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色”理论究竟是些什么？（之七）

——“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之“特色”用心

曹子文

2018年4月16日

邓小平操政之后，立马御旨“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邓选》第三卷P353；而且他明确指出，争论的 “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这一涉及社会性质的问题P372。所以，他得意洋洋地自诩：“不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P374。

我们先解析“不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之“特色”。

其实凡略懂点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自有阶级社会以来，那个统治阶级允许被统治者与其争论是非或长短呢？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统治阶级剥夺被统治阶级或广大劳动人民话语权的历史，远的不说，就说民国时代，蒋介石允许反对他的那些人与他争论吗？1926年排斥共产党的《整理党务决议案》、1936年的“七君子事件”不就是例证吗？只要有一丁点与蒋介石意识不合的言论或文章，就必然要戡乱的。邓小平只不过是模仿或继承了历来统治阶级最卑劣的手段而已，何来的发明呢？

那么，邓小平的不争论是出于什么目的呢？

邓小平的不争论不是公平于所有人民的，是只允许以他为首的政治“特色”利益团伙们随心所欲地发谬论，而不允许与他对立的不同观点的人群去争辩。

第一不搞任何意识形态争论，首要的是不要搞阶级斗争之“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就是不要去争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性质或道路这一具有阶级斗争意识的问题。如是，邓小平就以他闰主身份指导党中央来抹杀和歪曲毛泽东思想。这就是邓小平他急于给毛泽东作结论：“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二卷P298（P345）， “‘文化大革命’的确是一个大错误”二卷P300 ，大到什么程度，邓说：“首先把革命的对象搞错了，导致了抓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主席犯得是政治错误，这个错误不算小”P346；也因此，“不说毛泽东思想全面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说它是马克思主义的新阶段”二卷P299。如是那个党的《决议》就遵循邓小平指示给主席及其所领导的那27年作结论了。

一旦把毛泽东及其思想搞定了，那么，凡是与邓小平不同的观念和行为就不可能在有争辩的余地了。

在意识形态不允许争论，那就只能好好搞经济建设，以期满足人们的物质利益需求。如是也正好迎合了美国的意愿，尼克松在《不战而胜》P169中特别指出：“实用主义则能为和平演变打开缺口”。对于改革，“我们不能阻挡它们。但我们应该帮助改变它们的方向”P349。也就是基辛格所指的“邓小平则以中美战略利益一致为出发点，集中注意确保实施过程中不发生抵触”，以配合美国需要的“帮助改变”之经济建设的“实用主义”。也因之“邓小平放弃了毛泽东的继续革命论”；必然要与“与毛泽东的正统思想决裂”《论中国》 P327、P330。

第二是只允许符合他的特色理论意识形态的泛滥，而不允许马列毛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存在。基辛格《论中国》P327说：邓小平也“知道如何利用意识形态争论为政治目的服务。邓小平在这段时期的讲话可谓意识形态灵活运用和政治态度模棱两可的典范”。…..“邓小平也小心谨慎地把自己的想法用毛泽东的话加以包装，大量引用毛泽东的讲话（有时还巧妙地断章取义）。…..利用毛泽东正统思想理论中的片言只语”。

邓小平不允许人们争论“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是为他操政扫清障碍，想方设法在推行其允许维护他利益的一家奢论。如果谁人还要存有异议，那就不换思想就换人了。

正如基辛格引用邓小平的话说：“‘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 《论中国》P328。

噢！原来不争论首先是为了他的平反，为了维护他一手制造的天安门事件“合乎情理”。——在《邓选》二卷P170中说：“1976年的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总理的群众运动，尽管不是党有组织地领导的运动，仍然是一个坚决拥护党的领导而反对‘四人帮’的运动，参加这个运动的群众的革命觉悟同党多年来的教育是分不开的，而且他们中间的主要积极分子正是党团员。因此，决不能把天安门广场那个群众运动看成为与党的领导无关的像五四运动那样纯粹自发的运动”。

那么，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究竟是否是“合乎情理”呢？当时是共产党哪个中央有关的领导呢？——有杨尚昆日记披露说，1976年的天安门“四五”事件，就是邓小平指使胡耀邦策划搞起来的，结果造成了矛头指向了毛主席，邓因此再次被免职。所以，邓在此把它化身为当时的党的领导了，所以他说：“决不能把天安门广场那个群众运动看成为与党的领导无关的像五四运动那样纯粹自发的运动”。所以他说：“尽管不是党有组织地领导的运动，仍然是一个坚决拥护党的领导而反对‘四人帮’的运动”。因为邓小平当时虽然是主管中央国务院工作，但他毕竟不敢驾驭毛泽东甚或所谓的“四人帮”而公开妄为，只能是暗地鼓动或教唆胡耀邦来干这件借口反四人帮，因操纵失控，矛头指向了毛主席的反党行为。

这里要特别地说明，邓小平是1904年到1997年生人，享年93岁。而《邓小平传》是从1904年邓小平出生到1974年止。至于邓小平最重要的1975年到去世的1997年这22年的历史，为何没有记载，《邓小平传》编写者们没有说明原因何在。此传是中共中央文献室2014年8月第一版面世，此时期，已经是进入十八届中央了。习近平的《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也是2014年8月20日，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巧合。而习近平的讲话，对邓小平评价主要是在改革开放的这22年中，《邓小平传》却偏偏是把这22年给抹掉了，这是为什么？因为这22年中的那两个天安门事件——1976年的四•五事件和1989年的六•四事件是没法在传中纪事的。

