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色”理论究竟是些什么？（之六）

——对“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质疑

曹子文

2018年4月14日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最早是见于1978年5月11日的《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后来被邓小平接过来成为其“特色理论”的重要构成。

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特色”质疑，近些年来，多有学者们探讨并以批判。我仅从这个论题的语言结构的诡秘性上去谈我的看法。

一般人们把邓小平的这句话当做哲学名言来恭维的，认为邓小平对马列毛主义哲学的发展了。而我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是对毛主席哲学思想的残废，也就是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严重修正。

毛主席在著名哲学论著《实践论》P284说：“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而小平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请读者们仔细地观察对比这两句话的语法结构的同异在何处。

为了求得与小平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相同的汉语句式结构，那么毛主席的“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这句话完全可以变为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又中共中央文献室编写的《毛泽东传》五卷P2257上说：在中苏论战时，于1963年11月19日审查《五评》即《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文章时，毛主席“加写了一句名言：‘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对真理标准问题所作的完备表述，现在已被人们普遍认为是一个经典的概括”。

我们从毛邓这两句话的对比看出其相异处是：毛主席说的 “社会实践” 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邓小平说得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是毛邓对于认识和检验真理的实践范畴问题之最根本区别。

那么“社会实践”和“实践”之范畴区别在那里呢？

邓小平把毛主席“社会实践”中的修饰词语“社会”二字给抹掉，也就是抹掉了确定或认定“实践”之概念的不可或缺的重要之修饰词“社会”性。这就是邓小平这句话里的语法或词章逻辑的重要修正。邓的这句话的诡秘就在于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语言范畴表述上。

毛主席在《实践论》中明确地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论有两个最显著地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毛选》一卷P284。由此看出，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性抑或工农人民性是社会实践性的最根本的问题。

我们在这里重点是从语法结构上，就是毛主席所强调的阐述的“词章” 概念来辨别两者的逻辑表述上的差异《毛泽东文集》7卷P359、P360。这样比较简要明白，也就是仅从词章逻辑上就能辨别出邓小平是如何来修正毛主席的哲学表述的。因为在词章逻辑上出了问题，在哲学意义上的表达也必然要出问题的。

那么毛主席的“社会实践”是指什么呢？毛主席说：“人的社会实践，不限于生产活动一种形式，还有多种其他的形式，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的活动，总之社会实际生活的一切领域都是社会的人所参加的。……其中，尤以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给予人的认识发展以深刻的影响。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毛选》一卷P283。后来毛主席在《人的正确思想是那里来？》一文中归结为“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毛泽东文集》八卷P320。

邓小平为何要把毛主席的“社会实践”中的“社会”二字回避或抹掉了呢？从上述毛主席对社会实践问题的阐述，尤其是从邓小平在改开中不许人们争论姓资姓社，不承认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之“特色理论”可以看出，这就是他为他的“唯生产力论”、“经济建设为中心”服务的，如是就可以推行他的“猫”论、“硬道理”论、美国“帮助”论、“共同开发”论以及他的后继之人发展到了“中美夫妻关系”论等“特色”理论了。而邓将“社会”对“实践”的限制词语取缔，只笼统地说实践，从语法或词章逻辑上说这就叫做阉割概念，也就是去掉修饰限制“实践”之“社会”的这一决定性词语，那么，这个“实践”就随意或灵活了。这种随意和灵活性就是要回避或取缔毛主席强调的最主要的“尤以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给予人的认识发展以深刻的影响”这一社会性，即以工农大众为主体的人民性。从哲学意义上说，这叫做诡辩思维，从政治上说这叫做“修正主义”。

毛主席说“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在这里，“只能”二字仅指的是社会的“三大革命”，尤其强调了“尤以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给予人的认识发展以深刻的影响”。由此看来，“实践”的“社会”性，在指向邓小平最忌讳的、最敏感、最主要的社会实践的阶级斗争之人民性。恩格斯对马克思《共产党宣言》的几次序言所强调的基本思想——人类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上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也就是说，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是“认识发展”即“检验真理”的关键或尤以首要的实践问题。

其实邓小平“标准”的“唯一”性，也有他的阶级意图，就是基辛格在《论中国》的P396中说的：“在1982年9月，邓小平和我私人谈话说：“‘毛泽东的继续革命实际上和乌托邦式的理想一起被扔在了一旁。…..他们要重新定义‘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了。所以，基辛格在《论中国》一书P330中评论说，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使中共“中央委员会与毛泽东的正统思想决裂，……”了。看出来了吧！马克思教导无产阶级政党在消灭私有制的同时，要与“传统的所有制”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马恩选集》一卷P271—272），而邓小平却恰恰是以中国共产党的闰主身份宣布要与共产党正统思想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这就是邓小平实践唯一性的“特色”所在。

