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是中国人民在解决近现代世界问题的实践中治理世界的中国思路和方案。不知世界近现代史，我们不能认识毛泽东思想;不知中国历史文化，我们也不能认识毛泽东思想。如果不能掌握毛泽东思想，我们就不能自觉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道路，应对未来的世界的挑战，更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中国应该是有治理世界能力和资格的国家，对于中国这样的国家，世界还真是不能小看。论历史年代，论它的久远，基本上少有跟中国能比的。毛泽东曾经说过“一个民族能在世界上很长的时间内保存下来，是有理由的，就是因为有其长处及特点”。

       近代以来的世界体系是英美人建立的，它有过辉煌的历史。昨天美国人曾经羡慕过英国，今天我们也曾羡慕过美国，羡慕过西方。但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中国这么长的历史，还保持了这么大的版图。中国讲究“久”，久久为功，能长久的才是有力量的。与中国同龄的大版图国家，好多都已不存在了。罗马帝国没有了，拿破仑帝国没有了，奥斯曼帝国没有了，奥匈帝国没有，大英帝国没有了，苏联帝国在眼前没有了，美帝国主义也快没有了。而中国“周邦虽旧，其命维新”[1]。昨天还让人家瞧不起的中国，却在这瞬间让他们刮目相看了。这种历史上罕有的高浓缩的事件，在我们眼前就像过电影一样。而中国在这些大变局中却更加生机勃勃，其发展持续三十年后仍强劲有力。这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奋斗的结果。

       印度和埃及曾经是与中国同龄的大版图国家，都属文明古国，但今日印度的“内脏”、灵魂甚至骨架已被英国殖民统治者完全粉碎了。埃及也是一样。英国为了实现其殖民利益，将利用欧洲大陆破碎操纵欧洲政治的经验移植到英殖民国家。印度大陆被英国人弄成碎片化，使印度不能再生。只有这样，小小的英伦岛国才能实现对南亚次大陆最大的国家——印度的殖民统治。要控制世界就得控制印度洋，就要控制印度。印度洋是世界制海权的核心，因为这里是世界工业资源的心脏。古代霸权控制世界的本质是为了占有农耕土地，近现代霸权控制世界的本质则是为了占有工业资源。

       印度社会的深度碎片化首先表现在所有制方面。与中国不同，印度独立时，没有经过革命，尼赫鲁空有一个总理头衔，手头即无钱也无军队，面对英国人留下的庞大的大小私有者，一个都动不了，什么也干不成。到印度看看去，印度所有权庞杂，诸神众多。神是生产资料所有权在人间的图腾。

       马克思说：印度的命运是悲惨的，这是因为印度从灵魂到身体全被英国殖民主义者肢解了。印度小城墙古迹多，这说明古印度是国家众分。如果中国也跟印度一样，有好多个宗教、宗派，今天就会连饭也吃不到一块，更不要说讨论问题，一天到晚内斗。印度神多，是英国人有意给它留的。英国人、美国人都虚捧印度是宗教和种族博物馆，虚捧它是有“包容力”的国家，这是忽悠。无中心的包容，其结果是没有力量。英国人在自己的国家从不这样干，他们长期镇压爱尔兰人，不允许国家分裂。美国人也是这样。神多民弱，我们中国若有数不清的宗教派别，意识形态不统一，就走不到今天。

       英国人在建立世界帝国过程中，学会了比较圆熟的治理世界的政治谋略，二战后，当英国人失去帝国时，他们又很快学会并掌握了文化诱导世界政治的谋略。前者的核心是“均势”，后者的核心是“普世”，而实现二者的核心手段是“间接战略”[2]。这种战略的核心在于把战斗行动减少到最低限度，主张翼侧迂回，以避免从正面与敌直接碰撞;强调用各种手段袭击和震撼敌人，使其物质上受损，精神上失衡，最终达到不经决战而制胜的目的。在文化战中，避免用直接表达，而尽量多地用间接的方式传达其战略目的，并诱导对象服务于自己的目标，与西方其他国家相比，英国人最擅长这种手法。

