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色” 理论究竟是些什么？（之十一）

——《决议》是邓小平“特色理论”诱导党规的产品

曹子文

2018年4月23日

要明白《决议》的生成，就应明白《决议》的指导背景!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1981年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根据或按照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来框定的（《邓选》二卷P291—310），正如他说的：“这个决议就是根据我刚才说的立场与观点总结我们党的历史的”（《邓选》3卷P272。 

邓小平在意见中指出——中心的意思应该是三条。“第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第二，对建国三十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评价”；“第三，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总结”。

但是，我发现，在这个《决议》出台前，被指定草拟《决议》的人是有分歧、有顾虑的。

在解说第一条时，邓小平说：对于“这个决议，过去也有同志提出，是不是不急于搞？”二卷P291，小平回答说：“不行，都在等。从国内来说，党内党外都在等，你不拿出统一的看法一个东西来，重大问题就没有一个统一的看法。国际上也在等”《邓选》二卷P305，当时虽然邓小平把在这种分歧压下去了。但在着手拟《决议》的胡乔木等人在写出了第一稿后，邓小平发现：“整个文件写得太沉闷，不像一个决议。看来要进行修改，工程比较大”二卷P297。这就是说，负责写《决议》的人，对邓小平的预先定调没有真正理解或有不愿意完全接受，所以，第一稿对邓小平来说是很不称心的。

问题出在哪儿呢？因为邓小平在后来的修稿意见中说的很明确：  “不说毛泽东思想全面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说它是马克思主义的新阶段，这些都是对的”二卷P299。但是在肯定毛泽东的功过时，必须要明白领会“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正确的东西”这一指导原则。所以，写《决议》的人，既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但还要必须明白领会“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正确的东西”这一指导原则，真是为难呀！如是就出现了第一稿的那些“整个文件写得太沉闷，不像一个决议”之问题。所以，经过一年多才有了“进行修改，工程比较大”的最后通过的那个正式《决议》。对于这个问题，必须认识清楚那个《决议》是必须符合邓小平所“等”的心理满足才是。

在理解和遵循了第一条之宗旨后，第二条就顺理成章好做了。

那么“建国三十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呢？按邓小平御制的就是“1957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即越来越多了” 二卷Ｐ２９４、２９５——“十中全会后，他自己又去抓阶级斗争，……在1964年底、1965年初，不仅提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提出北京有两个独立亡国”，再一个就是“‘文化大革命’的确是一个大错误”二卷P300。

至于“‘文化大革命’同以前十七年中的错误相比，是严重的、全局性的错误。它的后果及其严重，直到现在还在发生影响。说‘文化大革命’耽误了一代人，其实还不止一代” 二卷P302—303。

为此，有必要对于这30年来的“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即越来越多了”之定论作探讨。我在这里仅就反右斗争、大跃进浮夸风、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问题和文化大革命四个问题来作解析和辨别。这些问题明白了，那么邓小平的第三条问题 “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总结” 也就诠释了。

（一）关于反右斗争问题：

《邓选》2卷P294说道：“1957年反右派斗争还是要肯定”，“错误是扩大化”。那么邓小平为何要肯定？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即“扩大化”又是谁造成的呢？ 

关于反右派斗争的有关资料说法：

在《戚本禹回忆录》上册P168—180《反右派运动的起因、扩大化和后来的平反》中有这些记载：根据1956年国际上出现的“匈波事件”和国内有人提出要像美国那样“轮流坐庄”、攻击“三反、五反”、“歌颂和散布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等，把矛头指向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在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等人的一致要求下，“同意发起反右派运动。……反右派运动就这么在党的集体意志下，在1957年6月中旬发动起来了”。所以，“反右派不是毛主席一个人的意见，而是代表了党的意见。因此，后来说毛主席他一个人搞‘引蛇出洞’，是没有道理的”。

经查二版《毛泽东大传》P2098是这么记载的——在1957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通知》中明确地有划分右派的6条范围和划分极右分子的4条范围和不应该化为右派分子的6条规定，共三款16条规定。

在《邓力群自述》P281有这么一段描述：“在大鸣大放中，党内外有许多人讲话。很多是对本单位领导处理各种问题不妥当有意见。后来，发展到把对单位领导有意见同反对党的领导划上等号。这样，反右斗争自然就扩大化了。再加上当时还下达要划多少右派的指标。……扩大的太厉害了，打了50多万右派…..”。

这就涉及到一个是谁“下达要划多少右派的指标”的问题了，邓力群处在特色统治时期，没好意思说出来。

那个由中共中央文献室编写的《毛泽东传》P1675上说：“毛泽东本人对极少数右派分子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攻的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对整个阶级斗争的形势作了过分的估计。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这个为邓小平效忠的中共文献室，不但将反右派扩大化转嫁给了毛泽东，而且还回避和隐瞒了邓力群所说的“下达要划多少右派的指标”的问题。