所以，邓小平在《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中说：“过去我们讲党的历史上多少次路线斗争，现在看，明显地不能成立，应该根本推翻的”P307，“过去评价历史上的路线斗争并不准确，这是我们不主张提路线斗争的一个理由，……这是改变我们党的党风的问题……原则上不再用路线斗争的提法”《邓选》二卷P308。小平这段话的政治含量就是以取消阶级和阶级斗争这一根本要旨而得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用心所在。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地指出：“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路线斗争就是政治斗争。因为邓小平最忌讳或最害怕政治性的路线斗争，所以，如他宣布说：我们“要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这唯一御旨《邓选》三卷P36。这“重新确立”就是重新修定，绝不是马克思主义之原质、原色的原理了。

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不可以用各种颜色化妆或涂鸦的，他的原理是不能脱离开“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随意来修正或确定的。列宁都没有重新确立或修正，毛泽东也没有重新确立或修正，唯独到了中国改革开放，这个被“特色”党群奉为设计师的邓小平敢于对我们领袖毛泽东领导并确立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予以“根本推翻”，并“重新确立”。

这就是邓小平所说的“唯一”即发展生产力是“最基本”或“最实质”、“最根本任务”等唯生产力论的哲学伦理的根源。

那么，我们还以邓小平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验证邓小平的“实践”究竟是些什么“实践”呢？以下仅举他说过的五个案例来论证：

例一，“2000年总要做到粮食基本过关，这是一项重要的战略部署。……农业是根本，不要忘掉”P22—23。邓小平说这话是在1983年1月，现在已经进入到2018年的深化改革的新时代了，35年过去了，还没有能够“做到粮食基本过关”。还有他多次（如《邓选》三卷P88、105、109、117、143、165、210、215、224、226、233）自诩过在20世纪末全国实现小康，而今天在十九大后还在为小康作努力。历史事实却既没有在20世界末实现小康社会，更没有解决“粮食基本过关”，还必须遵循美国按WTO强行进口转基因粮食来解决中国人吃饭问题。这就是用小平的“唯一标准”来检验小平的“特色”实践了。

例二，“社会主义的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好起来，目的是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的政策是不使社会导致两级分化，就是说，不会导致富的越富，贫的越贫。坦率地说，我们不会容易产生新的资产阶级”P172；“避免两级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P357；

这里，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的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这句话。这里最巧妙地是掩盖了并进而篡改了马列毛主义的社会主义原则首要的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和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阶级关系的确立，就是毛主席说的：“生产关系不改变，生产力就得不到解放。生产力的首要部分是人，是劳动者，是工人和农民”《毛泽东年谱》5卷P353。在此前提下或基础上才能谈到发展生产和共同致富，抛开了最重要的原则，奢谈生产和致富，就是篡改马列毛主义。正因为小平的话是谎言，所以40年的改革，确实实现了“一部分人先好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好起来”的设计，但却丝毫没有“实现共同富裕”，不妨我们让权威数据来说话吧！

（一）原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在晚年以国情分析为主题而写作的《大变化》一书中，他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变化，就是资产阶级壮大，工人阶级沦落，社会贫富差距扩大，生态环境受到剧烈破坏的过程。

（二）再看中共的最高喉舌媒体是怎么评论的：

《人民日报》2017年6月24日发表的题为《一些贫者从暂时贫困走向跨代贫穷》之文章。这是党媒罕见的公开承认改革开放造成了严重的贫富差距。其描述的两极分化的情形也足以让人触目惊心。我援引《人民日报》​​​一段文字如下：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我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2003年为 0.479，2008年达到最高点0.491，这之后逐年下降，2014年的基尼系数是0.469。而在20世纪80年代初，全国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是 0.3左右。……‘接近0.5的基尼系数可以说是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世界上超过0.5的国家只有10%左右;主要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一般都在 0.24到0.36之间’”。“在收入差距扩大的同时，我们还面临财产差距扩大的问题，而且这一问题正变得越来越严重”。

至于“社会导致两级分化”了，产生没产生“新的资产阶级”，顶层明白，低端明白，小平在阴间也应该明白，这“唯一标准”检验的实践结果如何，习近平执政以来搞的精准扶贫，就是标准答案。

例三，“我们过去固守成规，关起门来搞建设，搞了好多年，导致的结果不好”P223、224、170；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义，打破‘大锅饭’，现在看来这个路子是对的”P155；而且邓小平还特别地在安徽树立了一个解散公有制“大锅饭”而实行分田单干的私有制小岗村在全国推广。小平说这句“现在看来这个路子是对的”话是1986年的改开第八个年头。因为“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做起的”P117，邓小平自豪地欣喜：“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收获，……农民不往城市跑，而是建设大批小型新型乡镇”P238。

