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同志在1966年12月的检查书（原文）：　　

“同志们：　　

我坚决拥护主席和林彪同志的指示，同意伯达同志的讲话，我看了各小组的大部分简报，了解到了一些地方和中央的一些部门在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程度不同地犯了错误，许多同志都作了检讨，这使我的心情十分沉重，因为这同我以前一阶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错误是有关的。在今年6月1日以后的50多天中，我在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是路线方向错误，这个错误的责任应该由我来承担其它同志的责任。例如：在京的其它中央领导同志，国务院各部委的领导同志，新市委工作组，地方的领导同志等。他们虽然有一定的责任，但第一位要负的是我。　　

在今年7.18以前的一段时间内，毛主席不在北京，党中央的日常工作是我主持进行的，北京市各方面的文化大革命情况，经常是在我主持的中央会议上汇报的，在汇报中做了错误的决定、批准。我做了错误的决定，如派工作组，都要中央各部委和团中央要人，当时中央各部委和团中央都很积极，要各地派人由新市委介绍派往各学校，此外还向各机关派工作组，一开始就做出了限制群众的方法，如：不让群众上街游行，不让学生上街，要内外有别等......并批准了北大工作组的错误做法，以为学生的革命行动是反革命。这就给全国定了基调，还批准了给中央的报告，也发生了不好的影响。　　

在北京许多学校的所谓排除干扰的斗争，因此，在许多工作组领导下发生了学生斗学生的现象，围攻革命派，压制了不同意见。甚至将学生定为反革命分子、右派、假左派。这样，就在不少学校造成恐怖气氛，这是白色恐怖的。　　

我过问的光美参加过清华大学的一段运动中所犯的错误是这一错误路线的典型分子。我过问的北师大附中也进行了排除干扰的斗争。解放北京市党团员只要在认识检查后就可以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这是不够的，但过早同意北京过早恢复党团活动的意见。工作组指定后，就把权力交给革委会，文革，这些是工作组指定的。他们的影响较深，北京市中学也程度不同地犯了以上错误。此外，还同意了团中央关于中学文化革命的计划。使中学一、二年级放假参加劳动和军训以及教师集体集训。现在看来是不应该派工作组的。　　

当时许多方面要求派工作组，特别是报纸报导了也大派工作组以后，要求更强烈了。这时没有就派出工作组进行讨论，也没有就派工作组进入学校后怎么办，应当说我们对文化大革命很不了解的，但是群众已经起来了，我们只要参加到群众中去，听取群众的意见，向群众学习，然后才能对运动中的问题提出我们的意见。这场是触及灵魂的大革命，是无产阶级大革命的新阶段，我自己和许多同志都不理解，都没有经验。我只能在群众中学习，不应当派工作组去包办代替，去建立领导群众文化大革命的机构。如果群众一定要求派，也只能派些联络员去了解情况，对于群众运动不要发表自己的意见，这样虽然不能满足群众要求，最多也只样处理，当时有些同志发现并提出工作组和群众发生对抗，并提出不要工作组。例如伯达同志，当时就提出过。伯达是领会主席思想的。当然如果我们能够去领会主席思想就撤走也不会发展到路线方向的错误。　　

当时有些地方对工作组的领导和某些成员发生怀疑，也怀疑某些党领导人。由于工作组包办代替，并规定了许多限制，这必然引起群众的不满。即使当时有些过激的言论，也属于敢的言论，当时也有极少数右派言论出现，这本是正常现象。应拿出相当地间让不同言论充分发表出来。恰在这关键时刻，由我主持中央工作会议，并作出了和增加了工作组犯错误的可能性。在有些实在坚持不下去的撤走后，又派出新的工作组。在工作组有许多同志很不理解，又不向群众学习而要群众按他们的规定去走。这就违背了群众运动的规律。实际上就站到了资产阶级立场上去了，实行了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运动打了下去，颠倒事非、混淆黑白，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既使在这个时候，我还是很不明白的，不知道这种情况是极不正常的，极不利于文化革命的，不利于党和社会的利益。这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虽然才50天，但损失是很大的。这种后果直到现在还没有肃清，有些地方变本加励，造成了群众的对立。我这次犯错误不是偶然的，我在历史上就犯了一些原则性的和路线性的错误。如：1946.2.1。就政协会议开过后，我就中央写过指示说：政协会即将实现，中国就走向和平的新阶段。这是对时局估计错误，有和平幻想。虽然也谈到练兵、减租、生产是不错的。　　

