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中国内地的影视剧（大型革命史片除外）存在三个鲜明反差：一是观众没好片子看，每年的垃圾烂片却大量生产；二是大投入制作的影视剧越来越多，高质量的影视剧越来越少；三是演员片酬越来越高，演员的演技越来越差。那些吹出来的第五代、第七代导演，虽背回过几个“国际奖”，但真正耐看的有几部？面对中国影视业的这种现状，善良的百姓还以为是艺术本身出了问题，实际是很多拍摄影视剧的资本投入根本无视影视剧质量，只关心如何“洗钱”。

　　一、影视圈是国际性“洗钱”的黄金乐园

　　洗钱由英文“moneylaundering”一词直译而来，其发端是20 世纪初美国芝加哥的有组织犯罪集团购置洗衣机开设洗涤业务，尔后鱼目混珠将洗衣所得与犯罪所得混杂报税，使非法收入与资产合法化。国际性洗钱业，一经在电影界找到归宿，利用影视圈“洗钱”也成为一种国际惯例。

　　美国电影的兴起，实际推手是意大利黑帮的“洗钱”。日本很多艺人经纪公司、影视公司都有暴力团背景，在用拍影视剧“洗钱”。韩国娱乐圈一度掀起“迂回上市”热潮，裴勇俊、Rain和张东健等 明星利用本人的人气，变身为企业的大股东，暴力组织的资金流入疑惑不断被提出。

　　香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电影繁荣，同黑帮将巨额犯罪得来，以授资影视片“洗钱”有直接关系。许多电影干脆就是由黑帮明目张胆地投资（如邓衍成的《濠江风云》），包括向氏兄弟的本土青红帮就这样“洗钱”，就连美国等世界各国的诸多帮派，也纷纷把钱压在香港，香港的电影业已成世界性黑帮的洗钱基地之一。香港的导演很多都有黑社会背景，以致“星爷”不能移民加拿大。

　　在香港投资影视剧“洗钱”，先注册家电影公司，再投入重金拍戏，普通动作片投资约200万港币，他们却投资上千万，请最大牌的明星，在场地、置景、服装、道具上不惜金钱，目的就是将黑钱尽量花掉。别管电影拍得多烂，只要放映就行。也有小投入拍影视，说成大投入，再和影院编造一个远高于实际拍摄成本的票房数（甚至影院就是自己开的）。再与明星签一份“阴阳合同”，只用很少一点钱就将明星演员打发，一大笔钱“黑钱”以拍电影所赚，“洗白”了。

　　即使是拍影视赔钱了，如，说投资1000万元拍影视，实际投入的200万赔光了，但做虚假的1000万票房收入，也将800万元“黑钱”“洗白”了。

　　二、中国内地用影视剧“洗钱”由来已久

　　或许，作为一种“与国际接轨”，改开以来的中国内地，用影视剧“洗钱”也是暗流涌动。

　　1、影视圈名人纷纷炮轰“洗钱”

　　对于影视圈内的“洗钱”，作为业内的著名导演和著名演员，可能最有发言权了。很多影视圈内的名人炮轰“洗钱”，说明中国大陆影视圈的“洗钱”已到了很严重的程度。

　　2006年4月，北京《法制晚报》披露，广电总局官员陆红实在某论坛语出惊人：“近两年，我国每年都有百多部滥片不能上院线，原因之一恐怕是有不少人拍片是为了洗钱。”

　　2007年12月28日，导演尤小刚发声，国内电视剧产量过大、浪费严重，要提防“洗钱的投资”。尤小刚进一步阐述：电视剧投资“来源是三种方式，一种是良性投资，一种是赞助的投资，恐怕还有一部分是洗钱的投资吧？ 

　　2013年5月7日，曾执导过《潘多拉的宝剑》等影片的导演李克龙指出：“有相当数量的电影投资者不是为了拍出高质量的电影，而是为了洗钱，对方直接说，你随便花一两百万拍部电影，然后帮我走1000万元的账”。怎样能拍200万影视走1000万的账目？有的剧组拍“古装剧，就可以设计一场炸掉一座城楼的戏，搭建这种城楼花费50万，你可以走100万的材料费，反正城楼已经炸掉了，死无对证。”

