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繁兴说：“这纯是胡扯！”

关于毛主席1958年8月10日视察天津新立村的情况，书刊报纸有过种种虚假描述，谬误流传，遗害不浅。作为天津日报记者，我先后两次去新立村进行实地调查。

1993年夏天，在纪念毛泽东到天津新立村视察55周年前夕，那是个星期天，我第一次来到天津新立村，找到 当年亲身接待过毛主席视察的新立村党支部书记孟繁兴家里，一进门，就看见屋子四面墙上挂满了玻璃像框，里面镶嵌的全是1958年毛主席在新立村视察的照片。我对他说，我在报纸上看过一篇《李银桥与毛泽东》的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记述：

 “上世纪大跃进时代，……牛皮越吹越大，最终在天津市东郊区新立村吹爆了，新立村上报亩产水稻12.7万斤，合63.5吨。毛泽东闻讯带李银桥驱车来到新立村，只见地里的稻秸紧密挨着，密不透风。地四周有一圈几米宽的水沟，他执意要过水沟去看，生产队和公社领导无奈，只得派人弄来几块大木板搭在沟的两沿，老李搀着他过了沟，毛泽东在地头就近拔出一株稻子看了看，最下面齐刷刷的没有一丝根须，他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苦笑。”

又有一篇文章这样写：

 “1958年8月13日,毛泽东去天津新意村参观稻田,有关领导汇报说,亩产可达10万斤,毛泽东听后摇头撇嘴,表示不相信。毛泽东说:不可能的事。他指着一位领导说,你没有种过地,这不是"放卫星",是"放大炮"。《人民日报》曾登过一幅照片,五位小女娃嘻戏地站在稻秧上,毛泽东摇头风趣的说:娃娃,下来吧,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哩。又说:吹牛,靠不住的,我是种过地的,亩产10万斤,堆也堆不起来么!(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第138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

孟繁兴很不客气地说：“这纯是胡扯！”

我说：“您当时就在现场，真实的情况是怎样的?”

此时的孟繁兴已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了，精神饱满，待人亲切热情，他说：“来，先请你看看墙上这些照片吧。”

 “先指指哪个是你？”

 “看这张，毛主席右边这个瘦长脸小伙子是我。我右边这位宽脑门张嘴笶的是当时我们东郊区区委书记曾国栋。你看到了吧，毛主席来那天是1958年8月10日，正是大夏天，毛主席戴着大草帽，穿着白衬衣，我和不少人穿着短袖褂；看清了吧，当时地里的稻秧才这么高，还没秀穗呢。怎么可能上报亩产12万斤，毛主席怎么可能看见小孩站在稻秧上？纯是胡扯！”

 “真是，看了这些照片，所有的虚构和不实杜撰都被揭穿了。孟书记，就请您把毛主席视察新立村的真实情况介绍一下吧。”

我们都坐了下来，孟繁兴沉静片刻，娓娓道来：

新立村的人，解放前基本上都是农村中的无产阶级，要饭的多，打光棍的多。解放后翻了身，分了地，劳动热情空前高涨。1951年组织了互助组，1955年成立8个初级社，1956年成立了高级社。社员们都真心实意走集体合作道路，发挥集体的力量，抓农业技术，抓稻田管理，抓科学种田，稂食产量年年递增，刭1957年，水稻单产已达千斤，涌现了六名全国劳动模范。

1958年那年，河北省特别旱，新立村发动群众挖渠浚河，整修水库，抗旱保苗，利用地下水浇地，庄稼没受损失，水稻长势喜人。河北省省长刘子厚、天津市市长李耕涛来过好几次。8月2日，刘子厚又来了。

 “我领他去地里转了转，他很高兴地说：‘天这么旱，能把地种成这样，很不简单。过几天有中央首长到你们这里来。’我随便说：‘来吧。’当时根本不知道谁来。”

8月10日下午四点多钟，公路上开来6辆小车停在 村头，刘子厚先下车，接着毛主席走出来了，隨行的还有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阎达开、天津市市长李耕诪、毛主席的警卫员李银桥、摄影记者侯波等十多人。

