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色”理论究竟是些什么？（之五）

——邓小平的“如果”理论之特色性

曹子文

2018年4月12日

邓小平的“如果”理论是邓小平“特色理论”之重要组成部分，它几乎贯穿于《邓选》第三卷的始终。也是邓小平最朦胧、最隐晦、直至40年后的今天都让人难解的理论。

其实邓小平晚年很关心的问题，正是他的《如果》论，因为这《如果》论个个都涉及到了所谓邓小平理论的核心所在，是邓小平全部理论的堂皇表述的潜心着意。邓小平的《如果》论，涉及到或关系到改革开放的目的和效果，涉及到邓小平所有理论的“特色”结局。

人们曾经只谈论邓小平的十个“如果”之说，其实，仅第三卷中，前后就出现过20多个“如果”论，我在此仅选取了20个明具“特色”的“如果”论来作显示。并以小平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法则来验证其40年来的改革开放其“如果”论之荒谬性和诡秘性。

我按时间顺序将《邓选》第三卷中的20个“如果”之说，分列如下：（1）在P44—45说，“精神污染的危害很大，足以祸国殃民”，……“如果我们不及时注意和采取坚定的措施加以制止，任其自由泛滥，就会影响更多的人走上邪路，后果就很可能非常严重”；（2）“如果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的混乱状态不能结束，贫困落后的状态就不能改变”P63；（3）“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使中国百分之几的人富裕起来，但是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几的人生活富裕的问题”P64；（4）“如果按资本主义的分配方法，绝大多数人还摆脱不了贫穷落后状态，按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就可以使全国人民普遍过上小康生活。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坚持社会主义的原理”P64；（5）如果说构想，这就是我们的构想。……总的来说，这条道路叫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P65；（6）“西方政治家要清楚，如果不帮助发展中国家，西方面临的市场问题、经济问题，也难以解决”P79；（7）“如果开放政策在下一个世纪前五十年不变，那末到了后五十年，我们同国际上的经济交往更加频繁，更加互相依赖，更不可分，开放政策就更不会变了P103；（8）“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级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级分化，我们就失败了P111；（9）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的走了邪路了”P111；（10）“至于两极分化，我们在制定和执行政策时注意到了这一点。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失败了”P139；（11）“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得相当有成绩，形势喜人，这是我们国家的成功。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机构变质，这样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P154；（12）“如果改革成功，会为中国今后几十年的持续稳定发展奠定基础。……我们不能坐到别人的车子上去”P156；（13）“如果十亿人的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对世界是个灾难，是把历史拉向后退，要倒退好多年”P158；（14）总的目标始终不要离开本世纪末达到9600亿斤粮食的盘子，要避免国几年又出现大量进口粮食的局面，如果那样，将会影响我们的经济发展的速度P159；（15）“如果说有什么不足之处，即使开放得还不够。我们要继续开放，更加开放”P202；（16）“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地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富翁，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甚至链温饱问题都不可能解决”P208；（17）“如果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P229；（18）“如果搞资本主义，首先发生的就是无法解决十一亿人都有饭吃的问题。……现在可以说，中国解决了温饱问题，当然也还有百分之十左右的人口比较贫困，但不是绝对贫困，总的来说，他们的生活也比过去好一些了，国家和社会正在帮助他们努力摆脱贫困”P326；（19）“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P364；（20）“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能够避免两级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P374；

我仅以我后补的10个“如果”理论中两案例，即（1）和（12）两个“如果”理论作为引线而串联其他“如果”论来解析，应该能明白邓小平为什么要反复运用“如果”之设问了。

（1）在《邓选》三卷P44—45说：“精神污染的危害很大，足以祸国殃民”，…… “如果我们不及时注意和采取坚定的措施加以制止，任其自由泛滥，就会影响更多的人走上邪路，后果就很可能非常严重”。

小平说此话是在1983年的10月的《中共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邓选》三卷P36。这次讲话，是两个问题：一个是“整党不能走过场”，第二个是“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邓小平的这个“如果”论，是在邓小平操政五年头上提出来的。也就是说，仅仅五年的改革开放，就已经严重地显示出党的意识形态出现了问题，是与“四项基本原则”相违背的自由泛滥的精神污染之意识形态问题。当时的中共党内竟然没有引起重视并去切实地解决，所以，在后来的改开历程中，仅就意识形态方面的精神污染，已经危害到如邓小平说的“足以祸国殃民”之程度了。历史证明，邓的此“如果”设想，与杜勒斯的《十条诫命》是多么相吻合的。也不知道是邓小平的政治预测性准确，还是杜勒斯的和平演变的策略性高明，抑或他们还是协商过而配合的？总之，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就党风、国风、军风、民风而言，在意识形态领域已经是如邓小平的预见和杜勒斯的谋略近乎完全兑现了。一言以蔽之，全党、全国、全军、全民普遍腐败颓废，这方面的国民评论，已经太多太多了，就勿用我在赘叙了。