　　2014年1月1日电视剧《一代枭雄》在浙江、东方、天津、江苏四大卫视开播，该剧在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同时担任演员和监制的孙红雷在发布会上炮轰：我们每天接到剧本，有70%都是不能拍的，拍了肯定赔钱。有些投资方就是通过拍影视剧来泡女演员、洗钱。

　　2、中国大陆为何制片投资人不怕血本无归？

　　2011年12月21日，北京大学教授、电影评论人戴锦华在“搜狐文化客厅”指出：国内每年拍摄600部影片（故事片），大部分未上映。另据官方统计，2012年国产影片高达893部（含动画片、科教片等），其中故事片745部。但这745部影片，只有231部进入影院，只占总量的31%。这还是2005年以来公映比例最高的一年，2005年的故事片公映率为16.5%。

　　很多影片的拍摄目的就不是为上映，雇佣一些烂编剧烂导演，爱咋拍咋拍，花钱少就行，拍完直接锁进仓库，就是洗钱。据说有投资人和内蒙古制片厂合作拍片，拿出300万元人民币，要拍30部片子，平均每部片子才花10万元，可以想见这些片子质量之低劣。北京UME国际影城总经理陆遥说：“有些片子拍完后就不知道干什么去了，别说公映了，你想查一下它的去处都无从查起。”但投资人为何不怕血本无归，便知个中奥秘实在不在“拍片”之中也。也难怪大陆咋有那么多“神剧”，很多都是“冼钱剧”。

　　3、用影视圈“洗钱”不断曝光

　　2007年第一禁毒大案，蛰伏三年的毒枭李贤欢竟以投资人身份潜伏影视圈，并于2006年年底在横店影视城开拍电视剧“洗钱”。还利用拍电视剧作掩护，在横店制造冰毒。拍戏洗钱并非始于毒枭李贤欢。早在2005年1月，南京 《周末报》报道“建国第一金融要犯”石雪出资5000万元参与拍摄电视剧《大汉天子》，此举就是为非法所得洗钱。近年来圈内一些影视剧源源不断，其怪异的资金来源与“洗钱”不无关系。

　　三、在中国大陆影视圈“洗钱”得天独厚

　　这个得天独厚概括起来有5点：

　　一是“洗钱”额度大。现中国大陆拍故事片仅次于美国和印度，国内故事片的制片动辄几亿，制片成本越来越高，影视剧投资大，虚报投资额度更大，很适合洗钱。

　　二是“洗钱”成本低。中国大陆的影视投资属文化产业，税率低：5%；税法还规定：企业可把收入15%用于广告和宣传，在税前扣除。将这条规定滥用，洗钱的成本更低。通常“洗钱”成本是35%，在大陆即使拍影视剧投钱打水漂了，经虚报成本、票房等运作，才付出20%的洗钱成本，在各种“洗钱”成本中最低。

　　三是“洗钱”没审计。影视剧的账目支出繁多，且时效性强，拍完戏就立马作鸟兽散，被查的概率极小。甭说资本投资没人管，就是国资投入也没审计。陈凯歌拍《无极》剧本那么烂，投资3亿多元，据说大都是国资，国资委监管、审计过吗？国有资产允不允许陈凯歌夫妇“夫妻老婆店”的运营模式？外籍演员来中国“打工”办过合法用工手续吗？

　　四是“洗钱”易开机。对于影视剧的拍摄，国家广电总局有专门监管机构，各制片厂拍影视剧必须取得合法许可证，然而，监管部门基本不作为。一些“洗钱片子”“开机”时，广电部门知道不知道？剧本审没审？内蒙古电影厂300万元允许拍30部片子的荒唐，谁开的绿灯？在谁手里弄到的拍摄许可证？ 

　　五是“洗钱”风险低。相比美国、韩国、日本等国相继出台了反影视圈“洗钱”的相关法律。中国大陆至今也没有反影视圈“洗钱”的相关法律，电影成社会特殊产业，缺失正常监管，可堂而皇之的逃避法律制裁。其它有关部门对影视圈洗钱的监管滞后，洗钱空间宽阔，安全高效。