 “我一看，当时确实有点蒙了，想不到啊！这么一个农村，毛主席就这么来了，也没警车开道，也没七步一岗五步一哨，一时间，我感动得说不出话，就知道在前面领着走，走了一段路，刘子厚才把我介绍给主席，说：‘这是新立村的党支部书记。’毛主席马上和我握手，我就会说：‘毛主席好！毛主席好！’那一瞬间，多少年后回想起来就像在眼前。”

讲到这里，孟繁兴停了下来，仿佛又重温起当年的情景。过了一会儿，他接着说下去。

毛主席和大家在稻田旁的路上往前走，看见路边小沟里潺潺流水一股股流进绿油油的稻田里。走过沟上的小桥，来到稻田边，看见田埂上插着写有“上游”的小红旗问是什么意思。东郊区区长张福安说：“每十天各队评比一次，上游是一类苗，插红旗，中游是二类苗，插黄旗，下游是三类苗，插白旗。”毛主席关切地问：“‘下游’了怎么赶？能不能赶啊？” 张福安回答说：“能赶，只要多施肥，加强后期管理，就能赶上‘上游’，五队的稻田原来都是‘中游’半个月工夫，就争到了‘上游’。” 毛主席听了，笑着点点头。

孟繁兴把毛主席领到5队，主席径直下地里去了。

毛主席问：“一亩地插多少棵秧？”孟繁兴答：“三十多万棵。”

毛主席又问：“能亩产多少斤？”孟繁兴答：“一千多斤。”

主席连连点头，说：“不错，不错 ！”他拢了一片稻苗问：“都这样吗？”

孟繁兴答：“都这样。”毛主席又问：“这一片地是几个队的 ？”

刘子厚让孟繁兴把村里的情况介绍一下。孟繁兴简要地说：“全村300多户，1000多口人， 有12头牲口，10辆大车，一辆汽车，去年给国家交600万斤稻谷。” 毛主席听了很满意。 

毛主席又往前走，走了很远。走到5队一个社员的房山前看见有一张大字报，上面写的内容是新立村水稻力争全区第一，共有300多字，主席一句一句地念，直到全念完，点点头，称赞说：“好！”

这时候，毛主席似乎发现了什么。村里人都哪去了？公安分局的两个人怕出安全问题，不让群众出门。毛主席看出来了，说不能把群众关在家里，让群众出来。孟繁兴一招乎，社员们男女老少从四面八方跑了出来，有些男孩还光着屁股呢，一帮小孩兴高采烈地蹦着跳着鼓掌。毛主席问小孩们：“你们都上学了吗？” 小孩儿们一点也不拘束，回答说：“上学了。”主席很高兴，鼓励他们要好好学习。毛主席确实对群众特别信任，他不许搞戒严，不许把他和群众分隔开。

毛主席走了有2里地，让坐车也不坐，半路上，他看见稻田旁水沟里漂着许多水草，便停住脚步问人们：“这是什么草？有什么用途？” 社员李顺弟跳下水沟捞上来一把水草，双手递给毛主席说：“这是带子草，可以喂猪、喂鸭子。” 毛主席指着水沟问干部们：“这沟里是不是可以养鱼哬？” 干部们答：“可以养，我们准备养鱼的”

区领导又领着主席去看实验田。

孟繁兴说：“这实验田一开始是我搞的，计划打3000斤。后来区领导把我找去说，南方已经放卫星了，亩产4万斤，市里也布置新立村放卫星，问我：‘你有胆子没有？’我说：‘实事求是吧，亩产3000斤还得争取呢。’后来区里不让我管了，直接来人抓这实验田了。毛主席一来他们就汇报说要计划亩产五万斤。毛主席问区长张福安：‘产五万斤，有可能吗？’张福安说：‘过去没搞过，现在我们正在试验。’” 

太阳西下，毛主席要走了，与围着送他的群众一一握手告别。

 “这就是当时的真实情况” 孟繁兴说。

 “可是，后来报紙上确实报道了一亩地产了稻谷12万多斤，这究竟又是怎么回事呢？” 我很认真地问。

孟繁兴很无奈地说：“都是上面逼着搞的！详情区领导知道。”

上面逼出来一个“亩产稻谷12万斤”

