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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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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对中国来说，“大跃进”是个复杂的历史情结。因为“大跃进”一方面开启了中国全面工业化和农村集体化的进程，另一方面也在同时形成了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直接导致了“三年困难时期”。
尽管“三年困难时期”饿死四千万人的谎言，早已被事实和统计资料驳斥得体无完肤了，可期间毕竟发生了饥荒，就连毛主席他老人家也自觉自愿地饿浮肿了。
正因如此，这就给反社会主义、反共产党、尤其反毛主席的“八国串”以口实。他们企图以此来证明共产党毛泽东的无能和毛泽东思想的破产，以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
尤其是，关于“三年困难时期”饿死四千万人的这个谎言一经出笼，“八国串”他们即如获至宝，不仅以“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的戈培尔精神，喋喋不休地四处兜售，而且还自以为胜算在握，自鸣得意，强烈要求公布当时的档案，以图掌握更多的证据彻底魔化毛泽东。
可笑的这群蠢材！他们或者是祖传的缺碘弱智，或者是反毛泽东到了走火入魔、鬼迷心窍的程度了。
岂不知，若是果真公布当时的档案，那结果只能是证明了一个事实：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因为已经公开的“大跃进”时期的档案早就证明了：唯有毛泽东才是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坚决反对和抵制“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的急先锋！
所谓已经公开的“大跃进”时期的档案，主要就是官方正式编辑出版的中共“八大”领袖的选集。
目前为止，中共“八大”领袖，毛、刘、周、朱、陈、林、邓，官方只是没有编辑出版林彪选集。那么，看过其他六位领袖的文集后，谁也一定会感到：
对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除毛泽东在一如既往、旗帜鲜明地坚决反对纠正之外，其他中共领袖如刘周朱陈邓几乎没有什么突出地反映和表现。
其中，刘、周、邓更是表现颇为蹊跷诡秘！
（二）
先看二号领袖刘少奇。
《刘少奇选集》（下卷）中选入的有关从1957年至1961年，五年间的文章只有7篇：
23、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
(一九五七年四月八日)
24、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一九五七中四月二十七日)
25、提倡勤工俭学，开展课余劳动 (一九五七年五月五日)
26、地质工作者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开路先锋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七日)
27、我国应有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
(一九五八年五月三十日)
28、同炭子冲农民的谈话 (一九六一年五月七日)
29、当前经济困难的原因及其克服的办法
(一九六一年五月三十一日)
30、在呼伦贝尔盟林业干部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一年八月六日)
其中，在“大跃进”和公社化期间，不仅没有一篇涉及到反对“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文章，而且从一九五八年五月三十日至一九六一年五月七日，竟然不可思议地出现了整整三年的文献空白！
刘少奇身为主持党国工作的党的副主席，处在非常的历史时期的五年，竟然在文选中出现了整整三年的空白，尤其是在1959年4月当选为国家主席和国防委员会主席后，至一九六一年五月七日，两年多的时间，竟然没有一份文献能收入《刘少奇选集》。
这说明了什么呢？
此后，虽然仅有两篇涉及到反对“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文章，即一九六一年五月七日《同炭子冲农民的谈话》和一九六一年五月三十一日《当前经济困难的原因及其克服的办法》，那也都是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一九六○年冬，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并且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之后，是在“三年困难时期”末期的尾声了。
（三）
再看三号领袖周恩来。
《周恩来选集》下卷中选入的有关从1957年至1961年，五年间的文章共九篇：
关于中缅边界问题的报告（一九五七年七月九日）
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
给程砚秋的信（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三日）
进一步提高军队的政治素养（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一九五八年一月十日）
把知识和经验留给后代（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一九六○年七月十四日、十五日）
加强调查研究（一九六一年三月、五月）
接见嵯峨浩、溥杰、溥仪等人的谈话（一九六一年六月十日）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九日）
同刘少奇大同小异：
其中，在“大跃进”和公社化期间，不仅没有一篇涉及到反对“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文章，而且从一九五八年一月十日至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竟然不可思议地出现了一年又三个月的空白！
紧接着从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一九六○年七月十四日、十五日，又不可思议的出现了一年又三个月的空白！
随即，从一九六○年七月十四日、十五日至一九六一年三月、五月，又不可思议的出现了八个月的空白！
前后相加，文章空白期，五年间达3年又二个月！
其中，仅有一篇是涉及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的，即一九六一年三月、五月的《加强调查研究》。
可同刘少奇一样，也是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一九六○年冬，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并且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之后，在“三年困难时期”末期的尾声，只是比刘少奇早了两个月。
（四）
再看七号领袖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中选入的有关从1957年至1961年，五年间的文章共八篇，即：
共产党要接受监督（一九五七年四月八日）
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一九五七年四月八日）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五日）
办教育一要普及二要提高（一九五八年四月七日）
正确地宣传毛泽东思想（一九六○年三月二十五日）
提倡深入细致的工作（一九六一年十月二十三日）
大批提拔年轻的技术干部（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重要的是做好经常工作（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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