　　在中国大陆能神鬼不知无风险的洗钱，炒作好了还能获高额票房回报，顺便睡几个明星玩玩，资本何乐不为？

　　四、在大陆利用影视“洗钱”的主要套路

　　“洗钱”要洗的“黑钱”，包括黑社会的走私、贩卖军火、诈骗、盗窃、抢劫、偷税漏税和贪污腐败所得等。而在中国大陆利用影视圈“洗钱”的主要套路：

　　1、虚高投入成本“洗钱”。现在大投入的片子越来越多，已成一个特点。一部耗资巨大的影视作品拍摄完毕，一些名贵的道具、奢侈品、古董、字画等被投资方“无偿”拿走，但已“摊到”到作品成本；至于到国外取景、宣传，意味着巨额花费。而国外没发票，只有投资方说多少算多少，全部进了成本等等。

　　2、用阴阳合同“洗钱”。现在内地只需成立若干空壳影视制作公司，投资一个影视剧，再以制作费、明星的天价片酬等名义，把买办、贪官、黑社会的大笔黑钱洗白。而明星高票房占用大量制作经费，其他拍摄投入少，就是一个很突出的现象。如，请一个演员预算1亿，做两份合同，一份1亿上税给演员，很可能另一份1000万才是演员实际所得。大家现在都盯着演员的税收，演员也有苦难言。

　　3、虚报票房收入“洗钱”。电影行业的洗钱流程：某一亿黑钱投资一部电影，真实成本一千万；电影院、电视台等等实际收入一千万；黑钱主人与电影女一号勾搭在一起，通过女一号与电影院造假票房收入达一亿。黑钱主人洗白一个亿，顺便玩个女人；女一号获得知名度和金钱，真正的双赢。这几年，票房屡破新高，媒体揭露的各种幽灵场、冥币票价、偷票房事件不断。一个华语功夫片，上映首日票房破亿， 5天拿下6亿。不合常理的票房一被揪出造假，即被挖出牵涉到电影证券化、众筹、收益认购、股价，甚至洗钱等金融资本链的不正当交易。赃官则通过勾结将境内黑钱塞进管理疏松的票房，通过纳税将脏钱洗白。

　　4、集团性勾结“洗钱”。利用影视圈“洗钱”，需要各方比较紧密配合，所以，资本、导演、明星会长期保持合作，这样才会降低出问题的概率，牵扯利益太多，也没有人去砸大家的奶酪。这就形成集团化产业化的影视圈的洗钱链条。而且，在香港中马票，都立即有人加30%把奖券收走“洗钱”。在中国大陆这种意识形态下，土豪贪官对利用影视圈“洗钱”，这种“产业化”需求会更旺。

　　由于影视剧在处于意识形态的特殊地位，所以，利用影视圈“洗钱”，这不仅仅是一种犯罪，更是资本和明星对话语权一种挟控，既扭曲了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性质和使命，又将观众当圈养起来的羔羊，传达太多的变态人性观、价值观等垃圾产品，进行精神污染。因此，如何完善法律，加强监管，严打利用影视圈“洗钱”，已经是刻不容缓。

外一篇

　　民主革命时期，那是交通不便时期，那是血雨腥风时期，那是战事紧急时期，那是四处转战时期，那是险象环生时期，那是寻路探索时期，讷也是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时期。而就在那样得时期，毛泽东仍于戎马倥偬、军机繁忙中，亲力亲为地深入调查研究，并亲自整理、亲自撰写出大量调查报告，仅此一点，毛泽东就无愧于中共的翘楚，就无愧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翘楚，就足以令人高山仰止！

　　1、毛泽东1927年写出7份调研报告

　　1927年，这是一个极其不平凡的一年，就在这一年的4月12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及革命群众。随后，各地的反动派对中共都开始了大屠杀，中国革命在血泊中呻吟!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也在1927年8月1日，中共在南昌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就在这一年的9月9日，毛泽东发动了秋收起义，破天荒地走出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就在这一年的12月11日，广州起义爆发，中共在城市进行了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大胆尝试!

