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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解毛泽东在文革中所说的：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其实原句是陈独秀说的，原话是: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以党治国,放屁胡说;党化教育,专制遗毒。）
在1966年8月12日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引述了陈独秀在1927年应瞿秋白所约而写的《国民党四字经》中的一句话：“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用来证明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正确性。后来这句话被定名为《四言韵语·党外党内》，所以，大部分人都会认为“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是毛泽东说的。
这也就是毛泽东在看到“文化大革命”中帮派的不断解体与重新组合、帮派斗争时缓时急的情况下，所发出的无奈之声。毛泽东的进一步的结论就是：由天下大乱走向天下大治。遗憾的是：毛泽东只是看到了“党外有党、帮派林立”的表面现象，并没有找到产生和形成“党外有党、帮派林立”这种表面现象的根本原因；进而使得他老人家的结论“由天下大乱走向天下大治。”也没有最终实现。
主观四维唯物主义认定：人类社会自从产生和形成以来，就存在着客观唯心主义、主观唯心主义、客观唯物主义、主观唯物主义等十六种世界观之间的哲学斗争。这是因为：每个人自出生之后，就会对各种自然现象和人间的悲喜事件迷惑不解，于是，就会产生和形成由“神”或“上帝”主宰世界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思想，就会产生和形成由“我”主宰世界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思想，就会产生和形成由客观规律主宰世界的客观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就会产生和形成由客观规律和定律与由人类调正运用客观规律和定律主宰世界的主观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等等十六种世界观的哲学思想。当这些哲学思想中的部分思想被一部分人所共同认可并最为指导思想之后，就会由哲学斗争进一步上升为帮派斗争或阶级斗争或路线斗争，更进一步发展为武力斗争或战争。这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党外有党、帮派林立”产生和形成的哲学思想的基础和实质。
尽管毛泽东毕生形成和实践了主观四维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并为中华民族和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建立了丰功伟绩，但是由于处在一个人类社会发展阶段中的资本主义横行和社会主义初步建立的混合阶段，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互分离，毛泽东本人又比较缺乏自然科学知识，又受制于唯物辩证法的局限性的制约，尽管具有丰富的主观四维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却没有能够建立起一个完整的主观四维唯物主义哲学体系。进而，也只能用“阶级斗争学说”来概述“党外有党、帮派林立”的这种表面现象。
“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的含义是：封建帝王的思想是不允许在自己的封建集团之外再产生和存在着其它的任何政治集团的；如果说政治集团内部不会产生和存在着帮派，那就是千奇百怪了。
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这实属是毛泽东的无奈之声。中国也就没有实现毛泽东的“由天下大乱走向天下大治”的夙愿。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毛泽东作为一位探索者，就他所处的时代来说，他所具有的哲学智慧和建立的丰功伟绩，无人能比。我们后人也只能把毛泽东作为高山而敬仰之吧！
