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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1966年（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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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1966年（二）
3 月8 日河北省邢台地区发生强烈地震。次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到灾区慰问。他在隆尧县白家寨慰问灾区人民大会上说：你们受了灾，损失很大，党中央和政府非常关心你们，毛主席让我来看望大家，慰问大家。
3 月上旬、17 日、24 日 三次审阅修改江青二月二日至二十日在上海主持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十七日批示：“江青：此件看了两遍，觉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点，请你们斟酌。此件建议用军委名义，分送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征求意见，请他们指出错误，以便修改。当然首先要征求军委各同志的意见。”二十四日批示：“江青：各件都看了，都同意。只在《纪要》内的几处，增加少数文字，或者改了几个字。请酌定。现在原件退还给你。”毛泽东的三次修改，主要有：把纪要原题《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改为《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把文中“毛主席的这四篇著作〔1〕”“够我们无产阶级用几百年的了”，改为“毛主席的这四篇著作，够我们无产阶级用上一个长时期了”。删去称《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最高峰”、“解放军是主席亲手缔造的”、“高高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等语句。删去江青“同我们一起交谈，一 起看影片、看戏”，“大家一致认为等于进了一次短期训练班”这一句中的后半句。把“歌颂我们伟大的党和伟大领袖毛主席英明领导的文艺作品”，改为“歌颂我们伟大的党，党的领袖和其他同志们英明领导的文艺作品”，并批注“这样较妥”。把“文化革命解放军要带头”，改为“文化革命解放军要起重要作用”。改写了以下几段话(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一)“我们一定要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所以,这里一场艰巨、复杂、长期的斗争，要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努力。”(二)“三十年代也有好的，那就是以鲁迅为首的战斗的左翼文艺运动。到了三十年代后期，那时左翼的某些领导人在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影响下，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这个口号，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无产阶级的口号，却是鲁迅提出的。有些左翼文艺工作者，特别是鲁迅，也提出了文艺要为工农服务和工农自己创作文艺的口号，但是并没有系统地解决文艺同工农兵相结合这个根本问题，绝大多数还是资产阶级民族民主主义者，有些人民主革命这一关就没过去，有些人没有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三)“党性原则是我们区别于其他阶级的最显著标志。须知其他阶级的代表人物也是有他们的党性原则的，并且很顽强。不论是他作思想方面，组织路线方面，工作作风方面，都要坚持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加写了以下两段话：(一)“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 我们抓迟了。毛主席说，他只抓过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的系 统的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作出要在全国进行阶级斗争这个决定之后，文化方面的兴无灭资的斗争也就一步一步地开展起来了。”(二)“古人、外国人的东西也要研究，拒绝研究是错误的，但一定要用批判的眼光去研究，做到古为今用，外为中用。”
3 月12 日就农业机械化问题复信刘少奇：“三月十一日信收到。小计委派人去湖北，同湖北省委共同研究农业机械化五年、七年、十年的方案，并参观那里自力更生办机械化的试点，这个意见很好。建议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也各派人去湖北共同研究。有七天至十天时间即可以了。回去后，各做一个五、七、十年计划的初步草案，酝酿几个月，然后在大约今年八九月间召开的工作会议上才有可议。若事前无准备，那时议也恐怕议不好的。此事以各省、市、区自力更生为主，中央只能在原材料等等方面，对原材料等等不足的地区有所帮助，也要由地方出钱购买，也要中央确有原材料储备可以出售的条件，不能一哄而起，大家伸手。否则推迟时间，几年后再说。为此，原材料(钢铁)，工作母机，农业机械，凡国家管理、地方制造、超出国家计划远甚者(例如超出一倍以上者)，在超过额内，准予留下三成至五成，让地方购买使用。此制不立，地方积极性是调动不起来的。为了农业机械化，多产农林牧副渔等品类，要为地方争一部分机械制造权。所谓一部分机械制造权，就是大超额分成权，小超额不在内。一切统一于中央，卡得死死的，不是好办法。又此事应与备战、备荒、为人民联系起来，否则地方有条件也不会热心去做。第一是备战，人民和军队总得先有饭吃有衣穿，才能打仗，否则虽有枪炮，无所用之。