我笫二次到新立村，是一个星期五。这里已是旧貌换新颜了，高楼林立，街市繁华，面向津塘公路的一侧，修建起宽阔的新立广场花园，广场中央矗立着毛主席塑像。不幸的是老书记孟繁兴和老伴都已经先后故去了。村委会张主仼在他的辦公室接待了我。谈起1958年“亩产稻谷12万斤” 的事，他说：“那年我还设出生呢，只是听老人们说过一些，不过我们的村志里有一份当年任区委书记的曾国栋同志的材料，他也是陪同毛主席视察一直在毛主身边的人，你看看。”

想起来了，曾国栋就是站在毛主席身边的那位宽脑门张嘴笑的干部。他作为当时的区委书记所写的这份材料，披露了许多內情。摘录几段，便可解惑。

 “1958年全国大跃进形势下，市委农村工作部召集四个郊区的书记、区长开会，领导说，据专家讲，水稻能亩产5万斤。所以领导给我们东郊区定的指标就是亩产5万斤。我们选定在新立村孟繁兴那搞，由区长张褔安挂帅。张福安要农技干部齐学礼按亩产5万斤算出一米见方需要多少棵秧。区常委决定在津塘公路以北、四号桥以东那块地里抜秧，进行移栽。孟繁兴提出这样做肯定不行。区里设听他的意见。对试验田，孟繁兴的态度和区常委不一致，张福安找了他几次，后来对我说：‘孟繁兴这个人太固扏。’所以我们把他试验田的队长撒了，换成了翟殿柱，老翟这个同志老实、听话、好领导。”

 “栽完过了半个月，秧都烂了。又移了秧，栽了十多天，秧又烂了。社员们提出了意见，说你们这样搞，我们秋后吃什么？区委决定不搞了。市主要领导马上坐着汽车来东郊质问我为什么下马？我把烂秧的情况和群众的意见汇报給他。他批评我说：‘六六六还试验六百六十六次才成功，你试验两次就下马，不行！还得接着搞。领导走后，试验田又上了马，移秧又烂了。当时全国各地、各国使节以及国家领导人都来参观。这怎么办？上面领导指示说：‘要想办法，不能让人靠近。’于是，我们用绳子把这块试验田拦上，参观的人隔10米观看。”

孟繁兴同志说：‘不能再搞了，咱不能搞欺骗人的事。’上级领导说：‘国务院分管农业的领导指示试验田要认真搞，你们还得搞。现在先应付参观，别全换，光在外面换，叫金裹银，’根据他的意见，又把外围稻子换上新的。” 

 “毛主席在8月10日来新立村视察了，走到水稻试验田，主席问：‘亩产多少？’张福安答：‘五万斤。’主席说：‘你要搞到五万斤的十分之一，也是世界上的奇迹。’我认为这是主席的批评艺朩。” 

 “收割季节到了，实际产量怎么办哪？正在没办法的时候，报纸上登出了湖北麻城放出了早稻亩产七万斤‘卫星’的消息。我们马上派人前去‘取经’。‘取经’人回来说麻城的试验田，稻根在外面露着，一看就知是假的。而这时分管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在保定有一个讲话，他提出亩产不达10万斤进不了北京。市农工部指示我们按这个部署办。9月27日，市里通知明天在新立村召开水稻试验田收割现场会，由市政府秘书长主持。接电话后，我和张福安等到现场研究。决定在特制的捋子（打谷机）里事先秘密倒进一麻袋稻谷，捋稻子时就掺进去了，参观的人看不出来。笫二天就是照这样干的。验收时，试验田的稻子只收割了一平方米，加上掺在捋子里的一麻袋稻谷，折算成亩产十二万四千多斤。”（据《新立村志》笫45页至48页） 

查阅1958年10月1日的《天津日报》果然有这样的重大新闻：

【本报讯】毛主席视察地的东郊区新立村人民公社水稻试验田获得高额丰收。这个社的一亩零四厘计划亩产十万斤的试验田，从9日28日到昨日，己经收割完了一亩二厘五。经严格的丈量、过磅和验收，共收获干谷十二万七千四百多斤，计核亩产十二万四千三百二十九斤半。----这次参加监打监收的，有天津市副市长李权超、张国藩，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刘毅····”

