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 柳传志

    柳传志的发飙，还有大量资本家出面站台，这是一个好现象，好就好在此举在相当程度上，激活了新阶级与公共责任伦理的关键话题。从这些人的发飙和发言中间，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新阶级的主要特点，是蔑视规则，同时拒绝一切公共责任。

　　就在昨天，乌有之乡网公众号，起因是发布了一篇依据抽样调查资料，揭示各大资本平台通过倾斜的发布机会分配，制造出与现实社会民众倾向截然有别的网络舆论生态。就为这个千把字的短帖子，腾讯动了冲天之路，二话不说，当晚就给予永久封号处置。

　　微信封口之类的事情，相信非常多的人都有类似体验，毕竟腾讯掌握微信这样一个公共发布平台由来已久，相信广大微友对于微信的霸王作风和做派，蔑视公正与规则早已经有了很深的体验，谁要是说个不字立马在你嘴上贴上封条。微信的狂悖封口现象，对照柳传志的发飙过程，可以读出同样的内在底蕴：他们既没有公正、更无视规则，而且还往往搞行机会主义赖账法，向政府甩锅——微信封口很多时候动不动说你言论违规违法，似乎是你触怒了政府而不是他自己要在你嘴上贴封条。应该说，微信对于言论钳制的做派，成为网络时代的法西斯教科书。

　　在柳传志发飙的背后，是中国新阶级对于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交流方式的想象：被统治阶级对于新阶级只能够说好话，不能够说坏话，哪怕他们做了坏事也不能说。应该说，柳传志发飙也好，微信动辄封口也好，这是一个新阶级对公众言论权利尊重程度，进行自我展示的度量方式。

　　那么，新阶级愿意接受的对话交流方式是什么呢?我们只能够从成功人士的成功经验进行推测，其中张维迎是一个标杆性人物。张维迎以他从事“为钱证名”事业三十年经验，说哪个人要是钱越多，说明他对社会贡献越大，这是柳传志等人最听得进去的奴颜婢膝语言。另一个标杆人物是周其仁，他说越私有化越有效益，这也是量身订造的好话，让新阶级能够入乎耳出乎口。不容许追问其资产来源的原罪问题。

　　世界是新阶级创造的，没有了新阶级不仅是万古长如夜，还立马你就没有吃的穿的用的了，还记得“投资不过山海关”的鼓噪吗?得罪了资本家，他们不来，你们东北人就只有冻死饿死一条死路了，试问：你们东北人还有保持沉默的权利吗?

　　谄媚、要挟和道义绑架，成为资本家最爱听的发言方式，也是他们愿意接受的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正常交流模式。在柳传志发飙和腾讯封号的背后，有一个正常交流方式的参照系：张维迎和周其仁的发言是标准，违背他们创造的话语样式就是反常，就没有合法性，就需要投入战争费用设计打赢的对象。

　　民主社会总会有一个问责机制，网民在这一次特朗普的反向号召之下，出面追问联想的企业公共责任问题，民族利益的竞争和守护问题，这让柳传志和杨元庆非常不习惯，他们的不习惯说明：谁要是拿这些问题来检验新阶级的作为，他们就要冲天一怒了，找阴谋家了。

　　说马克思是对的，马克思对在哪里?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揭示依然成立，而且日益明显和严重。

　　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什么?他说：矛盾就是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通俗地说，生产的后果是社会化的，但是据以做出生产决策的依据却仅仅是私人的利润目标，由此，就造成了生产后果影响深远弥漫整个社会，但是，做出生产决策的依据却极度狭隘的，两者处于一种不兼容状态。

　　应该说，各类不同的资本，其狭隘性和不兼容性也是有差别的，其中，产业资本的狭隘性小于投机买办资本。这一次网民被特朗普反向动员起来，发声问责，实际上就是一种生产社会化所决定的公共性追问——你们资本家或者企业家对于应付的公共责任，完成的怎么样了?柳传志和杨元庆的回答，之所以不被接受，盖因为他们自认为联想应该承担的公共责任为零。

　　竞争不仅带来了胜负，还带来了嫉妒。柳传志讲话，明显在影射华为，虽然华为方面还应邀帮助过他。此种放肆地栽赃污蔑他人的状况，实际上意味着在资本内部的话语权不对称状况：在中国是投机与买办资本，有着巨大的政治地位和话语权，相反，相对健康的产业资本话语权很弱小例如华为。大体而言，投机买办资本的话语权，是通过对“官学产媒四大同盟”的积极经营而造就的，而华为的话语权和形象是消极坐等民众自下而上地分散授予的。柳传志敢于放肆地进行栽赃污蔑，反映了投机买办资本相对于产业资本的强势地位，背后是有着话语权和政治地位不对称关系支撑的。