第二是备荒，遇了荒年，地方无粮棉油等储蓄，仰赖外省接济，总不是长久之计。一遇战争，困难更大。而局部地区的荒年，无论哪一个省内常常是不可避免的。几个省合起来来看，就更加不可避免。第三是国家积累不可太多，要为一部分人民至今口粮还不够吃、衣被甚少着想;再则要为全体人民分散储备以为备战备荒之用着想;三则更加要为地方积累资金用之于扩大再生产着想。所以，农业机械化，要同这几方面联系起来，才能动员群众，为较快地但是稳步地实现此种计划而奋斗。苏联的农业政策，历来就有错误，竭泽而渔，脱离 群众，以致造成现在的困境，主要是长期陷在单纯再生产坑内，一遇荒年，连单纯再生产也保不住。我们也有过几年竭泽而渔(高征购)和很多地区荒年保不住单纯再生产的经验，总应该引以为戒吧。现在虽然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这是最好地同时为国家的办法，还是‘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的老话)的口号，究竟能否持久地认真地实行，我看还是一个问题，要待将来才能看得出是否能够解决。苏联的农业不是基本上机械化了吗?是何 原因至今陷于困境呢?此事很值得想一想。以上几点意见，是否可行，请予酌定。”之后，毛泽东在这封信的打印稿上批示：“未发，拟不发，待讨论。”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封信，题为《关于农业机械化问题的一封信》。
3 月13 日 阅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党委关于苏联共产党邀请中国共产党参加苏共二十三大的分析材料，致信中共中央：“驻莫斯科党委的分析是正确的，这符合中央的第一次分析和不参加的结论。不参加出不了什么大问题，无非是大反华，越反越显得苏修不对，我们对。”“我们自己干自己的，自力更生，毫不拖泥带水，岂不更好?是否发贺电，也值得考虑。”“回信是要写一封的，简单地说明不去的充分理由。对苏联人民的争取，是完全必要的。可以待他们会完了，写一篇批判文章就够了。” “灵活性，这十年来也很不少。现在双方国交未断，贸易在做，还有人员往来，文化交流和派留学生等。国际群众团体会议，我们也都参加，两党不断地还有书信往来。这些都是灵活性。将来一旦有事，灵活性可能更要多些。如果美国打苏联，而苏联又坚决抗战，我们是要声援他们的。” “以上意见，是否妥当，请你们在三月十七日来此谈一下，作出最后决定。”十八日，同刘少奇、周恩来、彭真等在杭州开会，决定不派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三大。
3 月15 日 上午，在杭州汪庄同陈伯达、王任重谈话，谈到农业机械化、改变奖金与评工记分办法、计件工资、供给制等问题。
3 月17 日一20 日在杭州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彭真、陈伯达、康生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邓小平因在西北三线考察请假。十七日下午，召开第一次会议，主要谈罗瑞卿问题。
3 月18 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并讲话。在回顾党内斗争历史时，毛泽东说：要接受上代的经验，但到一定的时期要变。人也是遗传性与变异性的统一。比如生产工具，技术革新，生产节约，都是先照老样子，按照传统经验进行，但是总要发展，要创造。我在去年九、十月份中央工作会议结束时，专门讲了北京有人要造反，你们怎么办?也不要紧，造反就造嘛。整个解放军会跟上造反吗?我们这个党，曾经有多少次危险，比如陈独秀时期，危险得很。三次“左”倾，中央在上海也危险呀。各个阶层的代表人物，都是要登台的。有些人是认识问 题，有些人是敌对的。没有这些对立面怎么行?这个党经历了多少危险，但是人更多了。谈到学术批判问题时说：我的意见，还是要打倒什么翦伯赞呀，侯外庐呀等等一批才好，不是打倒多了。这些人都是资产阶级，帝王将相派。优柔寡断，我们党内这种人相当多啊!现在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骂我们，等于当年蒋介石说我们坏一样，抬高我们的身价。我们不是被骂小的，也不是被打小的，我们的失败是我们自己犯错误搞的。几十年的革命教育了我们。谈到编辑《毛选》第五卷、第六卷时说：我也没有写什么，不如第四卷。毛泽东思想的提法，最高最活，不要那样提，也不要讲顶峰。谈到是否参加苏共二十三大问题时说：我 们去不去参加，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去参加是一个重大步骤，不去参加也是一个重大步骤，都关系我们对中苏关系采取的方针。依我看，我们不能去。我们不去，旗帜鲜明，不拖泥带水。也不必发贺电，只告诉他们说我们不参加就行了。至于十月革命节，那是苏联国庆，中苏之间目前还有国家关系，可以照过去一样发贺电。对受苏共影响较大的群众团体，比如国际妇联、国际青联、国际学联以及世界工联，还有世界和平会议等等，是否还参加它们的活动，也要区别对待。会议结束前，毛泽东对吴冷西说：《人民日报》登过不少乌七八糟的东西，提倡鬼戏，捧海瑞，犯了错误，要从错误中得到教训。我过去批评你们不搞理论，批评过多次。我说我学蒋介石，他不看《中央日报》，我也不看《人民日报》，因为没有什么看头。你们登学术研究文章是我逼出来的。你们的编辑也不高明，登了那么多坏东西，没有马克思主义，或者只有三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的马克思主义。不犯错误的报纸是没有的，《人民日报》要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可能以后还会犯错误，说从此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问题在于错了就改，改了就好。《人民日报》还是有进步，现在比过去好，我经常看，但要不断进步。当然，你们有你们的困难，你们是知识分子成堆，又是“公共汽车”，大家都去挤。中央给你们权力，对有问题的稿件，你们有扣压的权力，不管是谁看过的。解决知识分子成堆的问题，办法是要多下去，要蹲点，多接触实际，参加“四清”是个办法。《人民日报》要考虑打仗的时候怎么办。打得稀烂，你们还要出报，那时候怎么出?