从邓小平30多年前说这句话，到现在看看又是如何呢？首先他扶植起来的小岗村，是一个迄今依靠喂奶成活的农村改革开放之典型，中国人都知道的，这也勿用我再烦言赘叙了。

至于全国的农村，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大部分省份，几乎全部离开农村到城市打工了，所以，就出现土地荒芜，出现了留守老人和儿童，这就是邓小平自豪的“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收获，……农民不往城市跑”之言，这更是邓小平所吹嘘的“现在看来这个路子是对的”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了。

     例四，在1986年6月的《在全体人民中树立法制观念》讲话中却说：“现在这么多青年人犯罪，无法无天，没有顾忌，一个原因是文化素质太低”P163。

我这里有一个关于犯罪率的指证：根据重庆大学法学教授陈忠林的研究，从1999－2003年最高检察院与最高法院报告等相关数据可以推算出，中国普通民众犯罪率为1/400；国家机关人员犯罪率为1/200；司法机关人员犯罪率为1.5/100。

应该说明：这是1999--2003年的数据统计，那个时期曝光的官员们还没有最近这十年这么多，据有关学者测算，现在国家机关人员犯罪率还要高于1/200；司法机关人员犯罪率还要高于1.5/100。中国普通民众犯罪率也仅为1/400，……。要知道，不论是国家机关人员，还是司法机关人员，小平说的其“文化素质”不应该“太低”吧？况这些国家机关人员，还是司法机关人员，也不都是青年人了吧？

尤其是于1982年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的会议上的讲话说：“现在是什们形势呢？我们自从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两个方面的政策以来，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卷进经济犯罪活动的人不是小量的，而是大量的。犯罪的严重情况，不是过去‘三反’、‘五反那个时候能比的’”（《邓选》二卷P402）。这么说，整个国家，不仅仅是“文化素质太低”的青年人了，而是党政领导干部了。其“犯罪的严重情况，不是过去‘三反’、‘五反那个时候能比的’”。

2015年9月24日北京晨报一篇题为《高学历者犯罪多发值得深思》文章报道说：“自十八大以来，落马的省部级老虎达到120人，翻看他们的履历可以发现，这是一个高学历的群体。……落马的81位省部级老虎里就有25位博士、39位硕士，遗憾的是，这样的高学历，并没能拉升领导者的素质”。

他们这些高文化素质的人都如此犯罪，何怪“文化素质太低”的那些青年人呢？邓小平的“特色”实践在检验这些犯罪“真理”时，不过就是邓小平自己的“唯一标准”吧？

例五，党政要分开，这涉及政治体制改革。党委如何领导？应该只管大事，不能管小事”P177，这里邓在暗喻毛主席时代的一元化领导是错误的。所以，“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要分开”P177，如是就把党的执政权力从政府中分离出来；“政治体制改革，包括党政分开和下方权力。……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P164，所以，邓小平把党的一元化绝对权力从政权中分离出来或再分散下去，这是他的消弱党的领导权的一大绝招。这在改开40年不是已经看得清清楚楚了吗？如果不是这样，那从习近平执政以来为什么又要加强党的绝对领导呢？在十九大报告的《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中指出的“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保证全党服从中央，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这里的 “全面”是何意思？这和小平权定的“党政分开和下方权力”能是一回事吗？就是要把小平曾经权定的“党政分开和下方权力”之一切分散权力收回来，习总书记重新恢复毛泽东时代党的核心领导权问题是适时正确的。在此情况下的“党政分开和下放权力”之实践，看来是不能遵循小平钦定的“唯一标准”再继续检验下去了。

毛主席一再强调实践的人民性，说“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P159。这里的尺度就是标准，就是说，以从事社会实践的人民性来说，检验真理的标准应该是以工农为主体的人民群众的愿望、要求为尺度，为标准。而工农劳动大众的根本要求就是首先消灭私有制，走公有化的道路去实现共同富裕。而共同富裕首要解决的是人民大众享有最平等、最切身、最现实的医疗、教育、住房和养老问题。而邓小平在口头上理论的是共同富裕，事实上制造了世界上最严重的两级分化的阶级剥削之实践，而且还以最野蛮的执政手段取缔了人民大众的四大自由之争论权，这就是他要“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路线和社会主义制度之实践。

总之，通过语法逻辑和以上邓理论五案例之解析，就足可阐述清楚邓小平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复辟资本主义的阶级“特色”性，根本问题就在于其篡改或修正毛主席的社会实践范畴最重要的“尤以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给予人的认识发展以深刻的影响”之哲学谬误和政治用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