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历史深处的滋味——记朱永嘉先生

文：朱学勤

1976年10月“怀仁堂事变”发生，我在陇海线一个山沟里当工人，每日里，只见军车东下，直奔上海而去；文件西来，声讨“上海帮”密谋暴动，一定要彻底解决。此前盼文革垮台，已有数年。但听那些文件传达，改不了的“文革”腔，以“文革”否定“文革”，看不到多大希望。

后来听第二批文件传达——“反革命暴乱”如何被“粉碎”，倒觉那批留守上海的地方头目有点像本地人了。大军压境，立受招安，检讨、揭发、输诚，要什么给什么，哪有一点暴戾之气？很符合上海小市民的庸人习气。可见左派们在这个城市活动多年，就算把握政权也呈悬浮状，或地下或地上，就是不能站稳地面，一接地气，终被软化。究竟是革命改造城市，还是市民软化革命？

纷纷扰扰中，文件传达越来越多，心猿意马，昏昏欲睡。忽听一句大黑话，让我眼前一震、内心一惊。那文件说，王张江姚被捕后，“上海帮”群龙无首，居然有人在会议室倡言：“我们应武装抵抗，抵抗一星期，上海就能成为又一个巴黎公社！”这句话成为“暴动”铁证，此后在文件中反复引用，也像刀刻一样在我心里30年，不能忘却。须知说话者并不是军人，竟是一介书生，从复旦提拔上去的一位中年史学家，大概是读历史读多了，1976年竟引用“1871年巴黎公社”。说完后，北京方面不动声色，允许他按原定日程访问日本。归来落虹桥机场，下机即逮捕，入狱14年。

14年后，轮到我在复旦念博士，不幸读历史，专业也与“巴黎公社”相近，自然就打听这位史学前辈。一般来说，“文革”垮台者在本单位都有坏名声，不是搞特权，就是整死人，而他似乎是个例外，听不到有幸灾乐祸，言者多为惋惜，间或还有同情。

他本来是功底深厚的明史专家，1948年入党，曾任复旦历史系总支书记。1964年，组织该系几个青年讲师讨论“李自成晚节不忠”、“农民战争史”、“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等，起名“罗思鼎”(螺丝钉)。华东局正要组织反修写作班，闻讯遂将这个小组合并，搬进上海西区李鸿章为爱妾购置的“丁香花园”，集体笔名“丁学雷”，丁香花园学雷锋。他在“丁学雷”统领历史组，“文革”中分管上海文教，相当于今天的宣传部长。却未搬进上海西区，还住复旦老房子，拿讲师工资。

姚文元在北京有急事，电话打到复旦家属区，门房老头去他门前喊，他赶过来接，差一点误事。姚才知道“宣传部长”家里没电话，赶紧指令有关部门给他装上。1974年周恩来四届人大组阁，曾点名要他进京任科教文卫组组长，相当于今天的文化部长，张春桥不放，拿于会泳顶替，后者“怀仁堂事变”后自尽，可谓替他一死。

他本人一直在上海任市革会常委，1976年被揭发有“巴黎公社言论”，加重刑期。秦城生涯中，有一次狱外就医，门开处，迎头撞见陈伯达，遂知陈为隔壁邻居。刑满释放回复旦，发200元生活费，不恢复公职。当时说定即此封顶，再不增加，十几年内物价翻几倍，不能不增加，到目前为止，生活费不足千元。

他出狱那一年我自己也不方便，有心相见，缘悭一面。又过十一二年，他关注我发表的一些东西，托人带话，问愿不愿见？这才有了机会。记得是个大热天，他穿磨薄了的老头衫，手执蒲扇，满头白发不显老，眉宇间隐隐有大气，确实是前辈，拿得起放得下的前辈。

此后冬来夏往，我有“文革”史疑惑，常去询问。林立衡一行来上海，我请老先生出来聚餐，戏言：“相逢一笑泯恩仇，也让你们两个冤家见见面？”宾主尽欢，众白头共话天宝当年。当时在四平路，离空四军军部不远。老先生忆旧说，“文革”中他有一个历史系毕业的学生姓李，不关心革命化却鼓吹现代化，江湖上薄有名声。林立果闻言，就在空四军军部召见。听一番现代化宏论，“太子”大悦，传令特招，纳入麾下。军装刚上身，“9·13”事发，那人剥下军装进隔离室，此后销声匿迹。