好在自习近平执政以来，正在着手下大工夫扭转这颓废局面，正在清理党的门户。如果仅仅是按邓小平评说“文化大革命”使党和国家走向了崩溃边沿，那么再按邓小平的“如果”预测和现实验证，改革开放40年，国民早已感觉到了确确实实地发展到了亡党亡国的地步了。“文革”的“崩溃边沿”仅是妄加在经济建设上而言，毕竟还没有到亡党亡国的处境，而“改革开放”竟然到了亡党亡国的境地，孰轻孰重，国人自判就是了。也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才要提出复兴中华的强国之策。按词典上解释“复兴”之意说，是衰落后再兴盛起来，那就应理解习总的意思是在我国面临衰落危机的基础上或前提下倡导“复兴”的。如果没有衰落，何倡复兴呢？

如是就涉及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那些方面衰颓堕落了呢？这些毋庸多说，国人应该都明白。如果在改革开放40年之际，中国经济发展，其GTP已经是世界第二了，科学和军事也世界领先了，比中国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好，又何必还要来个复兴呢？正如军人戴旭学者所评论的这个居世界第二的GDP状况，那仅是在学习美国等资本主义后，出现的经济肥大，并不等于国家强大，这种跟随或模仿资本主义，不就是邓小平预测的“走上邪路”了吗？我想这不是民族复兴的真谛。所以，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地强调这复兴中华的主旨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这不很明白地指得是首先须复兴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的“初心”和“使命”吗？不就是中共创始人毛泽东思想的所教导的“初心”和“使命”吗？难道还有他解吗？再寻根究底，不就是《共产党宣言》中强调的消灭私有制或两个决裂之“初心”和“使命”吗？

（12）：“如果改革成功，会为中国今后几十年的持续稳定发展奠定基础。……我们不能坐到别人的车子上去”P156。这句话看去，邓小平似乎很有责任心，但就是这句话是最隐虚伪和诡秘性的。尼克松在《不战而胜》P307中说“为了使邓小平的改革不致夭折，美国和西方国家理应发挥重要作用”；“从邓小平身上以及他的国家的兴趣中发现，中国正乘坐着……‘开往中国的奶油火车’”上。

那么尼克松所说“中国正乘坐着……‘开往中国的奶油火车’”是指什么呢？尼克松很明白邓小平的心理，所以在《不战而胜》中说：“实用主义则能为和平演变打开缺口”P169，这是邓小平演变共产党的高明手段。邓小平不是说“中美关系有一个好的基础，就是两国在发展经济、维护经济利益方面有互相帮助的作用” 吗？（《邓选》三卷P332—333）那么尼克松的策略是： “我们应该坚决控制受我们帮助的所有政府的经济行为。我们应该确保它们逐渐更加私营化” P352； “为了使邓小平的改革不致夭折，美国和西方国家理应发挥重要作用”P307，“我们应该帮助那些正在为防止共产主义胜利和推翻共产主义胜利而战的人们”P376。这就是中国乘坐着美国帮助中国的奶油火车。

邓小平他对我们国人说：“我们不能坐到别人的车子上去”，而实际上选择了搭乘西方资本主义的车子，这种实用主义给欧美资本主义“为和平演变打开缺口”了。邓小平急需美国帮助，而尼克松“为了使邓小平的改革不致夭折，美国和西方国家理应发挥重要作用”， “我们则必须寻求影响变革的方向”P176，怎么去“影响变革的方向”呢？就是美国政治战略家杜勒斯的《十条诫命》和布热津斯基的“奶头”战略和战术，这就是尼克松所指的“实用主义则能为和平演变打开缺口”之“控制”和“帮助”；尼克松很有把握地说：“从邓小平身上以及他的国家的兴趣中发现”，中国正乘坐着从美国自由国家开往中国的私有制实用主义的“奶油火车”。这就是邓小平对美国的希望。

那么这个开往中国的“奶油火车”上装载着什么呢？就是那个诱导中国加入WTO即世贸组织，是中国坐在美国最大最危险的车子上了，因为这个WTO，不仅能控制了中国进出口定价权力，达到了掠夺中国资源的目的，而且根据WTO规定，中国必须定量定期购买美国的企图绝灭华人的转基因粮食等食物，以及在中国大量推行绝灭华人的“疫苗”、“碘盐”等世贸权。

     著名学者左大培在《中国加入WTO的秘密！丧权辱国啊！》中所披露的真相说，“中国为了加入这个所谓的国际贸易组织，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几乎在所有领域都丧权辱国”，“当下的中国经济已经陷入了不是殖民地的殖民经济境地，中国加入WTO的条款决定了中国经济的附庸地位，对于一个所谓崛起中的大国而言，结局将会十分悲惨!”。