翻阅1958年的中央和各地方报纸，类似这样的新闻屡见不鲜。浮夸成了弥漫全国的风气。

毛泽东：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

1958年7月14日到18日，当时，在一线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到山东寿张县视察，在参观了台前社亩产将达3万至5万斤的玉米，3万至5万斤的谷子，30万斤地瓜和宏伟社亩产15000斤籽棉的丰产后，赞扬他们说：“你们压倒了科学家，他们没敢想的，你们做到了，这是个革命。”这一讲话一传出，全国各地的实验田丰产田纷纷把原来亩产几千斤的牌子换为上万斤甚至十几万斤的牌子。假报道的丰产数也由亩产几千斤一跃报道亩产数万斤， 

1958年8月6日，刘少奇派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带着康有为的《大同书》，到河北省徐水县搞共产主义公社试点，陈正人传达了刘少奇同志关于搞试点的指示，还把康有为的《大同书》送给一些人。（赵云山、赵本荣《徐水共产主义试点始末》《党史通讯》1987年第六期）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立即宣布“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成立公社，树木归集体，房屋也由公社统一分配，社员实行工资制，社员和干部大搞实验田，计划一亩山药产120万斤，一棵白菜500斤，小麦亩产12万斤，皮棉亩产5000斤。这些将要发射的卫星庄稼，在迈向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殿堂上空飘扬的鲜明耀眼的红旗！（康濯：《徐水人民公社颂》1958年9月1日《人民日报》）

正是当时己退居二线的毛泽东通过调査研究，较早发现了这种偏差，便从1958年11月开始到1959年，相继召开了第一次，第二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上海会议等大力纠正在大跃进中出现的错误，就是庐山会议，也是为了进一步纠正左的错误，只是因为会议快结束时发生了彭德怀针对左倾错误的“万言书”，遭到一部分中央领导人的激烈反对，使局势发生了逆转。

据时仼人民日报总編辑的 吴冷西回忆说 ，早在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期间，毛主席找我谈话，毛主席说： “现在报纸报导要调整一下，不要尽唱高调，要压缩空气，这不是泼冷水，而是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要大家按实际条件办事。提口号，定指标要留有余地”（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段》新华出版社　1995年版63、64页）

1960年冬天，在全国农村开展了以整五风错误为主要内容的整风整社运动。我作为河北省委工作队成员到衡水县情况最严重的“三类队”亲身参加了这项工作，至今记犹新的是，我本人在全体社员大会上，宣读了毛主席的《党內通信》：

 “社员同志们，毛主席要求工作队，一定要把他写的这封信，原原本本地念给你们听，要让每一个社员都知道。”信的全文是这样的：

省级、地级、县级、社队、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

我想和同志们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示，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产二、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要密。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年怀疑，中年也有怀疑的，这三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达这种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规定一个密植的幅度，不当作命令下达，只给下面参考。此外，上面要进行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为好，积累经验。根据因气候不同，因地点不同，因土、肥、水、种等条件不同，因各种作物的情况不同，因田间管理水平高低不同，作出一个比较科学的密植程度的规定，几年之内达到一个实际可行的标准就好了。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以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十年以内只能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以内，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的高额丰产田同时实行。

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今年、明年、后年、大后年这四年内，主要依靠改良农具，半机械化农具。每省、每地、每县都要建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搜集全省、全地、全县各地比较进步的农具，加以比较，加以试验，加以改进，试制新式农具。试制成功，在田里实验，确实有效，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提到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各项增产措施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与自己也不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以上六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一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有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是必然的认识。

同现在流行的一种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目的在于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曾记得，读这封信的时候，会场上鸦雀无声，社员们不分男女，个个睁大眼睛，仔细静听。读完之后，没人鼓掌，没人喊“毛主席万岁”彷佛还在梦中。会后有位老人问我：“这封信可真是毛主席写给俺们的？” 我回答：“是真的。”他又问：“你们从哪里来？” 我说：“我从北京来。” 他又问：“是毛主席派你们来的？” 我答：“可以这样说。” 他抓住我的手摇晃：“这一下可要好了！这一下可要好了！”.

在那里，度过了一个最寒冷的冬天，一个设有一个妇女怀孕、没有一位妇女生孩子的冬天，又度过了一个生产自救、充满生机充满希望的春天，一个落实毛主席纠正“五风”错误指示的春天，1961年5月我回到了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