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真正的危机是灵魂的危机

   战争是题外话，我们最关心的是，如果大炮一响，会出现什么后果？

   英国脱欧就造成英镑大跌，但如果发生战争，战火周边国家的货币汇率就不是大跌而是暴跌，因为资本必定想方设法疯狂出逃，此其一；其二，战争就是烧钱，战区国家的财政都会出现惊人的赤字，这对于汇率的含义很多人都知道；第三，大炮一响，战区国家的资本市场和不动产市场必定遭到疯狂的抛售，因为一颗炮弹（即便是流弹或误炸。以朝鲜的导弹水平，指南打北或指南打“西”都是正常的，也可以将别人带入战争）就可以让数百万甚至数千万的不动产立即成为纸灰。所以，大炮的硝烟，必定让资本市场和不动产市场落花流水。

   可是，总有人认为，战争打不起来，****不敢打仗也不会打仗，等等，理由无数，除开个别人具有刘伯温的水平，可以明察前后八百年的所有事件之外，其它人都是出于一个心理——投机的理想永远不能动摇。

   这反映的是这个国家的很多人都坚定地去投机，绝不能踏踏实实地去创造财富！

   ZF坚决地在房地产上搞游戏，通过印钞推升房价；几乎全民坚决地炒作房地产，这都是不创造财富的。谁都认为自己是那个赢家，其实没有一个人可以成为赢家。

   今天的社会，煞气很重；今天的社会，贫富差距很大，一个人如果在上海有一套房子，可以顶得上农民辛勤劳动数百年；今天的社会，每个阶层的人意见都很大，当意见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爆发。造成这种现状的根源就是房地产。当这些矛盾进一步激化，或者被特定的事件引发之后，就会造成严重的危机，一个动荡的社会不会有一个赢家，ZF、富人、穷人会一起进入灾难的深渊。

   当每个人都想盘剥别人的时候（炒作的骗局本质上是这个含义），最终也只能去地狱赎罪，因为这是从上到下的灵魂的危机。

   古人有云，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当丧失了灵魂之后，危墙在一些人眼中就是不存在的，战争也永远不会发生，这就是基本的逻辑。

   今天我们最深刻的感觉是吃什么都不安全，国人宁可到欧洲去背奶粉。三聚氰胺、毒奶粉就不说了，中国被称为是泡在农药中的国家。总有人会认为，我做假、我使用了过量的、人体无法排除分解的农药，危害的是别人，我赚钱就行。那好，如果你赚了钱，难到就可以不吃别人生产制造的食品吗？赚的钱最终会转交给医院甚至***,当自己的身体甚至生命都没有保证的时候，纸币就只有陪葬的功能。即便您移民到欧美国家，欧美国家是信仰上帝、信仰爱的，你的灵魂一样一生一世被啃噬，生不如死。所以，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种下什么样的因，最终都要品尝什么样的果。

   这依旧是整个社会灵魂的危机。

   朝鲜半岛的问题也很明显。想当初，朴槿惠总统对中国非常友好，大阅兵的时候，是唯一来到中国的发达国家领导人，和中国签订自贸协定，对于中国来说也有巨大的经济利益和战略利益。朴槿惠这样做，是顶着美国、日本和国内巨大压力的，无非是希望换取在朝鲜问题上中国可以有作为。号称一个大国，就不能仅仅想到自己，更需要想到朋友。可是，一些人，想到的仅仅是自己可以得益多少，而根本不会想到朋友，结果酿成现在的萨德导弹防御系统所带来的危机。

   这依旧是灵魂的危机，不同的人不会进同一个圈子。

   一段时间，中美共治成为口号，所谓共治就是共同去领导世界，领导别人，领导别人的前提就是必须学会首先想到别人、尊重别人。所以，如果你有“梦想”，就必须先回头，拯救自己的灵魂。

    现在，长江流域和河南正在闹水灾，这些地方闹水灾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相似的一幕，在五六十年代曾经发生在海河流域，当时，本人的父辈们冬天的时候集体去海河施工，根治海河为患的源头，到后来的数十年，海河从未为患。因为他们想到的是别人，想到的是子孙后代，他们有灵魂。今天，年初的时候，无数气候学家和山寨专家都在呼吁长江流域水患的威胁，可是，这个社会却是无动于衷，因为灵魂没有了。如果中国不能找回灵魂，1998年的场景还会不断重复，或许不需要等待太久。