宋德金先生1962年毕业于吉林大学历史系，曾调入毛家湾任秘书，“9·13”后隔离清查10年，出来后曾任《历史研究》主编。那时已退休，随行来沪。闻老先生此言，补白曰：他召入毛家湾只是读文件，林寡言少语，深浅莫测。他与林面谈时间最长一次，乃是遵其令，事先准备一堆英、美、德、法、日史料，专题汇报大国如何现代化。我闻宋氏言，遂有补白之补白：30年后今天，南京大学英国史专家入中南海讲史，给第四代领导人讲的也是这个题目，《人民日报》刚发新闻，头条头版。

还有一次是在“丁香花园”，昔日禁苑今已开放为营业性餐馆，门庭若市。老先生30年后重游，自有一番感慨：刘亚楼死在哪一栋楼；戴厚英如何获“小钢炮”外号；秀才加班，夜餐为一碗光面；中日建交，周恩来来沪传达毛泽东与田中角荣谈话，突然说要请客，在座者每人发一根雪糕棒冰。那天徐景贤也在，两人相互补正口述史，也有意思。老先生说，大约1974年前后，毛泽东想读庾信《枯树赋》，传谕“丁学雷”点校呈送。他在这栋楼内加班加点，点到“树犹如此，人何以堪”一句，已感觉毛内心苍凉，事事不如意，“文革”前景不妙。

徐景贤说，“9·13”事件后，张春桥在上海试行“破资产阶级法权”，徐让市革会财政组拿出方案，发现此事经济上行不得：干部人数、生活待遇相比进城之初的供给制，已经发展出汽车、洋房、司机、保姆等一大摊，如欲恢复供给制，财政负担将比薪给制高出数倍，不堪重负。遂悄然搁置。

徐最后一次进京见张，后者深感寂寥，有如下言：“有时候我坐在这里看文件，一整天只说6个字，早晨服务员送来早餐，我说‘谢谢’，中午又是‘谢谢’，晚上也是‘谢谢’。这样，一整天3句话、6个字就过去了。没有什么人来，真的是‘门可罗雀’。”

我曾不止一次问老先生，对“文革”看法是否有改变、怎么改变。他是史学家，又为海瑞罢官、巴黎公社“历史问题”入狱，倘有兜头反思，一定打通古今、大彻大悟。第三次问，他正回忆“文革”中“巴黎公社”来龙去脉，手蘸茶水在桌上比划：“一条是西洋进来的意识形态，一条是老祖宗留下的本土古制，两条线一条都不能少，交叉处，能找到‘文革’定位。”

交往深入后，也能问一些比较敏感的个人问题，比如为什么会有那句“巴黎公社”？我的历史观不喜欢巴黎公社，也不赞成“文革”中巴黎公社之延伸，但还是敬重他当时敢言之勇气。不料他回顾1976年心理，略有沉吟，回答说：“人家对我不薄呵！”这句话再次让我震惊，原来士为知己者死，这就不是1948年入党的共产党人了，而是巴黎公社油彩下的中国古士人。难怪他到我seminar给研究生讲秦汉制度，携一蓝布包袱入，坐定后一层一层揭开，最里一层才是讲义。学生问“文革”起源，他要从殷周讲起。一研究生事后惊叹：“这是活在当下的古人，有古人之风！”

我们这一代启蒙读物，有一些是“文革”中上海出版的内部书籍，世称“灰皮书”，还有一些杂志，如《学习与批判》，如《摘译》，后来知道这些出版物皆为他主持。“文革”前编印的《数理化自学丛书》12本，那时也开始重印，周恩来在京闻讯，曾让秘书打电话请上海邮寄。知道这些情况后，我问他在当时那种形势下，怎么会想到出版这些东西？他的回答是：“老人家那时有指示，说要‘反对形而上学猖獗’，通过张、姚布置到我这里，指示不能违。我自己确实也想出一点有文化有知识的书籍，如果有私心，只是念及那么多中学生在乡下，1000多万人无书可读，怎么得了？”