       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在印度大学里有广泛的传播，尽管英国人不允许印度人掌握这种思想，但他们是用间接的方式，即用“普世”学说淡化印度人的革命意识。甘地、曼德拉、有马丁·路德·金，这三个人都有共同特点：能坐牢，非暴力，不合作。能坐牢、不合作，英国人才不怕你，只要你非暴力就行。马 丁·路德·金说他有个梦，梦你尽管做，只要不拿枪就行。毛泽东是拿枪的，拿枪就是唯物主义。南非的曼德拉和印度的甘地本质上是英国一个模子倒出来的，英国让大家不去反抗，去坐牢，然后放你出来，再给你诺贝尔奖。

       英国人这种“塑造”文化的方式不独用于东方，对于与他们长期对立的法国人也是这样。1789年法国大革命是继1644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之后，对欧洲历史有重大推进作用的伟大事件。但英国不愿意法国强大，他们用貌似客观公正的“普世”作品丑化这场革命，将它描写为暴民们发动的反人道的恐怖杀戮。比如英国作家狄更斯的作品《双城记》就是这样一部作品。这部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如此之强，以至82年后(1871年)的法国巴黎公社这一无产阶级革命政权,因不敢使用暴力,被梯也尔反动势力推进血泊之中。可我们至今未见英国像推崇《双城记》那样推出谴责梯也尔屠杀公社社员的作品。当时生活在英国伦敦的卡尔·马克思对巴黎工人阶级给予极大的支持,并在理论上对巴黎公社的失败教训予以总结。

      今天的美国人对这些文化殖民的手段，运用起来也相当娴熟。俄罗斯学者谢•卡拉-穆尔扎在《论意识操纵》一书中写道：

【西方的大众传媒实际上根本没有关于亚洲的认真报道。来自中国、印度，甚至日本的报道除了一些奇风异俗(农历春节、空手道、中国的饮食)，就是一些令人厌恶的东西(色情旅游、麻风病、黑社会)，再不就是有刺激的政治报道(恐怖主义、宗教暴力、毒品贩子的公开死刑)。】

       事实证明，这些“和平演变”的手段对中国的破坏作用是有限的，其原因是中国没有完全殖民化的历史。有主权的国家才可能有自己的民族英雄。比如，看似无意识和无政治的古玩收藏市场，其实最能反映一个民族的潜意识及其结构。中国的古玩市场谁见过卖秦桧的字或汪精卫的字?雷锋的字会有人收藏，因为他是英雄。这样一个有道德高地的民族你能战胜吗?当然不能。毛泽东为什么称梅兰芳为“梅先生”?在抗战时期，身在敌占区的梅兰芳拒绝与日本人合作，“蓄须明志”，“息影舞台”，以此激励中国男儿英勇杀敌，誓死报国，日本人的刀架在脖子上也不出演，显示出真男子的气概，这样的人就是中华民族的英雄。

       现在有些文艺片已少有这样的认识了，弄一些《色戒》之类的作品，男不男女不女的，父子同台献艺，当爹的留个大胡子，当儿子的留长发戴耳环，这都是要扼杀我们民族的自觉自立精神。英国殖民时期，香港出来一个李小龙。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对香港人心是巨大的震撼，它使香港人有了身为中国人的文化自信，这在李小龙的武术中体现了出来。结果如何呢?李小龙年富力强时“因病不治身亡”。殖民文化就是要用一切形式打掉殖民地被压迫人民的战斗精神。打倒一个民族，首先是打倒或分裂这个民族的主体精神，而英雄主义就是主体精神的集中表现。

       中华民族没有经历印度那样完全被殖民化的历史，因此，中国人的认识论还更多地保留着传统的经世之用的特点，这种方法的哲学概括就是“实事求是”。重经验、轻先验，“未知生，焉知死”，“子不语怪、力、乱、神”，“是”存在于现实的“实事”之中，一切从实践出发。西方文化战中，成功的前提是将他国人民的唯物史观偷偷移植为唯心史观。中国人顽强的现实主义生活态度，让西方很难推行他们的文化战略。这是我们长期能保留下来并仍在强劲发展的精神原因。

       毛泽东这一代共产党人的认识武器就是唯物论和辩证法。什么时候能够对辩证唯物主义有深刻的认识呢?在你困难的时候。困难是真理诞生的地方，也是认识真理的好学校。“实事”，就是问题，“求是”，就是找真理。在“实事”中“求是”，而不在天国中求是，是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中国人思维中的认识传统。

       世上最大的问题莫过于生死，生死使世界瞬间真假分明。不到难时，特别是不到生死关头，就不容易理解。那么，逻辑是干什么的呢?用于组织材料，而组织材料的起点和材料组织后的归宿，则是生死，即阶级斗争。毛泽东曾教育他的后人说：“阶级斗争都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学毕业?”