此外，1946年初，对东北战争的指导方针我有错误，当时对林彪同志的指导是不够的。47年我主持的土地会议没有系统的全面的解决当时地主土地分配问题。没有能及时纠正当时出现“左”倾错误。如杀人过多和侵犯中农问题。　　

49年春，我对天津城市工作说过不少话。纠正当时资本主义工商业某些过份性急的做法。同时提出消灭城市的封建把头，当时有些讲话是有些右倾错误。没有强调指出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矛盾是以后整个历史时期的整个矛盾。　　

51.7，我错误地批评了山西省委把老区互助组提高组成农业合作社的决定。　　

55年，邓子恢同志缩掉20万合作社的决定是我主持的中央会议说的，没有反驳，实际就批准了他的计划，他就在一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大加发挥，缩掉20万合作社。　　

62年，我犯右倾错误。64年又犯形左实右。我这次在无产阶级革命中所犯的路线错误跟以前所犯的错误是有联系的。　　

62.4，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7干）用我的名义作了书面的报告，以后又作了发言。在书面和口头发言中，都肯定五八年实行三面红旗以来取得的伟大成绩，同时也在工作中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我们所获得的成绩是主要的，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是次要的。这缺点和错误都大部分已经改正，有些正在改正。......　　

更严重的是62.2.21_23.由我主持的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了62年中央财政预算。发现了20亿的财政赤字。因此，对困难的估计错误。认为是处在非常时期。陈云同志向国务院的讲话是根据中央会议上讲话加以发挥的，中央还核发了这个报告，还经省一级党员干部讨论并鼓励发表不同意见。因此，在会上鼓动歪风出笼，单干风。有些人就根本否认三面红旗。就把积极分子搞得灰溜溜的。并把不该下马的大三线建设的重点项目也错误地下马了，而有些应该灭减的投资没有灭减。由于当时我过份相信陈云，偏听他的意见，在思想上有共同性。我向中央和主席推荐陈云做中央财政小组组长。此时，主席不在北京。就到主席那儿请示报告。后来我才知道主席根本不同意我们对形势的估计和作法的。　　

当时，邓子恢在中央工作会上说过安微责任田的好处。我们没有加以批驳。因此，他就在几次会议鼓吹包产到户。有位中央领导提出分田到户。还有一位提出三合一少的意见。这都是对国内外形势估计错误的情况提出反对总路线的意见。其中分田到户意见是我直接听到的，没有顶回去，这是很错误的。当时我已经感到很紧张，形势严重。因此，急于请求主席回北京。　　

62年到62年夏季北戴河会议犯了右倾路线错误。从主席回到北京就着手起草进一步发展巩固集体经济的决定和商业的决定。又在北戴河会议上提出阶级斗争矛盾。九月开了十中全会，通过两个决定和公报，才把我的错误纠正过去，把形势根本转过来。　　

我62年犯了错误以后，64年又犯了形左实右的错误。64.4.1于主席亲自制定的前十条后，9月，中央的某些领导同志又制定了后十条。于11月14日发出。这后十条是怎么制定的，我不知道。最近才知道彭真在前十条出来后走了六个月后向主席写了报告。后十条就是这个报告的精神。64年9月后我发现后十条有些不利于发动群众，64年夏，我到各省和北京讲过话。强调各级领导到农村搞蹲点。这本来是对的，但强调过份，有些绝对化是错的。此外，还说过：在这以后的四清是搞得不深不透的，有些是失败的。对当时的阶级斗争估计过份，对干部犯四不清也估计过份。因此，对时工农业生产好起来的原因某些解释也是错误的。还说过在发动群众斗争中才能搞清情况，认为主席所说的开调查会的方法是不够的，有时是说不适应了。这实际上是否认了主席的思想。这是极其错误的，影响极坏。当时又过份相信光美的经验总结，向全国，北京推广经验。这就给许多同志极不好的印象。其实，光美经验在当时是有错误的。在64年的中央会议上，我的错误没有认识，又说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正如二十三条所说的，这没有说的本质，这不是马列主义的。我正是在这个时候忘记了我们党十几年的关于阶级斗争的论断。因此，犯了形左实右的错误。我的错误也是主席亲自主持制定二十三条之后才纠正的。二十三条上规定这次运动的重点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就把运动缩小到极少坏人身上。由于我在历史上犯过错误，特别是在64，62犯了右倾错误。在次就犯了更为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我在这次运动中所犯的错误，又是从我们党和人民的四大，毛主席回到北京后亲自纠正的。　　