在1966年8月12日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引述了陈独秀在1927年应瞿秋白所约而写的《国民党四字经》中的一句话：“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用来证明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正确性。后来这句话被定名为《四言韵语·党外党内》，所以，大部分人都会认为“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是毛泽东说的。
这也就是毛泽东在看到“文化大革命”中帮派的不断解体与重新组合、帮派斗争时缓时急的情况下，所发出的无奈之声。毛泽东的进一步的结论就是：由天下大乱走向天下大治。遗憾的是：毛泽东只是看到了“党外有党、帮派林立”的表面现象，并没有找到产生和形成“党外有党、帮派林立”这种表面现象的根本原因；进而使得他老人家的结论“由天下大乱走向天下大治。”也没有最终实现。
主观四维唯物主义认定：人类社会自从产生和形成以来，就存在着客观唯心主义、主观唯心主义、客观唯物主义、主观唯物主义等十六种世界观之间的哲学斗争。这是因为：每个人自出生之后，就会对各种自然现象和人间的悲喜事件迷惑不解，于是，就会产生和形成由“神”或“上帝”主宰世界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思想，就会产生和形成由“我”主宰世界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思想，就会产生和形成由客观规律主宰世界的客观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就会产生和形成由客观规律和定律与由人类调正运用客观规律和定律主宰世界的主观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等等十六种世界观的哲学思想。当这些哲学思想中的部分思想被一部分人所共同认可并最为指导思想之后，就会由哲学斗争进一步上升为帮派斗争或阶级斗争或路线斗争，更进一步发展为武力斗争或战争。这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党外有党、帮派林立”产生和形成的哲学思想的基础和实质。
尽管毛泽东毕生形成和实践了主观四维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并为中华民族和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建立了丰功伟绩，但是由于处在一个人类社会发展阶段中的资本主义横行和社会主义初步建立的混合阶段，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互分离，毛泽东本人又比较缺乏自然科学知识，又受制于唯物辩证法的局限性的制约，尽管具有丰富的主观四维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却没有能够建立起一个完整的主观四维唯物主义哲学体系。进而，也只能用“阶级斗争学说”来概述“党外有党、帮派林立”的这种表面现象。
“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的含义是：封建帝王的思想是不允许在自己的封建集团之外再产生和存在着其它的任何政治集团的；如果说政治集团内部不会产生和存在着帮派，那就是千奇百怪了。
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这实属是毛泽东的无奈之声。中国也就没有实现毛泽东的“由天下大乱走向天下大治”的夙愿。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毛泽东作为一位探索者，就他所处的时代来说，他所具有的哲学智慧和建立的丰功伟绩，无人能比。我们后人也只能把毛泽东作为高山而敬仰之吧！
李静：
以党治国，放屁胡说；党化教育，专制余毒。
三民主义，胡说道地；五权宪法，夹七夹八。
建国大纲，官样文章；清党反共，革命送终。
军政时期，官僚运气；宪政时期，遥遥无期。
忠实党员，只要洋钱；恭读遗嘱，阿弥陀佛。
这年底，陈独秀与中共中央在中国革命的总方针上开始发生分歧。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作出《中国现状与共产党任务决议案》，形成了中共党史上第一次左倾盲动主义路线。会议没让陈独秀参加，他知道决议案后，反对实行“全国总暴动”的方针。他一连给中央常委写了三封信，他说：“我见到于党有危险的，我不得不说。我不能顾忌你们说我是机会主义者。”党中央拒绝在党报上发表他的信,不同他进行公开争论。1929年6月在六届二中全会上就迅速地将“托派”定性为“敌我矛盾”。这自然是接受了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观点。陈独秀在消极无奈中写成《中国拚音文字草案》书稿。六大上王若飞大胆提议选陈独秀为中央委员，未被接受，后来他个人竟遭到很大的麻烦。