　　就在这样命悬一线，就在这样万分紧急，就在这样刀光剑影中，毛泽东还亲自到七个地区，进行了有7个系统性的深入调研，并写出7份调研报告。回忆这段调研经历，毛泽东曾痛心地说：“我过去做过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永新、宁冈七个有系统的调查，湖南那五个是大革命时代（1927年1月）做的，永新、宁冈两个是井冈山时代（1927年11月）做的。湖南五个放在我的爱人杨开慧手里，她被杀了，这五个调查大概是损失了。永新、宁冈两个，1927年红军离开井冈山时放在山上的一个朋友手里，蒋桂会攻井冈山时也损失了。失掉别的任何东西，我不着急，失掉这些调查（特别是衡山、永新两个），使我时常念及，永久也不会忘记。”

　　2、毛泽东1930年写出8份调研报告

　　1930年5月2日，重新回到红四军领导岗位的毛泽东在红四军攻克寻乌后，经十多天的调查，整理成八万多字的《寻乌调查》；同月，又写下《调查工作》(《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初步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三个基本点：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思想。10月4日，在赣西南十余万群众与地方武装配合下，毛泽东同朱德指挥红一军团攻下吉安城。10月17日和25日，毛泽东开了一个星期调查会，后来整理写成《兴国调查》，还写出《分田后的富农问题——永新及北路的情形》。10月底，国民党向苏区开始第一次“围剿”。而毛泽东在11月部署反“围剿”间隙，整理出《东塘等处调查》：“在这次调查，我发现以村为单位分配土地，这种利于富农不利贫农的分配法，是应该改变的”。还于11月*日写出《赣西南土地分配情形》、11月14日写出《江西土地斗争中的错误》、11月15日写出《分青和出租问题》，11月21日，毛泽东在木口村调查，并随即整理出《木口村调查》证明：“中农在平分土地中不但无所失而且有所得”。

　　毛泽东仅大革命时期至少有七篇调查报告得以保留，后来收入《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中国佃农生活举例》(1926年)、《寻乌调查》(1930年5月)、《兴国调查》(1930年10月)、《东塘等处调查》(1930年11月)、《木口村调查》(1930年11月)、《长冈乡调查》(1933年11月)、《才溪乡调查》(1933年11月)。

　　3、毛泽东亲自编印《农村调查》

　　延安时期，为引导全党搞好调查研究，毛泽东花了几年工夫，收集自己以往有关农村的12篇调查报告，编印了《农村调查》一书。他在序言中特别强调：“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是幼稚可笑的”。并告诫党内，如果我们的同志“还保存着一种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作风，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却在那里担负指导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现象”。不久，毛泽东又进一步以战略家的高瞻远瞩，发人深省地对党的高级干部们说：“不调查不研究就不得了，就要亡国亡党亡头”。

　　1982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收录了17篇文章，增补了《反对本本主义》、《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关于农村调查》、《中国佃农生活举例》、《寻乌调查》5篇著作。若加上1927年毛泽东丢失的7篇调研文章，至少说明从1926年至1941年的15年里，在中国革命最为艰难困苦的岁月，毛泽东至少写下了24篇调研报告。仅此一点，何人能及？

　　作为调查研究的行家和高手，毛泽东撰写的这些报告，从指出谁是谁我们的敌人，谁知我们的朋友，到为红军为何落脚井冈山，为何选择中国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的道路，也为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确立党的思想路线；更为解决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遇到的一系列问题，指明了正确方向和道路。从建立中国共产党到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开展的系列调查研究，写下的大量调查报告，无疑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光辉典范。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又写大量调研报告

　　解放后，毛泽东曾问程思远：“你知道我靠什么吃饭吗？”“我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以前我们人民解放军打仗，在每个战役后，总来一次总结，吸取过去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发扬优点，克服缺点，然后轻装上阵，继续前进，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终于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过去，靠调查研究，靠总结经验，中国革命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建国后，如何搞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仍然紧紧扭住调查研究的牛鼻子不放！对此，呈现5大特点：

　　1、亲力亲为搞调研

　　毛泽东从1849建国至1976的27年间，到各地巡视、开会、休息共57次，约2851天，按每年365天计，在外地有近8年时间搞调查研究，这在毛泽东的年谱都有记载。

　　作为毛泽东搞调研的一个突出特点，无论什么历史时期，无论军务政务多么繁忙，都搞好调查研究都极为重视，都自觉的进行调研。都亲力亲为搞调研，都要努力掌握第一手资料，亲自探索分析尝尝“梨子的滋味”！