后一番话触动我心底，回家与妻子说：“老先生正面做的那些“文革”事不结善果，侧面播下的读书种子却在我们这一代发芽。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我们这些人能破土而出，是不能忘记他的，这是他的收获。”妻子当年也读那些书，劝我将这层意思向老先生点破，也好让他有个安慰。不料他听了以后无所动，似乎无啥稀奇。

他是无锡大户人家出身，半个世纪前在复旦读书，就背叛家庭参加革命，并不在意这些。1976年巨变，下狱前开除党籍公职。母亲却在同一年落实政策，得一笔退款，写信问需要什么。他回信说：“里面有点冷，送一套棉毛衫裤，加一套二十四史。”此前他为革命治史，或为伟大领袖点校诗赋，无暇细读二十四史，这一次有的是时间了，却无力购置。于是“剥削阶级”的母亲出手，用“落实政策”退回的人民币，给“革命逆子”购置二十四史，向铁窗内邮寄。

二十四史太沉，从上海提篮桥转狱去秦城，狱卒搬书发有怨嗔：“你这是孔夫子搬家，除了书，还是书!”更滑稽的是，那一年他进提篮桥，复旦中文系老教授贾植芳因胡风一案平反出狱，一进一出，居然是同一间牢房。贾先生特意关照他所熟悉的狱卒，要善待这位刚进去的狱友。这些事发生在1976年，可与《基督山恩仇记》开头媲美，一起一伏，一进一出，颠扑如戏。

我历来认为本国上世纪史最为生动，且将那些真人真事如实道来，毋庸虚构，即可把19世纪巴黎文人那一点小说滥情比下去。他听后也是心不在焉，似乎所有思维细胞都已经历史化，不给文学留下空间。

他的人性柔情这一面，是我在夏天去偶然看见的。天热，他门前有一棵树，他坐树下翻阅书报，一方凳，一竹椅，一壶水，一副老光眼镜。树影摇曳，有三五只野猫来脚下寻食，他竟有耐心起身喂食，口中还喃喃有语。我看那盆猫食，是煮熟的，可见他日日如此，每天下午都在等这群老朋友来见。

冬天去，野猫不见了，陋室内堆满古卷，老房子年久失修，1930 年代日本人留下的木结构，门窗皆漏风。室内只有两张老式的学生床，下一层留出床沿当座位，上一层书摞书，摇摇欲坠。主客对坐，也是隔一张学生桌，青灯黄卷，冷风嗖嗖。我扛不住冻，大衣不能脱。他穿棉裤棉鞋，也不说冷，数着刚完稿的古籍点校本，露出满意的笑容：“这是《淮南子》，60万字，那是《唐六典》，100万字，还有20万字长序。可以了吧？可以啦，比那时好多了！”他说的“那时”，是指丁香花园学雷锋，为领袖点校大字本；还是秦城铁屋为自己读二十四史，一读 14年，终于读出历史深处的滋味？

前年他心脏动手术，医疗费沉重。此前我多次起念，请他来seminar给研究生讲讲他的史学，满肚子学问还有阅历，不说太可惜，也好以此理由开列讲课费，略尽心意。每次提，每次都被他拒绝，怕给我惹是非。

这一次他终于同意了，我们父子俩很高兴地去接。路过1976年他初次被关押的军营，我让儿子等一等，陪他从围墙边踱过去怀古。隔一条小河，他辨认出那间房子，笑微微地说：“不就是那排灰营房吗？没变，没变。当时从虹桥机场押进这个大院，他们要保密，我是一眼就认出来了，南京路上好八连的团部！以前每逢‘八一’，我要领队来慰问，熟门熟路。上海我是第一个关进去的，编号为01。”说完用食指在空中画圈，圈里画“1”。

原来又转出一层历史，凡有历史处，总要戛然而止。预定讲一个学期，结果只讲了一次。但也留下了一处痕迹：那次讲完秦汉古制，学生领来讲课费，我签字，也须请老先生签字，他却为我顾虑起来：“签名恐有不宜，会给你留下麻烦的。”我说也是，你也不在乎笔名多少，刚才提到那个“01”就不错，新开一个吧？老先生展颜一笑，大笔写意，就签两个字：——“凌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