而戚本禹在回忆录P173中指出了——“反右派主要是刘少奇、邓小平他们掌握的，彭真那时左得不得了，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又那么右？是他们提出要求按比例打右派，主席说百分之一、二、三，他们说百分之五都不够，有百分之十。邓小平在中央党校讲话，提出按百分之十的比例打右派”。

     那个中央文献室的《邓小平传》P1038说：“运动开始后，邓小平几次讲到：不反右不行，但必须防止把右派划得过宽、过多”，而在《戚本禹回忆录》上P174中说：“可以说，要是根据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原始讲话精神去衡量鸣放的言论，那么就没有扩大化的问题。…..主席讲过李慎之、王芳（新华社的）等一些人不能打成右派，可是邓小平还是把他们打成右派了。毛主席说的话都不管用了”。

但中央文献室编写的《毛泽东传》P1675却彻底地隐瞒了这些中央规定，而把主持负责具体反右的邓小平造成的扩大化错误完全转移到毛泽东身上了。

在《戚本禹回忆录》上册P179说：“统战部收到我们转去的一些申诉信以后，原准备搞一个给右派平反的文件提交中央，但邓小平告诉统战部的部长：右派一律不能平反。有什么问题以后再说，现在不易平反。邓小平这个右派不能平反的指示违背了中共中央1962年8月对于搞错右派应于改正的指示，也违背了毛主席认真处理右派申请的意见”。

当有人向毛主席反映反右扩大化问题时，却又采取打击手段。

如二版《毛泽东大传》P2604记载：一九六三年一月间，负责中央信件档案的崔英在中南海的周末舞会上见到了毛泽东，她向毛主席反映说：“现在有许多在反右斗争中化成右派的人在申诉，很多人给您写信，要求平反”。崔英还说：“对右派的申诉信件，负责反右工作的领导有指示，原则上不做处理，右派是敌我矛盾，不能平反”。毛主席听了十分生气说：“谁说的？真正划错了的右派要纠正，要平反！你转告秘书室主任，把各地的右派申诉情况写一个综合材料送给我”。后来，崔英向秘书室领导汇报后，受命负责起草一个全国各地右派申诉情况的综合报告，交给领导（杨尚昆、邓小平）审阅。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几天后她（崔英）就被调离了中南海，远离了毛泽东。自然，那份综合报告也就不可能送到毛泽东手中了”，这和《戚本禹回忆录》上册P175—178是一致的，可见当时邓小平在中央的反右派权力有多么大。

为什么这样呢？因为邓小平是全面负责反右斗争的，预定划右派比例是他定的，所以，扩大化当然是他来承担责任。所以，那些错划右派人的及时平反就被负有专权的邓小平给暗灭了。

（二）关于大跃进浮夸风问题：

1958年9月1日，邓小平主管的《人民日报》以《徐水人民公社颂》为题，报道了刘少奇抓得典型。报道说：河北徐水将要发射亩产山药120万斤、一颗白菜500斤、小麦亩产12万斤、皮棉亩产5000斤、全县粮食亩产2000斤的高产卫星。王观澜首先怀疑并反对此报道。毛泽东很赞同王观澜的看法。二版《毛泽东大传》P2225。

1958年11月22日，当谈到新闻工作时，毛泽东说过：“大跃进当然是好事，但浮夸成风就不好”。毛泽东说：“听说《人民日报》有一篇社论，见到人民公社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时，把时间缩短了，说三四年或五六年就行了，不要北戴河决议上写的‘或者更长一些时间’那句话了。那半句话是特意加上的，当时想法是谨慎一点好。现在看来还是太急了。你们删去那半句话就更急了，不知是听了哪一位政治局委员的意见”。

毛泽东所说的这篇社论，就是刘少奇和邓小平共同审定的《人民日报》社论《高举人民公社的旗帜前进》，他们把决议中关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时间中“或者更长一些时间”的话删去了，并且是在决议前一周，就提前将这篇社论发表了。二版《毛大传》P2288—2289。

在《戚本禹回忆录》上册P217—218中说：“‘大踏步地提前进入共产主义’就是刘少奇的原话，由于他是在一线主持工作的，这些话到了下面，就成了刮‘共产风’的源头了。他还异想天开地提出了‘男女分营’，要把一个个好好的家庭都拆开，…….毛主席对刘少奇的这个主张”是很反感的，说他自己和王光美就不分开”

当“改开”邓操政后，却反而攻击毛泽东，说这浮夸风是毛泽东。中央文献室在《毛泽东传》P1809中说：“‘大跃进’加上人民公社化运动，对生产力造成的破坏，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的损失，是灾难性的。这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犯得一个严重错误”，把邓小平洗刷的干干净净。