3 月19 日 上午，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并讲话。毛泽东说：你们有工夫，最好把鲁迅的著作看看，翻译的不用看，看看创作的部分，很好地研究一下。看看他那时的形势，他的作战方法。可以摘个语录。马克思的也可以摘个语录。广东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杨荣国，是个党员，提议要把马恩列斯最精彩的东西摘出来，编个语录。这个人头脑比较清楚。切不要相信什么一贯正确，人总是要犯错误，又正确又不正确。这几年也是嘛，犯了多少错，一贯正确是没有的。比如高征购、瞎指 挥，教育了我们。主要是瞎指挥，高征购也是瞎指挥。
3 月20 日 上午，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并讲话。谈到学术界、教育界的问题时，毛泽东说：过去我们是蒙在鼓里的，许多事情不知道，事实上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掌握的。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是区别于买办资产阶级的，这是改变苏区的政策。这种区别的政策是灵的，把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同买办资产阶级等同起来是不对的。现在，大学、中学、小学大部分被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地富出身的人垄断了。没有五年到十年的工夫批评一下，讲点道理，真正培养、教育出一批接班人，就都要控制在他们手里。这是一场广泛的阶级斗争，全国二十八个省市，现在只有十五个展开了这场斗争，还有十三个没有动。阶级斗争展开的面很广，包括各个方面，请各大区注意一下，学校、出版、报纸、文艺、电影、戏剧各个方面都要管。不要压制青年人的文章，好的坏的都不要压，对坏的要批评。现在要保几个，郭老、范老是要保的。我们的政策是不要压制青年人，让他们冒出来。接班要那些年纪小的，学问少的，立场稳的、坚决的，有政治经验的。学生要造反，不起来不行。错误也要允许人家犯。宣传部不要卡死，不要搞成从前的农村工作部。谈到农业机械化问题时说：要联系到备战、备荒、为人民，不然他们不干。王任重的信发到各省去议，这里议不出什么。我给少奇的信不要印了，不准确。我不放心，找了王任重、陈伯达谈。找他们一谈，就知道不准确。谈到中央和地方在经济方面的关系时说：地方积累要搞，不能都集中到中央而地方不能扩大再生产。苏联就吃了这个亏。现在就是不让人家有积极性，上边管得死死的，妨碍生产力的发展，是反动的。中央还是虚君共和好，只管大政方针、政策、计划。中央叫计划制造工厂，只管虚、不管实，也管点实，少管一点实。中央局、省、地、县，也层层征求下边的意见，经过大家的同意，然后制造出来，那就比较可靠了。要靠典型，脑子出计划，实践出好材料。这样地方与中央合作，制造出方针、政策、计划。中央 只生产精神。中央计划要同地方计划结合，中央不能管死，省也不能完全统死，计划也不要统死。总而言之，不能太死。要卡，不能卡死。不论农业扩大再生产也好，工业扩大再生产也好，都要注意中央和地方分权，不能竭泽而渔。在林彪谈到“要学毛主席”时，毛泽东说：我在这里说一句，要突破，要创造，不要只解释，不要念语录，不能受束缚。列宁就不受马克思的束缚。不要迷信，要有新的论点，新的解释，新的创造，不然不行。在讲到有人反对形象思维时说：文学要形象，不能搞抽象。
3 月26 日 由杭州到达上海，住西郊宾馆。
3 月27 日审阅周恩来、彭真本日下午送审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与日本共产党代表团联合公报(草案)》稿。三月上旬，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康生等同由中央总书记宫本显治率领的日本共产党代表团在北京举行了三次会谈，这个联合公报草案稿是双方代表团起草小组根据双方会谈内容起草的。毛泽东审阅时作以下修改(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一)“两党代表团一致确认，为了粉碎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战争的计划，全世 界人民和反帝力量团结起来，结成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最广泛的(不是狭隘的)最真实的(不是虚伪的)国际统一战线，是极其重要的国际任务。其中，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团结最为广泛，又最为真实，因为他们是要真正革命的，因此我们对此要特别加以注意。”(二)“双方还是认为，为了加强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需要加强国际民主运动方面的活动，并且一定要坚持反映全世界革命人民愿望的真正革命方针。”