       空话亡国，空话毁家。所谓空话就是没有生死感的话。现在很多人分析形势常说有三种可能性，机遇挑战并存，困难与希望同在，处理不好还有意外可能。细想一下，这基本是废话。什么事不是三种可能性、机遇与挑战并存呢?周易说研究问题要“远取诸物，近取诸身”，就是说，认识远处的事物的结论，先要就近放在自己身上试试。长期以来，我们已失去了战争年代那种生死感了，这可以从目前那些美女反间谍和美女抗战片中感受到：在日寇搞“三光”政策的地方，我们的地下工作者还在热恋和相互请客，这显然是想当然且不尊重历史的作品。当然，也有一些不错的作品。

       毛泽东思想是从中国土地里长出来的。我们的历史不是陈独秀认识的那样。陈独秀是从苏联带来的思想，还掺合着欧洲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就是少有中国本土的思想。结果1927年蒋介石将共产党杀了个血流成河。为什么蒋介石知道枪杆子的道理呢?国民党也是被清王朝杀出来的，六次反清起义失败，最后把孙中山杀清醒了，办了黄埔军校。

       1941年冬，毛泽东为中央党校题词：“实事求是”[6];1942年3月9日，毛泽东为《解放日报》题词：“深入群众，不尚空谈。”这两幅题词，在今天也应作为我们办教育的座右铭。学问要接地气，贴靠大地的学问才有生命力。毛泽东当时告诉陈独秀，陈独秀听不进去，只有让蒋先生用刀把子来告诉这位书生什么是真理。“四一二”后，共产党一年学了几十年才能理解的真理，脱西服，穿草鞋，进山接地气。就这样，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把思想扎到中国的土地里。

       王明从莫斯科带来共产国际的思想，又是不接地气。人家说起来一套一套的，还带来个军事“权威”奥托·布劳恩，化名李德，人家要正规化，说毛泽东太土气，不正规。毛泽东没有有名牌大学学位，也没出国留洋经历。人家王明是莫斯科大学的，又受斯大林赏识，不说在当时，即使在今的干部评价标准中也是很唬人的。

       王明、李德把欧洲平原作战的战法搬到中国南方大山里，要在山里找平地拉开决战架势。山体本是自然掩体，他不用，要红军建堡垒，筑掩体，跟蒋介石对垒战[9]。蒋介石才不怕他这一套，他手下的将军多学的欧洲的打法，打的就是阵地战。但在山地，群山就是很好的掩体，大部队进了山，群山就像簇簇刀锋把进入其中的整体战斗力削成碎片，这使山地成了“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的游击战的天堂。李德不要这些，要跟敌人打阵地战，不败才怪。毛泽东没去过莫斯科，王明见过斯大林，张国焘还见过列宁，这些人牌子都很硬，但一打仗就不行。长征路上打得赢就是硬道理;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湘江之战，中央红军八万多人剩下三万多人，你还能让王明那一派干吗?

       大家在生死之际找到了毛泽东，遵义会议把毛泽东推出来。毛泽东的思想和毛泽东思想不一样，毛泽东的思想是个人的，是少数人认识到毛泽东，不是大多数。毛泽东带领红军四渡赤水，过了金沙江和大渡河，避免了石达开的悲剧命运。大家认识到了毛泽东的能力，知道了毛泽东的思想符合中国国情，大家在比较中也认识到王明路线的错误。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红军不久又遇到张国焘错误路线带来的更大干扰。

       张国焘是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当时他在川陕一带根据地搞得不错，有许多干部对他产生迷信。但在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在红军前进方向上与毛泽东发生争论。张国焘要留川康，毛泽东要北进陕北。孰是孰非，还得实践检验。结果跟着张国焘的部队几乎全军覆没，而跟毛泽东到陕北的部队则从胜利走向胜利。