　　2、有针对性的搞调研

　　从毛泽东进行大量的调研看，还凸现一个明显特点，就是发现问题、针对问题和解决问题。

　　如，1952年10月25日-1月1日利用休假到黄河中下游视察，探询治理黄河问题。1953年春节2月14日-2月26日，到长江中下游巡视，探询治理长江问题，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1954年４月19日-４月23日到天津、唐山、秦皇岛探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等。

　　3、针对同一个重大问题反复调研

　　有些重大问题不是一是能搞清楚，那就紧抓不放反复调研。

　　如，就农村问题半年内三次调研。1955年1月-1月6日，就农村工作和农业生产等问题到郑州、徐州、济南、天津找各省市的领导调查研究。4月6日-4月19日，再次就农村问题调查研究，这次视察改变了他对农业合作化形势的看法。6月2日凌晨-6月23日，第三次对农村合作化运动调查研究，进一步坚定了他加快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思想。

　　如，为纠正大跃进的冒进连续调研开会。毛泽东1958年10月13日-17日在天津视察时发现“大跃进”的错误，为纠正错误召开第一次郑州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1958年10月31日晚，毛泽东乘专列去河北省、河南省调查。一路在专列上召集河北、河南省、地、县、公社等一些干部开小型调查会。11月2日到达郑州，11月3日，毛泽东先在专列召集部分省委书记汇报会。毛泽东强调：必须使每一个公社，并且使每一个生产队，除了生产粮食之外，都要生产商品作物。……以为人民公社就是个国家，完全都自给，哪有这个事？吴芝圃汇报说：有的干部提出要消灭家庭。毛泽东说：现在不是消灭家庭，而是废除家长制。接下来，毛泽东又在专列上连开两次调查会，会上谈到起草新四十条的题目时，更明确地说：现在不是涉及共产主义的时候，涉及共产主义，这个问题就大了，全世界都不理解了。现在的题目，我看还是社会主义。1959年２月22日-４月14日在河北、山东、河南调查及召开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海会议。

　　4、亲自撰写调研报告和起草重大文件

　　亲自动笔写调研报告，绝不搞捉刀代笔，这是毛泽东搞调研的一个鲜明特点！

　　如，1955年11月1日-11月20日，到杭州主持起草《工商业改造决议》，沿途调查研究。在杭州、天津与华东、华北地区的领导商讨农业发展规划。12月22日-1956年1月12日，南下征询对《农业十七条》的意见，在杭州组织起草《农业发展纲要》。毛主席亲自用了四年零五个月时间，跑了全国15个省，与上至省委书记、市委地委书记，下至公社书记、生产队队长、田间老农数千人进行了实地调查，在1955年11月归纳成《农业十七条》，在1956年1月的最高国务会议，毛主席将《农业十七条》扩展成40条形成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做了发言，这个《纲要》因为共40条，也被简称《农业四十条纲要》。

　　1956年，为摸清新中国成立以来各方面发生的新变化和出现的新问题，全面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并为即将召开党的八大做准备，毛泽东历时两个多月搞调查研究，先后听了34个经济部门的工作汇报。又用了6天时间，听取国家计委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汇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还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从10个方面准备经济工作汇报材料，并要求：汇报材料中“应当有形象的材料，有批评，有议论，有主张。不要枯燥无味，千篇一律”；“内容好，写得有骨有肉，生动活泼，不妨长一点，否则宜短，几千字也可以”。就是在这次集中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先后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阐述了两个多月来中央进行调查研究的一些认识成果。对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怎么搞？《论十大关系》无疑是破解这一重大难题金钥匙！

　　5、亲自组织多方面的调查研究

　　毛泽东不仅自己经常到全国各地考察调研，还大力倡导全党开展调查研究。

　　如，1961年1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最后一天，毛泽东强调：“这些年来，我们的同志调查研究工作不做了。要是不做调查研究工作，只凭想象和估计办事，我们工作就没有基础。”“我希望同志们回去之后，要搞调查研究，把小事撇开，用一部分时间，带几个助手，去调查研究一两个生产队、一两个公社。”调查研究是为摸清实际情况，“就是同志们要把实事求是的精神恢复起来。”在随后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再次提出：希望1961年，成为一个调查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他还强调：要在实际中去调查，在实践中才能认识客观事物。