    今天必定有人留言，所有的一切都是体制造成的，确实，体制要承担很大的责任，首当其冲需要改变的是不断通过铸币给社会加税的做法；其次，“小老虎”的论调需要终止了，如果一个社会丧失了道德和信仰，丧失了灵魂，即便抓住了死老鼠，这只死老鼠还会跑掉，最终什么也得不到。当人的生命都因为假冒伪劣的食品、不断的灾害受到威胁的时候，死老鼠当然会“跑掉”，贫穷与落后就成为无法摆脱的噩梦。也与文化有关，RUJIA的家文化本质是自私自利的文化，是丢掉灵魂的文化，再也不能独尊了；也与每个人有关，如果每个人都有自己坚定的信仰，整个社会就不会丢掉灵魂。

   人除了物欲之外，还有骨头，当找到了自己的骨头之后，社会就有了骨头。

   每个人每个民族都应该有梦想，包括繁荣富强、人们生活安定、民族受到世界的尊重，等等。中国人不缺乏才华，但现在主要用在了邪道上，假冒伪劣是典型；中国人不缺乏吃苦耐劳的精神，但现在丢掉了，更热衷于投机与骗局，投机与骗局就是偷盗别人的劳动。如果中国要实现自己的那份梦想，就要将丢掉的东西找回来，但最主要的是：要找回自己的灵魂。

注：有些人认为黄金的熊市还远远没有结束，同时又认为军备竞赛正在来临，战争很快就会开启，大家不觉得这种思维有矛盾吗？

 战争还远吗？

美韩7月8日决定在韩国部署萨德导弹防御系统，关于其中的意图，各位大神莫终于是，似乎都有道理，但更多的倾向是向金三动手。

先看看萨德的特点。

第一，      萨德导弹防御系统号称是唯一能在大气层外拦截导

弹的系统。它既可以在大气层以内40公里以上的高度拦截导弹，又可以在大气层以上180公里以下的高度拦截导弹。而萨德系统采用“动能杀伤”技术，使得对导弹的拦截可以实现。

这个高度正好是射程在3500公里以上远程和洲际导弹的末段、射程在3500公里以下中近程导弹的中段。

萨德系统还可为低层末段拦截系统提供目标信息，这点也很重要。

从这里的信息明显可以看到，韩国部署的萨德系统，与爱国者等反导系统互相配合，就可以保护韩国免遭远程、中程、近程导弹的攻击。也可以保护日本，特别是保护日本的美军基地不受导弹的攻击，因为韩国大致处于中日之间，是中程导弹运行的中段。也可以通过为低层末段拦截系统提供目标信息的手段保护日本和美国本土。

第二，      萨德反导系统的雷达为X波段有源多功能相控阵体

制，其雷达天线的作用距离超过500公里，甚至有专家推算，萨德系统的雷达探测距离超过2000公里。

   无论怎么说，中日争端是亚洲的主要争端，东海是焦点区域，如果争端发生在钓鱼岛，中国有利于发挥路基导弹的威力和东南沿海空军的威力（前面说过这一问题），但当美国将萨德系统安装在韩国之后，东南部沿海的路基导弹基地和空军基地将暴露于它的雷达之下，对东海的威胁大大下降，这就奠定了东海争端的战略性优势。

    萨德导弹防御系统的雷达可以覆盖京津冀地区，基本上让中国的军政指挥机关透明化。

如果南海发生冲突，中国不可能完全依靠南海舰队解决问题，必定出动东海舰队、北海舰队和相应的海军航空兵，而北海舰队和东海舰队的主要基地绝大部分将在萨德系统的雷达覆盖范围之内，相当于在这些基地的门口设立了“侦察兵”。

未来，如果美韩对金三动手，而中国不能大规模出动陆海空军入朝作战，朝鲜估计很快会崩溃，形成大量的难民（中间将有大量携带武器的溃军）涌入中国东北地区，很可能会在东北造成严重的混乱，其实这可能还不算是最严重的问题，严重的是，会不会搅动其他地区？比如那个“明珠”，还有“鸡尾巴”，这才是最严重的威胁。这种威胁有多大？估计很多人想象不到，这里也不便多说，但希望相关部门不要不作为，一定要制定好预案。但这些仅仅是摆在桌面上的问题，萨德导弹防御系统的另外一个巨大的作用，就是助攻。

中国的军政指挥机关、东南沿海的导弹基地和空军基地、东海和北海舰队的很多基地被萨德导弹防御系统的雷达监视之后，无论东海还是南海，如果发生冲突，敌方将取得战略性的主动地位。这种战略性的主动地位体现在：第一，中国的军政机关被监视，中国如果意欲通过攻击它国本土逆转海上战争的局势，就有了很多顾忌，估计这一点无需讨论。主持南海东海战争的指挥体系也会遭到威胁，这将决定战争的胜负；第二，东部沿海路基导弹和空军的威力大打折扣；第三，基于中国东部沿海和南海距离遥远，增援南海与东海的海空军，在路途上将遭到威胁。