看看《戚本禹回忆录》上册P219是怎么说的：“当时东北地区还是比较稳的，没有怎么瞎报产量。1958年9月邓小平去东北视察，当地的领导汇报第二年的粮食产量计划增产20—30%，邓小平批评说：别人都是好几倍的增产，你们才20%，简直就像乌龟爬。把当地的领导骂得灰头土脸的。他这话就登载1958年10月的《人民日报》上”。

在《戚本禹回忆录》上册P291说：“事实上，办食堂是刘少奇提倡的，当然主席也没有反对，也出来讲话表示支持的，这是实际情况”如是这就证明了网络上报道的《大锅饭的由来》一文应该是符合实际的——“1957年，刘少奇去苏联访问，参观了苏联的集体农庄，回国后，刘给毛主席说，苏联的集体农庄吃的都是集体食堂，一百多号人只有五六个炊事员，又于净又卫生，其他人都在农庄劳动。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搞集体食堂？……刘说，我们是不是可以搞点试点，毛说，搞试点只能搞一个试试。接着，刘就在安微省的肥东县搞起了吃大食堂试点（当时安微省的省委书记是曾希圣）。几个月后，刘见到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说，安微都行动起来了，你河南为啥还不动啊。一夜间，河南就动起来了，全部搞“三集中六统一”。大跃进中，“五风”在河南刮的最突出”。

“从1958年的秋天开始，毛主席就觉察到在大跃进中所表现出来过左的错误倾向，并通过召开各种会议，发表了一系列的讲话来加以纠正。……毛主席甚至还用‘党内通讯’的方式，亲自给全国生产队以上的各级领导干部写了一封信。……有很多地方都不把主席的信对下面进行传达，封锁了主席否认声音”《戚本禹回忆录》上册P239。

虽然邓小平也承认“‘大跃进’……是集体负责”，但在中央文献室编写的《毛泽东传》1808—1809中说：“毛泽东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创立者，调查研究的倡导者。但在‘大跃进中，他背离了’这些原则，……”；“毛泽东曾经谆谆教导党内同志：在胜利面前务必保持谦虚谨慎，防止骄傲自满情绪的滋长。但不幸的是，在一个接连一个的胜利面前，他自己却骄傲起来了”；“‘大跃进’中取得了一些成绩不可抹煞，但为此而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是灾难性的”。这些评论，从语言或用词的角度说，改开以来的共产党整体是把“大跃进”中出现的错误从根本上推给了毛泽东了，何来的集体负责？为邓小平效忠的中央文献室这一共产党喉舌是和邓小平惯用伎俩一模一样，对毛泽东挂着肯定的幌子而实则进行否定。这就是“特色” 理论的特色之处！

邓小平也承认1957年反右和1958年大跃进中他有责任，但他绝对不涉及自身的具体错误，如反右派就是他具体负责，指标是他订的，不给及时平反也是他干的；在大跃进中，他和刘少奇是怎么搞浮夸，统统回避不说。 

（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

这个问题，其实用不着再费口舌了——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本区别就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问题。这已经有诸多学者阐述过了。我只例举几个著名学者的文摘来说明这个问题就是了。

按照邓小平说的：“我们在改革中坚持两条，一条是公有制始终占主体地位，一条是发展经济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始终避免两级分化”《邓选》三卷P149。

而2017年《人民日报》发表文章《一些贫者从暂时贫困走向跨代贫穷》指出：“贫富差距已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并形成了阶层和代际转移，一些贫者正从暂时贫困走向长期贫困和跨代贫穷。社会阶层流动通道也将被严重堵塞”。作为党的最高媒体之一，在文中还留了余地，即不说形成了阶级，而说“形成了阶层”，不说社会阶级，而说“社会阶层”。如是将阶级和阶级斗争这一特色党最不愿意听到的忌讳隐晦了。

2018年2月25日 宋方敏将军在《我国国有经济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性质不能变！》一文中强调：“去年以来，在国企改革中出现了一种颇具权威而很不科学的定调，即要求我国所剩不多的国有企业全部通过“混改”，用“公司制”取代“全民所有制”企业性质。由此，让广大民众对我国基本经济制度产生了一种本不应该有的政治担心，即今年召开两会修改宪法，会不会改变或取消我国国有经济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性质？”。

而在两会开完后的2018年3月20日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研究员夏小林著文说：“2017年11月10日某办举行中美元首北京会晤经济成果相关情况吹风会上，朱光耀说：“中方决定将单个或多个外国投资者直接或间接投资证券、基金管理、期货公司的投资比例限制放宽至51%”，“这将意味着早已被新中国抛到太平洋底的“殖民地经济”又将在神州死灰复燃”，“ 那么，2020年之前坚持党中央国企改革《指导意见》关于非金融国企混改的重要决策，如国资可以独资经营、全资经营、绝对控股、相对控股等规定，还有什么实质性意义呢?”。