而邓的理由是 “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 《邓选》三卷P374。

邓小平的诡异就在于，把意识形态的争论概念化为是“什么也干不成”了，就整天坐在哪儿争论问题了。

毛主席领导的整个革命事业是那样吗？不论是第一次国内战争，还是第二次国内战争，在党内与陈独秀、李立三、王明等左右倾机会主义的争论，难道就是停下革命整天坐在哪儿争论吗？历史确实是，毛泽东领导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一直在与当时的临时中央存在着争论，但三次反围剿却在争论中完全胜利了，第四次反围剿，也是周恩来听取了毛泽东建言后也取得了胜利，唯独在彻底地剥夺了毛泽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争论”权后，第五次反围剿却彻底失败；在刚刚建国后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剿匪这三大革命同时进行，难道就没有了争论吗？在进入社会主义的整个建设时期，难道是停住工农业、科学和教育等一系列实际操作而争论的吗？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难道那两弹一星科研成果、大庆油田等工业成果、农业学大寨的成果、军事上震慑苏美威力等成果，不就是在意识形态争论中获得的吗？难道“把时间都争掉了”吗？

就按邓小平给文革结论得是经济到了崩溃的边沿说，但在文革结束，改开接手时，仅国库尚存粮食5000多亿斤，够当时国人不种地吃三年。而改革开放不争论了，到现在40年了，为什么却没有解决粮食过关问题，反而必须进口美国转基因粮食，才能解决现今的三分之一人口的吃饭问题呢？

我们应该想一想：邓小平为什么不让国人争论呢？如果还让人民遵循毛主席四大民主的争论，会有什么结果？这才是邓小平心存疑忌的关节点。

   如果还让人民有争论权，那么以下诸问题就有可能另有结论：

首先的问题是，当时邓既不是党的主席，也不是国家主席，也可以说，邓从来没有担任过党和国家的元首，为什么能够左右党和国家政权，能够钦定党和国家领导的所有人员呢？这种涉及到党规和国法的原则问题，要是有争论又会怎样呢？

第二，如果要允许人民争论，那么，1989年的六•四事件就须全国人民来讨论定性才是，那会定什么性呢？

第三，如果要允许人民争论，那么那个《决议》对于毛泽东及其领导的27年能够结论成什么呢？

第四，按照邓小平制定那个《决议》，“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的一大“政治错误”，而且带坏了一代人人。如果要允许人民争论，那么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产生出世界有史以来最多的贪腐官员，最多黑社会，最多的汉奸，最多的妓女，最多的毒品，最严重的出卖主权，最多的出卖资源，最严重的贫富两级分化，最严重的党风、国风、民风颓废，等等，这些是不是、算不算“政治错误”？带坏了究竟几代人？也就是邓在其第三卷文选中论及的那20个“如果”问题，那么，应该追责是谁造成的？

第五，如果要允许人民争论，那20多年来一直传说的杨尚昆与胡耀邦谈话日记，所涉及到的邓小平的那些劣迹就要有个说法了。

第六，如果要允许人民争论，还会涉及到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究竟是谁具体负责？是谁定指标搞扩大化？是谁又不让及时平反？

第七，如果要允许人民争论，改革开放，对农村人民公社，不做具体分析研究，该不该全部解散？邓小平树立的走私有化的小岗村究竟是不是社会主义典型？

第八，如果要允许人民争论，改革开放该不该对外国资本放任对中国的资源和财富掠夺？对那个WTO世贸组织，该不该反思退出？

第九，如果要允许人民争论，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的全国人大代表，该不该排挤工农代表而吸纳大量资本家及其不良分子们？

第十，如果要允许人民争论，那种矛头对着普通人民群众的维稳法制究竟符合不符合共产党的性质所为？

第十一，如果要允许人民争论，把毛主席时代最广大普通群众应享有的住房、医疗、教育、养老、就业、集会、投诉等应该享有的国家权力，该不该剥夺？

第十二，如果允许人民争论，对于停废在毛泽东时代已经成功的，而且其科技水平已经达到世界领先水平的运十大飞机的事件，人民就要争论个是非了。

第N…………，

争论就须辨别，辨别就须落实，如果要允许人民争论，那么上述的所有争论，都要落实追责，那该追责谁呢？

所以，处于闰位的邓小平，他自知自为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所以，改开至今40年，不论是话语权，还是法律权；不论是走社权，还是走资权；不论是致富权，还是民主权；不论是生存权，还是死亡权，等等权力，一律不允许人民有争论权的。人民，尤其是工农大众享有几何、沾有几多、分得几许争论讲理权？能盼到何年何月何日，才可复兴回毛泽东时代的人权争论？

总之，“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就是邓小平所代表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们，可以财富垄断，可以对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识统治、精神奸污、政治驾驭！邓小平能够“重新确立”的马克思主义路线，“重新确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所以，在“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的御制下，把科学社会主义改变为特色社会主义，也就是顺理成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