   所以，萨德导弹防御系统部署在韩国，彻底打破了地区的战略平衡。使得美日等国无论在朝鲜、东海还是南海争端中占据了战略上的优势，或者说，化解了中国的很多优势。 

    或许有人说，中国人民爱好和平，不想打仗，这是确实的（咱也不知道哪国的人民喜欢战争）；也或者说，中国因为“等等等等”原因，不会打仗，似乎有道理，但咱也不知道真相。但是，既然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导弹防御系统来改变地区的战略均衡，如果它不想打仗，打破战略均衡的目的是为了什么？任何一次战役，都必须首先从战略上进行规划，才能在战役上占据主动。所以，不是你想不想打仗的问题，老老实实应对战争才是现实的。

   今年初，朝鲜举行核试验，中国需要果断干预，甚至不惜进行JUNSHI干预，当时很多人不同意这样的观点（难度当然很大，但既然摊上了事，就要面对）。如果当时干预成功，中韩之间的关系就会变得牢固，今天，中国也可以通过朝鲜向南保持巨大的军事压力，美国人必定会有所顾忌，因为真正进行一场大规模的陆地战争，谁胜谁负难说的很。现在，金三不断挑事，让南韩彻底倒向了美国人的怀抱，才终于将萨德系统带到了家门口，落入了战略性的的被动，对于这样的局面，无话可说。

   无论任何时候，如果你希望和平，必须摆出破釜沉舟的勇气，毫不惧怕战争，最终，才能得到和平；一味地妥协、恐吓，永远避免不了战争，这是这个世界的逻辑，而且千古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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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者上不改革者下”有何意义？

总书记习近平在七一前夕公开发表讲话，称改革是一场革命，动的是既得利益，不真刀真枪干是不行的，要“继续鼓励基层创新，形成改革者上、不改革者下的用人导向”。

 

“改革者上、不改革者下”这番话，与邓小平1992年的“南巡讲话”何其相似，当时己退出政坛的邓小平面对保守势力回潮，发出了“谁不改革谁下台”的警告，从而很快在全国范围内掀起新一波改革浪潮。

如今，习近平再度发出“改革者上、不改革者下”的警告，这一警告能否达到邓小平当年“谁不改革谁下台”的效果，还需要观察。当年邓小平振臂一呼，无人敢与这位已经没有任何官职的老人叫板，这是因为邓小平多年来在党政军系统以及民众中累积了巨大威望，是那个时代公认的政治强人。邓小平虽已退休，但他在全党、全军一言九鼎的气势足以让保守派们噤若寒蝉。

互联网时代，人们的思想越来越活跃，人们的认知也在发生变化，强人政治基本成为过去时，改革必须更多依靠体制创新和法治建设，那种只换“自己人”上场的游戏越来越受到质疑和拷问，改革需要更多分权和放权，而不是集权！真正有效的改革是还权于民，赋予社会和民众更多的参与权知情权监督权。

党的十八大以来，因贪腐落马的省部级高官和军级高级己近200人，这个数字相当惊人！要知道，能够影响中国政治走向的高官不过500人，几乎一半被定点清除，然而此时，总书记再次发出“改革者上、不改革者下”的警示，说明中国改革的阻力依然强大。

 

所谓腐败利益集团不仅仅只是几大帮派势力，而是从上到下，从团体到个人，从表面到幕后形成了强大的合力，腐败分子长期占据党政军高层，左右国家的政策和社会风气，掠夺社会财富，给国家和民族造成了无法挽回的重大损失。 

如果改革不触及权力，腐败分子依然又会以另一种形式卷土重来，赶走孙悟空，还会来一群猴！对于现在的领导人来说，改革的阻力已远远大于邓小平时代，强大的利益集团并不希望中国出现真正的改革，不允许推出任何涉及权力的改革举措。只要权力体制依然不变，权力缺乏监督和约束，任何人都可能蜕变成新的腐败分子，都会抑制不住疯狂敛财的冲动！ 

当前中国内部推动改革的动力早已丧失殆尽，对于强大的利益集团特别是能够影响中国改革的人物来说，主动发起改革的可能性几乎已不存在，至少表面上看不出来了。我们再也看不到力图有一番作为的改革人物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因为自清末光绪以来，中国力主改革的人物都只是昙花一现。