中国的托洛茨基派、托洛茨基主义本来是在中国留苏学生中形成的，他们回国后才带回来的。中国第一个“托派”小团体是1928年12月在上海建立的。陈独秀因和托洛茨基有不谋而合的相同主张，1929年8月陈独秀《关于中国革命问题致中共中央信》才可说他是托洛茨基主义者了（托洛茨基早在这年1月就被驱逐出苏联了）。1929年12月陈独秀被开除出党后，曾写过《告全党同志书》，那是为自己辩护的。随后又由81人签名写过 《我们的政治意见书》，这是“托派”集体的意见。后来，中国的“托派”组织，有过四个小团体，政见纷纭，互相争夺领导权，没完没了。也曾统一起来，叫“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简称“中国托派”），陈独秀为书记。陈独秀在“托派”期间，脱离了工农革命斗争。1930年7月1日发表的《关于所谓“红军”问题》，也骂过共产党为“匪”，“红军”为“寇”。他曾既反国民党，又反共产党，国共两党都反他。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侵略中国，陈独秀提出反蒋抗日，要求与共产党并肩战斗，共同挽救民族的危亡。当时掌握中央领导权的是以王明为首的左倾冒险主义者，1932年1月9日中共中央决议攻打大城市,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指责陈独秀和一切中间势力，是革命“最危险的敌人，应该以主要力量来打击这些妥协的反革命派”。这期间，陈独秀被国民党投入了监狱。接着“一二八”、“七七事变”发生，陈独秀出狱后，“托派”的人要他回上海重整“托派”组织。他批评“托派”“宗派的做法没有出路”。他去了抗日战争的中心武汉，他一去便投入抗战宣传，到处演讲写文章，到年底就写了16篇抗战文章(包括演讲)，宣传抗战的伟大意义和主张全民总动员，几和中共抗战纲领相似。他主张联共抗日，反对“托派”各派对抗战的意见，说“道不同，不相为谋”。1938年11月3日他在《致托洛茨基》信里说：“我们的集团自始即有极左派倾向。”他详细列举了托派人士各种“左”的论调后说：“群众眼中所看见的‘托派’，不是抗日行动，而是在每期机关报上满纸攻击痛骂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文章，因此使斯大林派的‘托派汉奸’的宣传在各阶层中都得了回音，即同情我们的人也不明白‘托派’目前所反对的究竟是谁。……这样一个关门主义的极左派的小集团（其中不同意的分子很少例外）当然没有发展的希望；假使能够发展，反而是中国革命的障碍。”这无异是陈独秀脱离“托派”的声明。
对陈独秀抗战言论的反映，1937年11月20日延安《解放》周刊署名文章说，陈先生恢复自由，大家都为他“庆幸”。说他对抗战的意见，与中国“托派”的主张已大有差别。文章虽对陈仍有指责，但对被开除出党的陈独秀来说，这还是一个友好的表示。王若飞虽说谈过第三国际支部不容第四国际渗入，但他也说：“他极端希望独秀等几位老朋友，完全以革命的气魄，站在大时代的前面，过去一切的是非都无须再费笔墨口舌去争辩。”这也是良好的愿望。但王明却嗤之以鼻，他自称是共产国际派回来的，是斯大林派他回来的。1937年12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责中央“过去忽视‘托派’危险”。指出“我们和什么人都可以合作抗日，只有‘托派’例外。”“斯大林正在雷厉风行地反‘托派’，而我们却要联络‘托派’，那还了得；如果斯大林知道了，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对托派不能有仁慈观念，陈独秀即使不是日本间谍也应说成是日本间谍。”康生心领神会，迫不及待地于1938年1月、2月连续在《解放》杂志上发表了16000字的长文《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说日本侦探机关与“托派”中央谈判结果是：托洛茨基匪徒“不阻碍日本侵略中国”，日本给托匪中央每月300元津贴，待有成效后再增加之。这就是国民党统治区有名的“陈独秀事件”。
王星拱(武汉大学校长)、周佛海、傅汝霖、段锡朋、梁寒操、高一涵、张西漫、陶希圣、林庚白等社会上的头面人物，联名给武汉各大报写信，为陈独秀声辩。3月16日《大公报》、《武汉日报》、《扫荡报》及一些杂志陆续刊出。3月18日陈独秀《致〈新华日报〉公开信》，未登。3月20日《新华日报》发表叶剑英、博古、董必武三人联名公开信，叙述他们在南京接见罗汉，介绍罗汉去延安，为托派与中共商谈合作抗日问题。信中虽指责陈独秀不愿公开声明脱离“托派”汉奸组织，但也未说陈领日本津贴。据当时《新华日报》采访部主任石西民在《报人生活杂忆》一书中回忆，指出就连张西漫教授这样靠近我党的著名学者都表示不满，王明不但不允许发表这些信件，并以评论形式对此提出责难，伤害了这些朋友的感情。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有几位研究中共党史的学者发表文章澄清此事。1991年7月《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注释校订本也对原来关于托派各条错误的注释作了更正。
