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的万历面对大改革后极盛的士绅官僚集团，选择消极回避，若天下太平，日子还能混下去。可万历时期，地球的气候正迎来小冰期，华北粮食全面减产，另外，还发生了“万历三大征”这些旷日持久耗资巨大的战争，中央财政捉襟见肘，万历只能通过对士绅阶级的腰包动手才能维持国家的运转。

江南富庶，工商业发达，是士绅阶级的大本营，万历想征工商业税，遭到官僚集团的强烈抵制，政策无法通过，万历则只有以扩充皇室内帑为名利用宦官征收矿税商业税。万历此举强行推动，伤害了一批既得利益者，他们作为士绅阶级的经济基础，士绅阶级自然要为他们的利益发言，这批士绅官僚因此组成了最初的东林党。他们借讽议朝政、评论官吏之名，行包庇地主士绅、为富商巨贾争利之实。

东林书院

我们不否认东林党人中有兼济天下的人，远见卓识之人，但在历史洪流的涌动中，个体的抉择是迷茫的；一个人觉得他这么做只是代表个人的欲望，但冥冥之中却无数个同样诉求的个体却形成了不可预测的历史发展方向。明末党争也是如此，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个忠奸善恶的人物形象，但背后都有着阶级利益的诉求。毕竟，只有背叛阶级的个人，没有背叛利益的阶级。

到了天启朝，社会矛盾更加激化，东林党人作为江南大地主大商人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被背后盲目的资本所驱动，对明末饥荒灾民的悲惨现实视而不见，对征款赈灾行为极力阻挠。另外，山西（采矿业发达）的士绅阶级也成为抗税的主力，与东林党同仇敌忾，成为了东林党的政治援军。作为专制皇权体制外的政治结盟，这是皇权绝对无法容忍的，天启必须要将之粉碎。

在东林党与山西之外的地区，则以魏忠贤为首建立起新的政治同盟与东林党抗衡。其他地区的士绅阶级主要有齐楚浙党，这都是当时农业发达的地区，而魏忠贤、许显纯等核心人物，都是出自华北的农业家族。他们代表着中央政府的权力与地方农民的利益，残酷地打压了东林党，剥夺了他们的财产。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所谓的“宦官弄权”，其实只是天启的手腕而已。

天启是有智慧的皇帝，他不会亲自去与统治阶级作斗争，王莽、杨广就是前车之鉴，一旦皇帝露出要与统治阶级撕破脸的决定，统治阶级便会背水一战，拉开天下大乱的序幕。而天启自身躲入深宫似浑然不知，而又利用宦官及与东林党人利益不同的官僚，在稳固大一统的前提下对东林党人实施渐进式剿灭。

于是，在明朝后期出现了这么个规律——东林党越弱，明军对外的胜战越多，国库也越充实。天启后期，后金局势已危如累卵，明朝中央政府也再次有了凝聚力。可天启死后，继任的崇祯不谙世事，也从未被当作继任者来培养，终将明朝带向了亡国之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