    

邓小平顺应民意主导的经济改革，不仅仅是中国人的精神诉求，更是现实社会中普遍的民心所向，一个与过去截然不同的新世界也因经济改革得以诞生。人们从物资极度匮乏、思想极其禁锢的历史深渊中出发，几乎所有中国人都在这场经济改革所带来的思想解放、物质繁荣中获得了巨大的满足感和认同感。也正是因为这种全民共赢的性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经济改革得到了绝大多数人支持，也成为凝聚社会共识不可替代的民族愿景。    

然而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之后，改革脱离了原来的运行轨道，处于停滞甚至倒退状态。利益集团迅速掌控了中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命脉，表面上看，中国经济在高速发展，但这个国家已在不知不觉中被既得利益集团所垄断、被绑架，连改革依赖的路径也被既得利益集团所把持或控制。改革彻底背弃了初始的全民契约，变成了一种不受监督、不受制约、不需要全民共识的官僚利益集团和垄断利益集团双赢的格局。    

社会财富在不知不觉中被官僚利益集团和垄断利益集团所掠夺和瓜分，所谓的“利益博弈”早已成为过眼云烟，中国社会呈现出来的是一番弱肉强食的光景，即没有任何规则，没有任何道德，没有任何良知，绝大多数人被排除在财富掠夺的游戏之外。

    

当公民被当作包袱而不是财富被这种改革抛弃时，社会稳定的基础自然会越来越脆弱。于是，一种关于改革、增长、稳定的恶性循环开始了：越是不稳定，就越要推动GDP高速增长；越要推动经济高速增长，就越要推动符合既得利益集团的改革举措；而越是推动这种改革，就越是造成社会巨大的贫富差距和尖锐的社会矛盾。

    

经济改革本来是一种赎买精英阶层的私相授受的权宜之计，也是短期刺激经济增长的机会主义游戏。高速经济增长固然可以为蜕变了的经济改革涂脂抹粉，却很难说服那些在改革中被剥夺了基本利益或遭到无情抛弃的弱势群体。于是，我们看到这个社会一天天在腐烂在溃败，整体性的、制度性的贪腐侵蚀着社会的每一根毛细血管，让每一个具备正常思维和良知尚存的公民都绝望透顶又无能为力。

    

经济改革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而公民社会并没有随着国家财富增长真正崛起，日趋严重的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司法不公，加剧了社会动荡和道德滑坡的速度，造成了富人与穷人，官员与公民的严重对立，造成了城市与农村，沿海与内地，大城市与小城市之间的巨大差异。无论是弱势群体还是社会精英，对未来几乎都没有安全感，因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移民潮，出现了财富外流资本外流，出现了一夜暴富的投机浪潮！

    

于是，掺杂使假、掺假使黑、坑蒙拐骗、权钱交易、权色交易、贪污腐败、勾心斗角、恃强凌弱、仗势欺人、唯利是图、尔虞我诈……而在意识形态领域，充斥着更多的谎言、欺骗和盲目的歌功颂德，上上下下都以说假话为乐，因而中国的改革完全偏离了正确的方向。

    

一个没有良好体制的社会，不但会阻障民主社会的到来，也会扼杀生产力，更使社会丧失基本的正义和公平。实际上，经济越发展物质越繁荣，改革的诉求就越是强烈。而中国的改革，是要迅速建立一个公平公开、民主自由的法治社会，这样的改革才是关乎子孙后代的伟大事业，才是涉及全民的改革，也是不能再拖延再回避的政治议题。

    

拖延改革或回避改革甚至反对改革，显然已不适应日益变化的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尖锐的社会矛盾只会导致激进的变革甚至是暴力。防止暴力的唯一途径就是改革，特别是在暴力远未到来之前实施有效的体制改革。暴力不会给中国带来美好的明天，暴力是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暴力往往导致同归于尽的悲惨结局，牺牲最多的仍然是社会大多数，尤其是社会弱势群体。

      主动改革和被动改革对领导人来说，是一个痛苦的抉择。从历史来看，当革命即将爆发，统治者往往都会顺应改革诉求，可惜的是，改革时机已过。当光绪皇帝要改革的时候，慈禧太后等保守势力杀了改革者，废了皇帝。后来慈禧太后迫于形势，为了生存，真想改革了，并且改革的幅度和力度，甚至远比当初光绪皇帝设想的还要大。只是大势已去，革命已经成为一股潮流，任何改革都难以挽回王朝崩溃的命运。

    

