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大字报，凡是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们都会记忆犹新，那是那个年代里一道独特的“风景线”。1966年6月1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贴出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6月2日人，《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自此开始，大字报的狂飙再一次席卷中国。到了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大院内张贴了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   我的一张大字报》，锋芒所向直指被称为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刘 邓。

       大字报是张贴在墙上的用大字书写的墙报，在我们国家里，从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开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都是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普遍并广泛使用的一种揭露或者表扬的宣传广告形式。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这种形式就直接派上了用场，并被发挥运用到了极致。它的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就是能非常快速的达到广而告之的目的。它的最为主要的作用一是揭露，二是批判。既可以实事求是，也可以无中生有甚至断章取义，人身攻击，无限上纲。往往令被揭露者猝不及防，迅速陷入尴尬或者狼狈不堪的境地。另外，大字报也是双方进行激烈辩论的手段，互相揭露攻击，也因此令看客无法辨明真伪。听课闹革命以后，写大字报就成了一个参与运动的主要形式。学校原来的一块很大的记事版，成了大字报园地，教室的墙壁上也贴满了大字报，内容主要是批判三家村、四家店的。还有就是学校里被揭发出来的一些问题，也被师生们上纲上线，拿来批判。单位之间也有互相贴大字报的。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学校的一些老师们，不知道为什么对公社卫生院的一些医生们有很多意见，结果也写了很多张大字报，贴到了公社卫生院。其中的内容有很多是个人攻击的，当然落款都是红卫兵或者什么造反团一类的。什么“能喝能吐，见酒没命的酒鬼”、什么“居心叵测，能种能刮的破鞋专家”等等内容，让人大跌眼镜，也令几个医生很狼狈。

       大串连开始以后，在全国各地的大专院校串联，那才让人开了眼界。走到哪里都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揭露和批判是当然的主旋律。那种大字报，看了让人很过瘾。大字报的内容都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偌大的校园里，令人目不暇接。真佩服那些大学生们，将自己的文采和理论见解发挥得淋漓尽致。很多大字报的文采水平极高，我们在北京上海的几所大学里就抄回了一些大字报的全文。我还记得在复旦大学就看到了一篇《在骂声中成长》，集理性与文采于一身，相当精彩，其中的道理也是让人回味无穷。当然这类大字报很少，主要的都是揭露和炮轰一类的，充满了强烈的火药味儿，每一篇都是战斗的檄文。其鼓动性、煽动性、说理性、攻击性，各有侧重，各有千秋。被冠以走资派的各级 领导干部们，大都无法逃脱大字报的“围剿”，成为大字报内容的主角儿。

       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被称为大民主的四种形式，简称“四大”，在文化大革命中立下了“功勋”。对于所谓的“四大”不能全盘否定，但是综合起来看它的作用还是弊大于利，因此1980年的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决定修改《宪法》第45条，取消四大的规定。最终获得通过。大字报从此寿终正寝，从法律的意义上退出历史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