(三)“正如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O 年声明强调指出的，反对主要危险现代修正方义，同时一定要坚决反对并且克服我们两党自己内部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而最主要的是要坚决反对我们两党内部的现代修正主义思潮，这种思潮是国内外资产阶级反共反革命反人民的思潮在我们党内的反映。如若不注意，并采取措施加以克服，那是十分危险的。以苏联领导集团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在反对我们的时候，不说我们是修正主义者，而说我们是教条主义者、宗派主义者。这种说法，正是指的真正马克思主义和真正的国际革命党派和革命人民的团结，而不是别的。”此外，毛泽东还在三处“现代修正主义”之前加上了“以苏联领导集团为中心”的定语。
3 月28 日 上午，在上海会见宫本显治率领的日本共产党代表团，并共进午餐，康生、赵毅敏、魏文伯、赵安博参加。毛泽东说：有一年藏原惟人同志不是问我一国能否建成共产主义吗?我说有帝国主义存在，建设共产主义是不可能的。现在我又想了一下这个问题，就是在帝国主义统统打倒的情况下，全世界都变成了社会主义，哪一年建成共产主义也还是说不定的。因为资产阶级虽然打倒了，并没有死，他们用各种方法腐蚀共产党。我们这个国家有大量的修正主义者，也有大批的教条主义者。所谓教条主义，就是迷信外国的东西，迷信中国的死人和外国的死人，也有外国的活人。我劝你们不要迷信了。你们不要迷信本国的死人同外国人，包括中国人在内。不要怕孤立，不要怕战争。你不准备孤立，哪个时候孤立了，就慌了。你不准备战争，战争来了，你就没办法了。我们现在准备美国人来打，准备修正主义来打，准备美苏合作，瓜分中国。做这个准备，到时候它们打进来，我们就有准备了。这是最坏的一种可能性，另一种可能性是它不敢来。我劝同志们，第一条不要怕孤立，第二条不要怕打仗。当然我们不希望孤立，但是孤立来了，怎么办? 一是党内孤立，二是国际上孤立。有些事情，要坚持原则，决不能丧失原则。我改了一下公报，请你们研究。可以不接受我的，可以不发表，另外发一个消息就行了。因为你们不能强加于我们，我们也不能强加于你们。但是，由我个人观察，我的改法对你们有利，对我们也有利。
3 月28 日、29 日同康生谈话。毛泽东说：北京市委、中宣部包庇坏人，要解散。为什么批评吴晗不能联系罢官，不能联系庐山会议?告诉彭真，不要包庇坏人了，要向上海道歉。学术批判要走群众路线。当然不要像一九五八年那样否定一切，要发扬五八年精神，去掉五八年的缺点，要试点。
3 月29 日 上午，在上海再次会见由宫本显治率领的日本共产党代表团，康生、赵毅敏、魏文伯、赵安博在座。毛泽东说：看来公报发表不成了。不发表公报没什么要紧，发个消息就是了。公报这种东西，是一种形式主义。你们原先是不愿意发表的，是我们向你们提出的。我说这样不对，应该由你们提。今天如果发联合公报，双方都不愉快。公报不发表了，双方都没有精神负担，轻松愉快。
3 月30 日 下午，同康生、赵毅敏、魏文伯、张春桥、江青等谈话。谈到学术批判问题时，毛泽东说：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却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呢?你是阎王殿，小鬼不上门。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十中全会做过决议，要在全国搞阶级斗争，为什么学术界、历史界、文艺界可以不搞阶级斗争?孙悟空闹天宫，你是站在孙悟空一边，还是站在天兵天将、玉皇大帝一边?中央早已作过决议，要搞阶级斗争，写反修文章，培养秀才。只反国际的修，不反国内的修?我历来主张，中央不对时，地方攻中央。去年九月工作会议，专门讲了这个问题，如果中央出修正主义，地方要造反。什么叫学阀?学阀就是那些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的人。要支持小将，保护孙悟空。再不支持，就解散五人小组、中宣部、北京市委，不管哪个省市委。斗争要有策略，一个学校批评两三个人，他们就不能不讨论，不要太多。要区别对待。郭沫若、范文澜，我还是赞成保护。郭功大于过。谁也会犯错误。姚文元，放在市委，这个办法好。文化革命能不能搞到底，政治上能不能顶住?中央会不会出修正主义?没有解决。我们都老了，下一代能否顶住修正主义思潮，很难说。文化革命是长期艰巨的任务。我这一辈子完不成，必须进行到底。八月十三日，《人民日报》把 这次谈话中的“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作为“毛主席语录”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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