中国社科院前副院长李慎之晚年曾经不止一次问学者朱学勤：“这个体制究竟是刚性的，不可改变的？还是有弹性，可以渐进改变？倘若是前者，就只能看着一场革命来推翻，玉石俱焚，生灵涂炭，我们束手无策；倘若是后者，我们责无旁贷，还有苦心呼吁，争取渐进改革的余地。”朱学勤回答：此为“天问”。

    

经济改革之初，邓小平就预见性的看到：“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成为中国改革的纲领性文件。遗憾的是，年迈的邓小平并未完成对权力的改革，在人生的最后时刻也没有下决心建立一个良性的体制。

 

建党百年离现在仅剩五年时间，执政者能否再次把中国带向一个生机勃勃的改革时代？现在很难做出判断，如果改革仅仅只是局限于谁上谁下的游戏，这样的改革对中国来说，己经毫无意义。真正的改革是对自身权力来一场革命，让每一个公民在改革中真正受益，才能凝聚全民共识，冲破改革阻力，取得改革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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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世界隔着一条下水道

     维克多·雨果在《悲惨世界》中写道，下水道是“城市的良心”。然而，这个坏了的“良心”不断给我们带来痛苦与伤痕，目睹苦难，除了眼泪与哭泣，还应该有什么？这篇写于2010年的文章，在今天读来，依然令人痛心不已……

 

中国与世界隔着一条下水道

      时寒冰

 

  旧城改造这四个字，早已让人耳熟能详。

    所谓旧城改造，就是原来的规划不合理了，原有的建筑陈旧了，把原来的建筑拆掉，重新规划、设计和建设。旧城改造一直被各地作为推动GDP增长的一个重要推动力量，而很少认识到其对财富的巨大消耗和浪费。

    等走出国门，我才知道，旧城改造是中国特有的，在西方世界很少有这种说法。这个问题讨论起来很复杂，那么，就不妨从下水道说起吧。

    即使没有出过国，在西方的电影中也常看到这样的镜头：几个人并排走在下水道里，不管是为了逃命，还是为了追凶，人家的下水道宽敞得令人瞠目。如果再深究一下，那些下水道是100多年前，甚至200多年前修建的。一次性投入，让后代子孙受益，世代发挥着美化城市环境的功能。

    再看看我们的下水道。莫说钻人，一头猪如果不幸跑到了下水道，结局也恐怕会很悲惨。我们的下水道狭小不用说，施工质量也难有保障。于是，三天两头挖开修，疏通堵塞。下水道每修一次，GDP就增长一次，而财富却在悄无声息中被损耗，当然，城市的运行效率也大大降低。西方国家修下水道，一劳永逸，此后虽然再也不能在拉动GDP增长方面做贡献，却在悄无声息中，节约着巨额财富，提升着城市的运行效率，提升着人们的生活质量。

    这样看来，中国与世界之间其实隔着一条下水道。

    一条下水道，不仅体现着规划着眼点的远近差异，也体现着对GDP和财富态度的差异。

    走在西方古老街道上，有时候感觉到宛如行在梦境中。旧城也是特色，丰富的文化沉淀和精神内涵，让旧城有着令人肃然起敬的威严和美丽。那样的旧城需要的不是改造，甚至也不是保护，而是听任其顺其自然地存在，犹如对待阳光和空气的态度。

    这一点，恰是中国缺乏的。

    我们长期以来，重GDP增长而轻财富的积累，重短期的奢华而忽略长久的规划。虽然，旧城不断被新城取代，但人们的归宿感却在降低，因为，伴随着旧城的消失，原有的文化沉淀不复存在，原来辛辛苦苦创造的财富也灰飞烟灭。

    我们为什么不能以百年的眼光来规划我们的城市呢？

    笔者不久前去的一个城市，曾经有过两次大的规划。第一任领导，作出了开发西区的宏大规划，西区建设过半，领导调走了，新来的领导大笔一挥，制定了一个开发东区的更宏大的规划。于是，西区被废弃，原有的投资成了泡影。

    越是每天忙着拆了建、建了拆的地方，GDP增长越快，干部的政绩越突出，当然，干部的个人财富增长也越快。一举多得。但这样的地方，百姓幸福指数往往很低。

    在西方，规划一旦制定，具有法律效力，不是谁想修改就修改得了的。

    因此，我们也应该在规划方面，多汲取研究机构和公众的意见、建议，作出一个真正具有长远战略眼光的规划，一旦通过，即赋予其法律效力，任何人都必须按照规划进行城市建设。那样的话，要不了多久，中国的下水道恐怕也能并排走几个人了，中国也能够静静地积累财富，并安享城市柔和的阳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