      长征路上，毛泽东为什么比王明、张国焘正确呢?因为毛泽东比他们更了解中国的历史和国情，张国焘的知识多是书本上的知识，个人极度膨胀，这样就不容易做到实事求是。1935年6月，毛泽东告诉张国焘他的南下方案会使红军“成为瓮中之鳖”;而张国焘则反唇相讥说“决不会做瓮中之鳖”[11]。毛泽东讲的是经验，张国焘说的是逻辑。显然张国焘对中国四川的地缘政治无知到极点。但张国焘有兵有权，只有再让实践检验。1965年，毛泽东在重上井冈山的路上告诉身边的同志：“战争时期，检验路线的正确不正确，比较容易，王明说自己的路线正确，根据地是整片整片失去嘛!张国焘说自己路线正确，八万人过了两次草地，大队伍被打得七零八落。和平时期检验路线的正确不正确，要难得多。”

       长征路上毛泽东与王明和张国焘的路线斗争，以及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将党从溃败绝境带出、走向与国民党联合进行全国抗日的生死经验，使全党很快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是能够引领全党走向胜利的思想，这个思想在党的七大上便被全党公认并命名为“毛泽东思想”。

       1964年3月24日，毛泽东在与薄一波等同志谈到《毛泽东选集》时说：“这是血的著作。”最残酷的革命实践，让中国共产党以最快速度接近并找到真理。我们现在也有人走长征路，手中举的是红旗，心里想的是旅游，没生死危险，就体会不出什么是长征，什么是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的特点是什么呢?最重要的是理论结合实际，它深深地扎根在唯物论和辩证法之中，这两点又可归结为实事求是。实事，是具体事物，这是唯物论;求是，是具体事物中的真理，这就是辩证法。真理总是具体的。1958年4月2日，毛泽东在武昌东湖会见外国友人时说：“一个国家总有它的特点，不适合这个特点的东西就行不通。”

       理论结合实际，用传统的话说就是“经世致用”。中国近代以来，经世致用的学风兴起于湘湖地区，岳麓书院开了一代新风，王船山力主这种学风。早年毛泽东受这种学风的影响并终生提倡这种思想。“实事求是”则是这种学风的最基本要求。1921年，毛泽东、何叔衡曾在“船山学社”[15]旧址创办自修大学，现旧址门首“船山学社”四个字就是毛泽东亲笔题书。当时还有一种外来的思想，就是胡适带来杜威的思想，杜威的思想也是经世致用，咱们把它说成是“实用主义”。杜威说的是效果产生真理，也是实践。一个民族在上升的时候，都是重实践的。青年毛泽东在北大见过胡适。可以将这次会面看作中国传统的经世致用的思想与美国的实用主义传统在北京大学的“撞脸”，他们只是在方法论上相似，但在本体论上还是对立的。毛泽东要建立的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胡适要搞资产阶级共和国。

       毛泽东和王明的争论不是主义之争，是问题之争。毛泽东一直坚持，解决中国问题应有中国方法和中国道路，但当时毛泽东说的话，陈独秀、王明等党内大佬听不进去。没办法，只有交给实践检验。1927年“四一二”检验一次，1934年“湘江之战”检验一次，最后到长征路上与张国焘在路线选择上又检验一次。经过这几次生死检验，大家才认识到，毛泽东思想是扎根中国土地中的思想，是最符合中国国情的思想。

       唯物主义最强调人民性和实践性。毛泽东批评王明不知道人走路要靠脚，不知道人要睡觉，要吃饭，不知道子弹会打死人。因为他们是从学校玻璃窗子里和奖状堆里长大的，没见过流血牺牲这些东西，这样怎么搞阶级斗争呀?