原中共党员罗汉，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政治部主任，曾转入“托派”，后脱离了“托派”的政治活动，在苏州磁工学校做事。“八一三”抗战后，他为了营救狱中难友，约于八月中去南京中共办事处会见李克农、叶剑英（叶曾任第四军参谋长，是罗老熟人）。罗要求敦促当局释放一切政治犯。李、叶欣然允诺，要罗开出所知老朋友姓名，并为营救王凡西开车四处奔走。后来王凡西在《双山回忆录》中回忆到此事时说：“中共党员对于‘托派’关系，并非一贯敌对，亦非一致敌对的。……只有极少数如陈绍禹一派，才把反托作为重要的政治资本。”罗汉对“如此友谊与热情”，大为感动。在谈到曾给中共中央建议合作抗日未得答复时，“现在我想旧事重提，并请中共中央重新加以考虑。他们甚以我的意见为然。”我便以我个人名义写一简信请转中共中央。剑英兄答应以电报拍往延安，并劝我最好到延安去一次。他们给他开了介绍信和给了路费，罗于9月2日到西安，与伯渠兄详谈，延安复电相招，惜山洪毁路，9月10日洛甫、毛泽东电致林伯渠《关于对付托陈派分子的原则的指示》。表示欢迎真心悔悟，欢迎转变，对联合抗日提了三个条件：1、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全部理论与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的错误。2、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3、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
中共曾经宣称，为了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一律不计前嫌，只要拥护抗日战争谁都可以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看来，唯独“托派”则必须首先接受组织问题的解决；“托派”分子则必须脱胎换骨为非“托派”分子。看来曾经创建共产党并曾五次任中共总书记的陈独秀要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比杀共产党人如麻的蒋介石加入的条件还苛刻得多。9月5日罗汉返抵南京。博古、叶剑英告诉他“已和独秀见过面，关于合作抗日问题谈得很融洽。独秀对中共与国民党抗日合作的路线是大体赞成的。”博古还对将向陈独秀转交《指示》的罗汉说：“据他自己观察，独秀的意见，很少有和托洛茨基相同之点，故近来中央刊物上已不把托陈并为一谈，至于中央的电文还恐辞句上引起独秀的反感。”因此再三嘱咐罗汉不妨口头传达。独秀看到《指示》里唯一点到名字的是他，他便写了一封亲笔信和七条纲领交给罗汉带回南京。陈独秀看到《指示》中有“过去犯过错误，而现在真心悔悟”的话说：“我不知过从何来，奚有悔。”博古看到陈独秀起草的“抗战七条纲领”，认为与中共中央所决定的路线，并无不合。博古还说：“他本想到武汉去和独秀谈一次，但因为自己党龄太浅，以前与独秀个人没有私人接触，恐怕难于谈到任何具体结果。如果润之来谈也不适宜，因为他们两人的个性都很强，无论直接间接的谈，都有闹翻的危险。最好等恩来、必武到武汉再谈吧。”
董必武曾访陈独秀，劝他以国家民族为重，抛弃固执和偏见，写一个书面检讨，回党工作。他说“回党工作，固我所愿，惟书面检讨，碍难遵命”。陈独秀这时既脱离了托派，又不想回到党内来，他在武汉试图在军事和民主党派两方面开展活动，企图组成一个联合战线，想在抗日阵营中独树一帜，不拥国，不阿共，以争取民主和自由为共同目标。张国焘想借他这块牌子组织个共产党，陈独秀说：“我没有这个能耐。”谭平山找他组织第三党，陈亦无意于此。他最关心的仍然是抗战。
1938年初，国民党发动了一场引人注目的思想统一运动，宣扬拥戴“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政府”，受到中共的批评和抵制。陈独秀也撰写了一组文章，论述抗战中的党派问题，主要是国共两党关系问题。他认为国民党是执政党，或称政府党；共产党及其他党派是在野党。他认为国民党应承认在野党的合法存在，合力抗日，而不取招降的态度，并不妨碍在野党对政府党政治的批评。在野党绝对拥护抗日战争，在野党承认国民党一党政权及其抗日战争之最高统率权。但在野党应有政治自由，集会结社言论之自由。不自由的奴隶，很少有为国家民族利益而奋斗的自动性。但不幸得很，竟有人提出思想信仰之统一，如此则只有一党存在，根本无所谓各党派，便根本无所谓合作、团结了。陈独秀对国民党的批评，为中共所赞同。但是，也不幸得很，陈独秀竟听信一些流言蜚语，骂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游而不击”，“抗日不足扰民有余”，“妄想拿农村来支配城市”等等。这是陈独秀完全信任国民党政府，把抗战与建国的希望寄托与国民党了。
