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历朝历代都是最具忍耐力的底层阶级，他们接受着上层阶级“礼义廉耻”的教化，却不知统治阶级荒淫的宫室生活与尔虞我诈的政治斗争。后来又掺入了“饿死是小失节是大”的礼教洗脑，直至人相食他们都不会想到去起义，去造统治阶级的反。中国历史上的大规模农民起义，多半是由煽动性宗教及被排挤社会精英所发动，真正以农民为主导的起义少之又少。

可即便是少的可怜的农民起义，也多半是被统治阶级利用了，到头来，历史书上都会用XX“窃取了”起义胜利的果实，来给起义的失败来画上句号。可见在没有科学的系统的思想指导的时代，底层人民的阶级斗争能力是多么的乏力，他们要么被统治阶级收买而内部自相残杀，要么成为统治阶级之间相互较量的马前卒，被统治阶级用完即弃。

历史上每次中央政府对统治阶级的利益动手的时候，统治阶级都会加剧压榨底层人民，并将人民的不满嫁祸于政府，以此来扰乱大一统帝国的基层秩序，达到其建立新统治的政治目的。如汉末的士族通过绿林赤眉军的起义推翻了新朝，建立士族与天子共治天下的东汉；东汉末的黄巾起义更是让士族蜕变为更强大的世家大族，等等；农民不仅没有获得更高的地位，反而促进了统治阶级的强大。

而且由中央政府颁布的所有触犯统治阶级利益的激进性改革，都以失败而告终，并成为农民起义的背锅者。如王莽的改革要剥夺士族的利益，引起士族的不满。为了与中央政府抗衡，地方士族一方面加剧土地兼并来扩充自己实力，让本就矛盾尖锐的基层社会雪上加霜；另一方面，王莽的改革还能成为其掠夺底层人民的理由。人民会觉得，这一切的灾难，都是因王莽改革引起的。

人民起义时，便将矛头指向了中央政府，在起义军与王莽政府军激战时，士族们却在做壁上观，从混乱中寻找自己新的利益代言人，最终，他们找到了刘秀。于是，率先攻破长安的起义军却被士族的领袖轰出，成为朝代更替的牺牲品，至此，士族统治阶级窃取了农民起义的成果，建立起更稳固的士族王朝，提升了士族的地位。

再看汉末黄巾军，唐末黄巢，无不如此。就连王安石变法，那些从理论层面上看无比先进又正确的改革措施，因为触犯了统治阶级的利益，落实到基层时都成了损害百姓的改革措施，还背上了百姓的骂名。要不是当时中央政治风气尚好及其新党在之后占据上风，王安石只会被写成遗臭万年的奸臣。可见，历朝历代的统治阶级利用其处于中央政府与基层社会的中间者垄断地位，真的是可以为所欲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