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口号在中国家喻户晓。无论是大喇叭广播，还是遍布城乡的标语口号，到处都能见到这七个大字。在《毛主席语录》当中，这句话是当时引用最多、叫得最响的一句。余秋里见证了这个口号从提出、形成到叫响的全过程。

毛泽东批评“吃穿用计划”

1963年至1964年期间，在副总理兼计委主任李富春的主持下，国家计委党组提出了《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初步设想》，确定“三五”期间的基本任务是：大力发展农业，基本解决人民的吃穿用问题；适当加强国防建设，努力突破尖端技术；与支援农业和加强国防相适应，加强基础工业，继续提高产品质量，增加产品品种，增加产量，使我国国民经济建设进一步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这个设想以基本解决人民的吃穿用为中心，因此被形象地称为“吃穿用计划”。

没想到，这个初步设想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1964年6月6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讲话时明确批评了国家计委的工作方法。他说，要改变计划方法，这是一个革命。学上了苏联的方法以后，成了习惯势力，似乎很难改变。这几年我们摸索出了一些方法，我们的方针是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按照这个方针制定计划，先看可能生产多少粮食，再看需要多少化肥、农药、机械、钢铁，还要考虑打仗的需要。

因为毛泽东的反对和备战氛围的日益浓厚，“吃穿用计划”被搁置。在此期间，毛泽东提议，组建小计委，由余秋里主持小计委工作。他走马上任后，首要的任务就是编制“三五”计划。

从1965年2月6日开始，小计委分别约请国务院各经济部门谈“三五”计划的安排。为了便于党中央、毛主席及时了解情况，谈完一个部就写一期简报。毛主席对小计委在编制计划过程中报送的简报，都一一审阅。

在此基础上，经过综合平衡，小计委编制了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轮廓。5月31日，刘少奇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了余秋里的汇报。刘少奇提出：由小计委向在外地的毛泽东汇报一次。

1965年6月16日，余秋里赶到杭州，向毛泽东汇报“三五”计划的设想。在座的有周恩来、彭真、陈毅、 李先念、薄一波等。小计委参加汇报的有李人俊、林乎加、贾庭三。余秋里重点汇报了“三五”计划的方针任务、建设规模、主要指标和在编制计划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汇报过程中，毛泽东不时插话，对计划工作作了很多指示。

毛泽东最后强调说：要留点余地在老百姓那里。对老百姓不能搞得太紧。把老百姓搞翻了不成。这是个原则问题。总而言之，第一是老百姓，不能丧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灾荒。计划要考虑这三个因素。脱离老百姓，毫无出路。搞那么多，就会脱离老百姓。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比较明晰地提出“民心”、“备战”、“备荒”问题，也是余秋里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 

一切为了人民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国家计委对“三五”计划的投资项目和主要生产指标进行了调整，余秋里7月21日向国务院作了汇报。这个“三五”计划实质上是一个以国防建设为中心的备战计划，要从准备应付帝国主义早打、大打出发，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抢时间把三线建设成具有一定规模的战略大后方。

8月23日，余秋里参加国务院第158次全体会议，听到了周恩来关于毛泽东“三句话”的阐释和概括。周恩来说：“主席要我们注意三句话，注意战争，注意灾荒，注意一切为人民。这三句话，我把它合在一起顺嘴点，就是备战、备荒、为人民。”周恩来阐述了三者的内容和关系。他说，备战、备荒，落实到为人民。要依靠人民，首先要为人民，为人民是最基本观念，任何事情要想到为人民，人民是力量的源泉。“备战、备荒、为人民”是一个整体。备战是阶级斗争，包括国内国外的。备荒是同自然作斗争，使工农业真正过关。一切靠人民、为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这是最可靠的。

这就是“备战、备荒、为人民”口号的最早提出。从此，“备战、备荒、为人民”成为经济工作的一项重要方针。

1966年3月，毛泽东又建议小计委的余秋里、林乎加去湖北，同省委共同研究农业机械化五年、七年、十年方案。在那里，余秋里看到了毛泽东关于各省发展农业机械化问题给刘少奇的信。信中对“备战、备荒、为人民”这一战略口号作了具体解释。

毛泽东说：“第一是备战，人民和军队总得先有饭吃有衣穿，才能打仗，否则虽有枪炮，无所用之。第二是备荒，遇了荒年，地方无粮棉油等储蓄，仰赖外省接济，总不是长久之计。一遇战争，困难更大。而局部地区的荒年，无论哪一个省常常是不可避免的。几个省合起来看，就更加不可避免。第三是国家积累不可太多，要为一部分人至今口粮还不够吃、衣被甚少着想；再则要为全体人民分散储备以为备战备荒之用着想；三则更加要为地方积累资金用之于扩大再生产着想。”从毛泽东这封信中可以看出，备战也好，备荒也好，一切都是为了人民。

1967年4月，“备战、备荒、为人民”作为“毛主席语录”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很快广为流传，成为了人人皆知的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