李静
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
以党治国，放屁胡说；党化教育，专制余毒。
三民主义，胡说道地；五权宪法，夹七夹八。
建国大纲，官样文章；清党反共，革命送终。
军政时期，官僚运气；宪政时期，遥遥无期。
忠实党员，只要洋钱；恭读遗嘱，阿弥陀佛。
这年底，陈独秀与中共中央在中国革命的总方针上开始发生分歧。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作出《中国现状与共产党任务决议案》，形成了中共党史上第一次左倾盲动主义路线。会议没让陈独秀参加，他知道决议案后，反对实行“全国总暴动”的方针。他一连给中央常委写了三封信，他说：“我见到于党有危险的，我不得不说。我不能顾忌你们说我是机会主义者。”党中央拒绝在党报上发表他的信,不同他进行公开争论。1929年6月在六届二中全会上就迅速地将“托派”定性为“敌我矛盾”。这自然是接受了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观点。陈独秀在消极无奈中写成《中国拚音文字草案》书稿。六大上王若飞大胆提议选陈独秀为中央委员，未被接受，后来他个人竟遭到很大的麻烦。
中国的托洛茨基派、托洛茨基主义本来是在中国留苏学生中形成的，他们回国后才带回来的。中国第一个“托派”小团体是1928年12月在上海建立的。陈独秀因和托洛茨基有不谋而合的相同主张，1929年8月陈独秀《关于中国革命问题致中共中央信》才可说他是托洛茨基主义者了（托洛茨基早在这年1月就被驱逐出苏联了）。1929年12月陈独秀被开除出党后，曾写过《告全党同志书》，那是为自己辩护的。随后又由81人签名写过 《我们的政治意见书》，这是“托派”集体的意见。后来，中国的“托派”组织，有过四个小团体，政见纷纭，互相争夺领导权，没完没了。也曾统一起来，叫“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简称“中国托派”），陈独秀为书记。陈独秀在“托派”期间，脱离了工农革命斗争。1930年7月1日发表的《关于所谓“红军”问题》，也骂过共产党为“匪”，“红军”为“寇”。他曾既反国民党，又反共产党，国共两党都反他。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侵略中国，陈独秀提出反蒋抗日，要求与共产党并肩战斗，共同挽救民族的危亡。当时掌握中央领导权的是以王明为首的左倾冒险主义者，1932年1月9日中共中央决议攻打大城市,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指责陈独秀和一切中间势力，是革命“最危险的敌人，应该以主要力量来打击这些妥协的反革命派”。这期间，陈独秀被国民党投入了监狱。接着“一二八”、“七七事变”发生，陈独秀出狱后，“托派”的人要他回上海重整“托派”组织。他批评“托派”“宗派的做法没有出路”。他去了抗日战争的中心武汉，他一去便投入抗战宣传，到处演讲写文章，到年底就写了16篇抗战文章(包括演讲)，宣传抗战的伟大意义和主张全民总动员，几和中共抗战纲领相似。他主张联共抗日，反对“托派”各派对抗战的意见，说“道不同，不相为谋”。1938年11月3日他在《致托洛茨基》信里说：“我们的集团自始即有极左派倾向。”他详细列举了托派人士各种“左”的论调后说：“群众眼中所看见的‘托派’，不是抗日行动，而是在每期机关报上满纸攻击痛骂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文章，因此使斯大林派的‘托派汉奸’的宣传在各阶层中都得了回音，即同情我们的人也不明白‘托派’目前所反对的究竟是谁。……这样一个关门主义的极左派的小集团（其中不同意的分子很少例外）当然没有发展的希望；假使能够发展，反而是中国革命的障碍。”这无异是陈独秀脱离“托派”的声明。
对陈独秀抗战言论的反映，1937年11月20日延安《解放》周刊署名文章说，陈先生恢复自由，大家都为他“庆幸”。说他对抗战的意见，与中国“托派”的主张已大有差别。文章虽对陈仍有指责，但对被开除出党的陈独秀来说，这还是一个友好的表示。王若飞虽说谈过第三国际支部不容第四国际渗入，但他也说：“他极端希望独秀等几位老朋友，完全以革命的气魄，站在大时代的前面，过去一切的是非都无须再费笔墨口舌去争辩。”这也是良好的愿望。但王明却嗤之以鼻，他自称是共产国际派回来的，是斯大林派他回来的。1937年12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责中央“过去忽视‘托派’危险”。指出“我们和什么人都可以合作抗日，只有‘托派’例外。”“斯大林正在雷厉风行地反‘托派’，而我们却要联络‘托派’，那还了得；如果斯大林知道了，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对托派不能有仁慈观念，陈独秀即使不是日本间谍也应说成是日本间谍。”康生心领神会，迫不及待地于1938年1月、2月连续在《解放》杂志上发表了16000字的长文《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说日本侦探机关与“托派”中央谈判结果是：托洛茨基匪徒“不阻碍日本侵略中国”，日本给托匪中央每月300元津贴，待有成效后再增加之。这就是国民党统治区有名的“陈独秀事件”。