今年两会上，“中国社科院的全国人大代表程恩富教授、政协委员张顺洪教授:建议修改‘要取消外资对银行和证券等金融企业的股比限制’”之提案，就很正常了。

有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论是那一个派别的人，只要是神智还正常，是应该明白的，只是特色顶层不愿意说罢了。

（四）关于“文革”的问题。

邓说：“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也不是想把所有的老干部都整倒。……不管怎样，一大批干部被打倒，不能不说是毛泽东同志晚年的一个最大悲剧” 《邓选》二卷P301； “‘文化大革命’同以前十七年的错误相比，是严重的、全面的的错误。它的后果极其严重，直到现在还在发生影响，说‘文化大革命’耽误了一代人” P302—303。

注意！这段话里的“‘文化大革命’同以前十七年的错误相比”之用语，很巧妙地结论了毛主席领导的整个27年之历史全部地犯错误了。也正是借助此意结论了他说的“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之评定。可邓曾说：“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损害毛泽东同志在整个中国革命史上的光辉形象，不能动摇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原则。我们要有这个觉悟，要有这个认识”，看看邓小平是多么虚伪而阴险的。

文化大革命有无缺陷问题？有！肯定有！而且问题不少！也正如毛主席总结的：“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一、打倒一切，二、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 《毛泽东年谱》6卷P641。为什么呢？因为“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年谱》6卷P641。

但文化大革命作为人类历史前所未有的、最彻底地践行《共产党宣言》之两个“决裂“的阶级斗争，犹如中共从起家并走向独立革命的整个过程中，所犯的陈独秀右倾主义错误、李立三的左倾主义错误、王明的先左后右的错误、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错误也曾经有过，难道说共产党在整个民主革命领导过程中就是错误的了吗？比如土地革命时期曾经出现过的错划阶级成分、在延安整风时期出现过的扩大化错误等，是由于我们党的某些人不能领会当时的政策和策略而所致，难道就以错误须否定毛泽东的那段历史吗？

在民主革命时期，如刘少奇、邓小平等共产党的某些重要领导人，能领会并执行那时毛主席的民主革命指导思想，所以，在邓执政后就没有公开否定那时的毛泽东领导的整个党出现过的错误，而当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1957年到1976的这20年，因为中共的革命对象由外部斗争转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刘邓为代表时，革命革到了他们的头上，那就是邓小平所说的“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了？所以邓小平要“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路线了，要“重新确立”社会主义的“特色”制度了。

邓还说：“‘文化大革命’带坏了一代人。所以，我们提出要教育人民成为‘四有’人民，教育干部成为‘四有’干部。‘四有’就是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三卷P205。

事实是文革十年，世界上公认中国的党风、国风、民风是最纯洁的——没有了官僚主义，更没有贪官，没有黑社会，没有大盗抢劫，没有卖淫嫖娼，没有里通外国的，更没有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等等。

那么，究竟是“‘文化大革命’带坏了一代人”，还是改革开放40年把整个党风、整个国风以及整个民风给带坏了呢？邓小平是如何教育人民和干部“成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理想的呢？

这个问题，我只简单地概括一下——改开40年来，在中国出现的古今中外历史上人数最多、程度最严重、级别最高的共产党贪官，出现的有史以来的人数最多、程度最严重、级别最高的共产党流氓淫棍，出现的有史以来的人数最多、程度最严重、级别最高的共产党员背叛人民背叛科学社会主义的叛徒；出现的有史以来的人数最多、走“致富道路”的妓女群体；出现的有史以来的人数最多、地域最广的法轮功、基督教、伊斯兰教等普及的宗教信仰；出现了在某些大共产党保护伞下滋生出来的黑社会势力；出现了远不及任何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公民享受医疗、教育、住房、养老等应有福利；改开虽然成为第二世界经济大国，但反而出现了远超毛泽东时代那27年相比的贫富两级分化状况！所以这些，难道就是如此地在教育人民和干部“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理想吗？

邓小平结论说：“这场‘革命’的对象就是这些老干部”。以偷换概念的手法，将毛主席的整党内走资派的概念换为老干部。《邓选》三卷P137。毛主席当时所整的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确实是存在于有实权的操纵社会走向的某些老干部当中，难道能把那些资本主义倾向的人都可以用“‘革命’的对象就是这些老干部” 概念来笼统偷换吗？邓小平的这种偷换概念的目的就是在转移矛盾方向，就是借此来激发那些存有资本主义思想和行为的老干部及其家属们对毛主席不满，以利于他借否定文革来“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路线，要“重新确立”社会主义的“特色”制度，所以说，是邓小平的“特色理论”诱导了那个《决议》的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