       苏联的干部一直是考学上来的，这样的人才成长机制好看不中用。

       1991年，撒切尔在美国休士顿有个讲话，[16]意思是苏联经济上是计划经济，西方自由经济搞不过它。借助计划经济，加上独特的精神和物质刺激手段相结合，苏联的经济发展指标很高。苏联丰厚的自然资源如果加以合理的运用，那么苏联完全有可能把西方国家挤出世界市场。怎么办?撒切尔说要对其制造内部问题，要找代理人，这个人就是戈尔巴乔夫。撒切尔的智囊对戈尔巴乔夫的评价是不够谨慎，容易被诱导，极其爱慕虚荣，还与苏联政界大多数精英关系良好。所谓精英在今天的中国也叫“公知”。2008年美国给戈尔巴乔夫一个“自由大勋章”，老布什拍手向戈尔巴乔夫祝贺：谢谢你帮助美国把苏联干掉了。戈尔巴乔夫竟然将这枚勋章挂在了自己的脖子上。

       20世纪90年代，自毁国家的为什么是苏联人?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苏联的教育失去了劳动实践这一重要环节，以分数、奖状、表扬等形式上的标准作为干部晋升和人才选拔的标准，这样干部就养成了“娱乐化”、“贵族化”、“精英化”的意识，这种意识导致他们与劳动人民越走越远。其结果是在苏联解体时全民无动于衷，因为这个国家与人民的命运之间没有了联系。

        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来中国，为见乾隆帝时半跪还是全跪的问题争执不下，到1900年大清国与列强签订《辛丑和约》时，就已不存在全跪还是半跪的问题，而是谁向谁下跪的问题。此时，中国人在西方人眼中成了“东亚病夫”。亡国了，打败了，整个国家的财富让人家弄走了，你个人声誉——什么“著名学者”、“大师”能有什么用?

      个人的发展不可能脱离国家的发展。钱学森就明白这一点，他在美国搞导弹不可能对准自己的祖国。1950年，钱学森准备回国时被拦住并被关进监狱。可在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当年，钱学森获得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杰出校友奖”。但钱学森并没有到美国去接受这份荣誉。2001年90岁生日时，钱学森在美国的好友受加州理工学院校长的委托，专程到北京将“杰出校友奖”的奖状和奖章当面颁发给钱学森。美国人放下身段真是由于折服于钱老本人吗?关键是中国已不可战胜。

       1972年，曾是反共斗士的尼克松就放下身段要见毛主席。会见时，尼克松一口一个“主席”，对毛主席很是折服，身段放得很低。这说明尼克松懂道理。且不说毛泽东的文采，他一路上就没有打过败仗，并且带领一个党和一个国家的人民在近半个世纪里走向强大。1954年周恩来参加日内瓦会议，西方为什么对周恩来这样尊重，仅仅用“高富帅”是解释不了的。现在有人喜欢讲“身价”，动辄说某人“身价过亿”，这让人真正体会到了“没文化，真可怕”的含意。

       真要说人的“身价”，也只能是那种高贵和不屈的精神。为什么周恩来在1954年受西方人尊重?那是1953年7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把美国打怕了，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是让人不可思议的事。1972年尼克松访问中国，他知道毛主席在战争年代养成了夜晚工作的习惯，他就提前一个月练习昼眠夜作。当听到周总理说主席要见他时，尼克松仅带了基辛格和温斯顿·洛德来到毛主席的书房，学着周总理称毛泽东为“主席”。基辛格在会见时问：“主席正在学习英文吗?”毛泽东说：“我听说外面传说我正在学英文，我不在意这些传闻，它们都是假的，我认识几个英文单词，但不懂文法。”翻译对基辛格说：“主席发明了一个英文词。”毛泽东接过话说，“是的，我发明了一个英文词汇paper tiger。”基辛格马上对号入座：“‘纸老虎’。对了，那是指我们。”宾主大笑。

       一百多年来，我们受尽了屈辱，为了摆脱这种屈辱，开始学人家英国，被英国打，学日本又被日本打。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因为照搬外国军事理论差点全军覆没。这一次次挫折让我们明白了：不能再跟着别人，得走自己的路。在这样的语境下才出现了“中国道路”。在这条道路上，1955年，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东南亚国家给周恩来鼓掌，并不是由于周恩来有“范儿”或会讲演，真正的原因还是新中国把美国打败了。

      今天中国崛起是全面的，美国作为帝国的衰落也是全面的。如果说，1955年万隆会议上中国的威信是我们打出来的，那么今天中国的威信是中国人满怀自信地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干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