王星拱(武汉大学校长)、周佛海、傅汝霖、段锡朋、梁寒操、高一涵、张西漫、陶希圣、林庚白等社会上的头面人物，联名给武汉各大报写信，为陈独秀声辩。3月16日《大公报》、《武汉日报》、《扫荡报》及一些杂志陆续刊出。3月18日陈独秀《致〈新华日报〉公开信》，未登。3月20日《新华日报》发表叶剑英、博古、董必武三人联名公开信，叙述他们在南京接见罗汉，介绍罗汉去延安，为托派与中共商谈合作抗日问题。信中虽指责陈独秀不愿公开声明脱离“托派”汉奸组织，但也未说陈领日本津贴。据当时《新华日报》采访部主任石西民在《报人生活杂忆》一书中回忆，指出就连张西漫教授这样靠近我党的著名学者都表示不满，王明不但不允许发表这些信件，并以评论形式对此提出责难，伤害了这些朋友的感情。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有几位研究中共党史的学者发表文章澄清此事。1991年7月《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注释校订本也对原来关于托派各条错误的注释作了更正。
原中共党员罗汉，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政治部主任，曾转入“托派”，后脱离了“托派”的政治活动，在苏州磁工学校做事。“八一三”抗战后，他为了营救狱中难友，约于八月中去南京中共办事处会见李克农、叶剑英（叶曾任第四军参谋长，是罗老熟人）。罗要求敦促当局释放一切政治犯。李、叶欣然允诺，要罗开出所知老朋友姓名，并为营救王凡西开车四处奔走。后来王凡西在《双山回忆录》中回忆到此事时说：“中共党员对于‘托派’关系，并非一贯敌对，亦非一致敌对的。……只有极少数如陈绍禹一派，才把反托作为重要的政治资本。”罗汉对“如此友谊与热情”，大为感动。在谈到曾给中共中央建议合作抗日未得答复时，“现在我想旧事重提，并请中共中央重新加以考虑。他们甚以我的意见为然。”我便以我个人名义写一简信请转中共中央。剑英兄答应以电报拍往延安，并劝我最好到延安去一次。他们给他开了介绍信和给了路费，罗于9月2日到西安，与伯渠兄详谈，延安复电相招，惜山洪毁路，9月10日洛甫、毛泽东电致林伯渠《关于对付托陈派分子的原则的指示》。表示欢迎真心悔悟，欢迎转变，对联合抗日提了三个条件：1、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全部理论与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的错误。2、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3、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
中共曾经宣称，为了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一律不计前嫌，只要拥护抗日战争谁都可以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看来，唯独“托派”则必须首先接受组织问题的解决；“托派”分子则必须脱胎换骨为非“托派”分子。看来曾经创建共产党并曾五次任中共总书记的陈独秀要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比杀共产党人如麻的蒋介石加入的条件还苛刻得多。9月5日罗汉返抵南京。博古、叶剑英告诉他“已和独秀见过面，关于合作抗日问题谈得很融洽。独秀对中共与国民党抗日合作的路线是大体赞成的。”博古还对将向陈独秀转交《指示》的罗汉说：“据他自己观察，独秀的意见，很少有和托洛茨基相同之点，故近来中央刊物上已不把托陈并为一谈，至于中央的电文还恐辞句上引起独秀的反感。”因此再三嘱咐罗汉不妨口头传达。独秀看到《指示》里唯一点到名字的是他，他便写了一封亲笔信和七条纲领交给罗汉带回南京。陈独秀看到《指示》中有“过去犯过错误，而现在真心悔悟”的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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