安全，并在迟暮之年开创了崭新的外交格局，使中国在经历长期的外部封锁之后重又走向整个世界。
毛泽东的最高理想和最大意愿，未必是想成为诗人。
但他的本性，他的素养，他的经历，特别是他的事业，却让他无可选择地成为了一个诗人。
中国的变化，何尝不是诗一样的变化。
毛泽东的历史，何尝不是诗一样的历史。
毛泽东写诗，不单单是一种诗性的冲动，不单单是由于兴趣和爱好，甚至也不单单是因为他掌握了写诗的技巧。
写诗，是与他的生命和个性休戚相关的事实，与他的事业和追求相生相伴的形影。
历史，给了毛泽东罕见的激情。
历史的演变，给了毛泽东独有的创造灵感。
历史演变的波澜壮阔，给了毛泽东非凡的写作方式——
昆仑之巅，长城之墙，仿佛是他胸中的笔。
华夏大地，高天厚土，仿佛是他笔下的纸。
黄河的水，长江的浪，仿佛是他纸上的墨。
炮声隆隆，千里莺啼，是诗中独到的平仄和韵脚。
万丈长缨，百舸争流，是诗中卓绝的遣词和句式。
屹立山顶的松，扎根原野的草，飞翔中天的鸟，游弋江湖的鱼。
还有那一年四季无比绚丽的花，从南到北迎风招展的旗，迷漫宇宙飘落飞舞的雪……
这千般风情，这万种生灵，便是跳动在诗中的字符。
每一首诗，似乎都成为了一次事件、一段岁月、一种激情、一个理想的形象见证。
每一首诗，似乎都洞开着一扇窗户，往里看，那里有风骚独具的个性情怀。
正是在和人民一道创造历史的进程中，毛泽东顺便创造了只能属于他的诗。
这是一部史诗，真切地写照了在革命洪流中昂扬进取的人格精神。
这是一部史诗，形象地反映了中国建设进程中的壮阔场面。
毛泽东一生奋斗，所以他一生有诗。
他的一生，十分自然地成为了诗人的一生。
作为诗人，毛泽东是政治家诗人。
作为政治家，毛泽东是诗人政治家。
于是，一位外国朋友说：一个诗人赢得了一个国家。
如果换一种方式来表达：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疑是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领导人民群众创造性的最富有激情和想像力的伟大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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