　　“企业公共责任不为零”的信念冲突

　　华为之所以得到网民支持，不是因为他们收买了网民或者耍了阴谋，而是因为华为作为产业资本对于公共责任的担负，有一定程度的自觉性，这才得到网民的支持。按照马克思说对了的那个基本矛盾来检验，华为的私人利润目标是部分地结合生产社会化要求和公共伦理要求的，这就与联想作为“美帝良心”的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柳传志等人认定企业公共责任为零的维度上，华为是不应该与联想有差异，由此，才联想很丰富地想到了阴谋论。

　　以马克思说对了的基本矛盾判断，中国的投机买办资本对公共性的兼容度极低，远低于产业资本。就中国民众的表现看，大多数人很认同和支持华为，这说明中国网名对于公共性要求仅及于健康资本的低水平公共性要求，没有更高的期待。看起来，中国的网民反对的是联想的零公共性自我定位，接受了正常水平的产业资本公共性水平。

　　要真正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就会与新阶级的阶级利益相扞格。不彻底抹黑从前，新阶级的正当性就建立不起来。张维迎、周其仁、林毅夫等人的反历史理论努力，可以看做是对新阶级意识形态合法性生产难点的一种回应。历史的真实性，会成为新阶级意识形态生产的毒药。

　　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认为：没有政权和舆论的积极胁从，资本主义是一天都活不下去的。在这个维度上，马克思所说的生产社会化，需要以政权和舆论以积极胁从的方式，去肯定资本及其生产过程的公共性，在一定程度上也要体现为对企业家个人贡献的好评，这是上层建筑有效地服务于经济基础的功能性需要所在。

　　布罗代尔还说欧洲的资本家阶级兴起时，利用了其相对于封建贵族的次等地位，由此得到了民众的普遍认同。而中特资本社会，新阶级起源于毛时代的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瓦解过程，很多人也不正当地承接了从前的公共积累，在新阶级主导下的政治关系再生产中间，会历史性地与毛氏干部相对照，由此带来了新阶级形成后的政经关系接受困境，在宏观上就表现为意识形态合法性的生产困境。

　　历史记忆中间的对照，与现实社会的政经关系，是一种真实的博弈和替代关系。越是难于在微观社会关系再生产机制中间，得到足够的顺从和接受，在宏观上新阶级也越是表现出对公共性兼容度下降，结果，在意识形态生产方面就只能选择抹黑从前来肯定他们的现在，这是历史虚无主义的殷切需求长期旺盛的原因。没有微观机制带来的进步和接受程度上升，对于宏观意识形态压服的需要就越是见长，这就与哈贝马斯发现的状况相反：在中国的合法性危机主要是由于新阶级的过低接受程度带来了宏观合法性困境——新阶级迫切需要宏观生产出足够强度的压服，去弥补微观社会关系再生产的差额，而不是如西方那样公众对于政府需求过高引发的。

　　科学的历史评价和政治研究很难产生，与新阶级的意识形态困境有着密切关系，张维迎和周其仁等人的得势也不是偶然的，他们恰好吻合了新阶级意识形态合法性生产的困境，需要以“逆取顺守”的对照，来为新阶级的财富和社会责任开脱。由此，不得不把新阶级说成是唯一正面价值的人格化代理人角色，这种马屁精式的意识形态生产的消极后果很严重，在逻辑上充满着极端偏执和狭隘，由此也降低了说服力。

　　从柳传志等人对正当公共性追问的暴怒态度可以看出来，柳传志和杨元庆等人包括后来出来站台的许多奢遮资本家，显然都习惯了张维迎和周其仁的马屁精语言，同时还不能够适应一切其他语言——特别是公共性追问的语言，这种奠基于学界马屁精和商界富豪之间的交流模式，一旦被视为正常之后，显然无助于新阶级接受最低限度的公共性标准，并由此成长为成熟稳重的合格统治者。

　　以此而论，中国新阶级的表现及其意识形态生产状况，较为具体地揭示出鲜明的反公共性特色：不能够正确对待历史和历史人物，不能够正确对待公众对于公共性的追问，也不能够正确对待企业的公共责任乃至于国际竞争格局中的民族利益保护责任。

　　也许，柳传志等人迫切需要认真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到底是“这一届人民不行”还是新阶级不行，需要改变的是不行的人民，还是改变新阶级自己——这就需要把自己的统治阶级地位视为公共位置而非纯粹的私人成就，来具体地审视自身与公共性的兼容关系。

　　二〇一八年五月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