　　毛泽东还通过多种形式和途径搞调研，以便能亲自掌握第一手材料。

　　如，上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同志特别注重让身边的工作人员，无论是秘书、卫士还是警卫部队的战士，都让他们调查农村情况。为深入了解农村实情，1955年初，毛泽东提出从全国每个省份，从天津、上海、广州、重庆、武汉五大城市各选调一名军队干部，集中到他身边的警卫部队工作，利用回家探亲的机会，调查了解情况，并要求写出调查材料交给他，以作为他联系农民、了解农村的一个办法。毛泽东同志还亲笔为警卫战士就调查研究写了《出差守则》。

　　如，为重新开始因庐山会议中断的纠“左”，1961年1月25日-5月14日，毛主席亲自组织三个调查组南下调查。

　　习近平高度评价：“毛泽东同志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为实现中华民族独立和振兴、中国人民解放和幸福，做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毛泽东同志毕生最突出最伟大的贡献，就是领导我们党和人民找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性成就，并为我们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积累了经验和提供了条件，为我们党和人民事业胜利发展、为中华民族阔步赶上时代发展潮流创造了根本前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建立在坚持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的基础之上！

　　三、领导撰写调研报告如何成为“珍稀”

　　搞好调查研究，写出高质量的调研报告，这已成我党的一大优良传统。现今要克服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主观主义，坚持发扬这一优良传统，更为重要！

　　1、莫忘不调研究要亡国亡党亡头

　　毛泽东深刻指出：“调查研究极为重要”，“不调查不研究就不得了，就要亡国亡党亡头”！

　　这绝非是危言耸听，这绝非是故弄玄虚，这就是血淋淋的事实，这就是如铁的历史！

　　看看中国革命历史上的左右倾机会主义，靠书本指导中国革命曾让多少人头落地，甚至几次让中共陷入绝境。仅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就让白区的党组织几乎全部丧失，让红区丧失90%以上，那是多少血流成河？！

　　所以，毛泽东才特别，甚至是极其重视调查研究，特别要求“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而且，在毛泽东的带领下，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领导集体及全党都大兴调研之风，认真搞好调查研究，认真总结经验，认真抓好典型，已成坚持群众路线的基本内容！

　　2、“有调研无报告”竟成“特色”

　　现今没有军情急迫，没有行路艰辛，搞调研应比毛泽东时代的条件好多了。尤其，现在的地市级的官员，动则就是博士，甚至双博士，文凭个个高的吓人。一度辽宁代表团103名全国人大代表中，就有63人具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占约60%，被网友誉为“学霸代表团”。一度辽宁14个市的市长不是博士，就是大学校长。改开有无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规律需要研究探索，这样高文凭的领导搞调研，写调研报告自然不在话下。

　　可改开的40来年，领导纷纷到下面调研，绝对称得上走马灯的转。当然，在没有出台《八项规定》前，也不乏走马灯的“甩大盘子”。可无论各级领导怎么轮番轰炸式的调研，却几乎没见到那位领导写过什么调研报告，更没有听说那位领导写出一篇有影响的调研报告。当然，不能说这些调研都是走马观花，都是下车伊始，都是官话套话，都是形式主义，都是官僚作风。但作为特色调研的一大特色，这有调研无报告，怎么说都是极不正常的一种现象，也都是必须改变的一种现象！

　　3、重新“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第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召开民主生活会，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调查研究为“我们党的传家宝”，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功。并要求“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要靠深入调查研究下功夫解难题”。“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拜人民为师，向人民学习，放下架子、扑下身子，接地气、通下情，‘身入’更要‘心至’，开展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抓住老百姓最急最忧最怨的问题，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真正把功夫下到察实情、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上。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以身作则，推动各级干部动起来、深下去，使调查研究在全党蔚然成风。”佳策良谋不能出自纸上谈兵，唯调查研究才见实情、出良策、解难题。

　　总之，习近平总书记要求“要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要靠深入调查研究下功夫解难题”，这极有针对性，而将大兴调查研究真正落到实处，就必须要求领导干部亲自写调研报告，就必须将领导干部亲自写调研报告制度化，就必须在领导干部中评选出有见地的调研报告！唯有如此，“瞎摸”才能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