7.24决定撤退工作组后，召集了工作会议。8.1召开了十一中全会会讨论和通过了十六条和公报，在全会后期，讨论了关于我的错误的问题，对政治局党委进行了选举，会议把林彪同志作为毛主席的第一位助手和接班人。决定公报以及对组织整编是必要的，对全国全党有深远的重义。对世界革命也将有深远影响，我是拥护林彪同志在各方面都比我高明得多，党的其它同志也比我高明得多。我决心遵守一个党员应守的纪律，绝对不在任何人面前搞两面派。　　

犯错误的原因是：1，不理解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更深入更广泛的新阶段，以后如果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方法，为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完全达到十六条中提出的各项任务，就必须认真走群众路线，广泛和深入地发动群众，提倡群众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我的作法实际上是不相信群众，不依靠，不敢放手发动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面是迷信工作组的作用。是包办代替群众运动，怕乱，怕大民主，怕群众起来造我们的反，怕反革命上台。2，错误估计当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把革命的群众运动出现的正常和不可避免的一些缺点看成是反党，反无产阶级专政的逆流。因而作出了错误的判断。这就势必站到资产阶级立场，实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3，在思想上的资产阶级世界观还未完全转变过来，还存在着许多唯心的形而上学观点，因而在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时候，就常常站不稳立场，有时就站到资产阶级立场了。在工作方面又表现自以为是，好为人师的态度。4，最根本的是没有学好毛主席的思想；不能在工作和斗争中正确地运用毛泽东思想；没有到群众中去学习；向主席请示报告不够，实际上有时违背了主席的思想，对同志中的正确意见不听，反而接受了一些错误的意见。　　

这是我现在对错误的理解，当然还是很不够的。我决心学习毛主席思想；向林彪同志学习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决心做些对党对人民有益的工作。　　

这是我的检讨，请同志们批评并消除影响。　　

（口号）......　　

                 刘少奇     1966.12.14.”　　

从以上刘少奇同志的陈述可以确定：刘少奇同志是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任领导人之一；犯下严重错误，并做出检查；表现了新中国人民当家做主，权力人人平等的人权制度。　　

证据有证言：

（一），“我在今年（1966年）6月1日以后的50多天中，在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是路线方向错误，这个错误的责任应该由我来承担其它同志的责任”。

（二），“在今年（1966年）7.18以前的一段时间内，毛主席不在北京，党中央的日常工作是我主持进行的。北京市各方面的文化大革命情况，经常是在我主持的中央会议上汇报的”。

（三），“我做了错误的决定，如派工作组”。

（四），“（我）批准了北大工作组的错误做法，以为学生的革命行动是反革命。这就给全国定了基调，还批准了给中央的报告，也发生了不好的影响”。

（五），“（我派工作组的错误决定）在许多工作组领导下发生了学生斗学生的现象，围攻革命派，压制了不同意见。甚至将学生定为反革命分子、右派、假左派。这样，就在不少学校造成恐怖气氛，这是白色恐怖的”。

（六），“（我）还同意了团中央关于中学文化革命的计划。使中学一、二年级放假参加劳动和军训以及教师集体集训。现在看来是不应该派工作组的”。

（七），“我过问的光美参加过清华大学的一段运动中所犯的错误是这一错误路线的典型分子。我过问的北师大附中也进行了排除干扰的斗争（发生了学生斗学生）”。

（八），“（白色恐怖）恰在这关键时刻，由我主持中央工作会议，并作出了和增加了工作组犯错误的可能性”，“围攻革命派，压制了不同意见”，“包办代替群众运动”。　　

因此，干部既是群众的学生，也是群众的先生。文化大革命是领导干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一场触及灵魂的大革命；是彻底的、全面的大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