     《邓选》第三卷全书正文总共383页，邓小平的 “如果”理论，从第三卷的P9到P374，前后有22处提到了“如果”论，时段是从1982年到1992年整整十年。而这十年也是邓小平垂帘听政最重要的时段，可以说《邓选》三卷是以“如果”理论贯穿全卷的。这就涉及一个问题，邓小平为什么在他此时段中，如此频繁地要以假设句式 “如果”理论来强调呢？这才是我们应该探讨的问题所在。

     对于这个问题的分析和判断，应该从两个方面去解析：

     第一个是，这个“如果”论是对其后共产党人的警告。

从语法逻辑去分析，“如果”是个设问词。就是说，在邓小平他主政时，是不会出现那些假设可能的。因为我们已经确定了“四项基本原则”，有党的领导。搞了“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邓小平认为，有他和其他老同志在，“我们还可以起到一个作用，就是在保持党的优良作风方面以身作则。搞精神文明，关键是以身作则”P7。但他最担心的是他离开政坛之后，怕其他共产党人由于警惕性不够而导致那些可能出现的“如果”问题的。小平同志是出于对党负责和担心而特地提出了一系列“如果”假设来警告后来继承者们警惕的。诚如这般，那是皆大欢喜。

第二个可能是邓小平从改革开放伊始，就在逐步为这个“如果”论的结果而做了专门的精心设计。

当然，这是我们不愿意想到的，但是，事实是经过40年的检验，这些“如果”已经全部变成了现实。

邓小平他自己承认：在他统治时期就有“严重的经济犯罪和其他刑事犯罪分子，以权谋私、严重损害党和群众的关系的人，长期在政治上不同中央保持一致、或者表面上保持一致实际上另搞一套的人，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党内的危险，腐败因素，是党内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组织不纯的严重表现”P37。“在对现实问题的研究中，也确实产生了一些离开马克思主义方向的情况”P40。“刑事案件、恶性案件大幅度增加，这种情况很不得人心。几年了，这股风不但没有压下去，反而发展了”P33。

这就是说，在邓小平闰位时期，就已经“确实产生了一些离开马克思主义方向的情况”，他之后的更加严重的腐败泛滥等党风变质之不过是继承和发展了他奠定的腐败御制。即其“特色”理论之意识形态指导思想“精神污染的危害很大，足以祸国殃民”，“ 影响更多的人走上邪路，后果就很可能非常严重”，诚如第（10）、（19）和（20）三个“如果”论；也全面出现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第（2）、（3）、（4）、（13）、（16）、（17）和（18）这七个“如果”论结果；当然也出现了新的资产阶级，诚如第（9）和（11）两个“如果”论事实；还“出现大量进口粮食的局面”，这就是第（14）的“如果”论结果，凡此等等“如果”论结果，没有最高决策贯穿于党的整体运筹，岂能如此始终不渝地愈发展愈严重呢？

看看改开40年的历史轨迹，难道当今的中国两级分化还小吗？不论是与毛泽东时代纵向相比，还是与世界各个国家的横向相比，已经被世界公认和国人深深感受到的95%以上财富被5%人口占有，相反的是95%以上的人口就连5%的财富都享受不到。财富如此，民主权力更是如此，如掠地开发、剥夺上访权、限制最起码的言论自由等等。看来邓小平对中国发展是硬道理问题的设计甚是准确。

再看中国改革开放是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了呢？这就要辨别什么是资本主义了。我们是共产党人，做得是共产党的事业，共产主义事业是从资本主义脱胎而来，依据的当然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始祖马克思《共产党宣言》及其指导下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资本论》、《格达纲领批判》和《反杜林论》等论著，以及列宁论著和中国共产党的祖宗毛泽东的论著来判断了。马列毛主义的共同性，就是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以工农为主体的人民大众当家作主，走共同富裕道路。而邓小平在其三卷中虽然有七处以“如果设问”警告改革开放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但是40年来的历史事实难道不是将原来已经奠定好的公有制基础拆散，以“飞跃”发展为理由，走私有制了吗？农村从起初的所谓承包责任制到现在的土地“确权”和“流转”更加私有化了。城市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产权制度改革，把数百万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中小企业变成了民营企业（私企），到今年2018年，开始把央企由国家单独所有的“资产规模超过150万亿，其中央企55万亿，相当于全国每个家庭40多万元”公有制，变成国私混合所有制，为国际垄断资本兼并修路搭桥。这难道不是在走资本主义吗？原来的产业工人被赶出赖以生存的公有制生产资料基地，而只能为私人企业主打工的雇佣劳动者，这不就是小平说的“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甚至链温饱问题都不可能解决”的根源吗？这不就是归结到贫富两级分化上去了吗？

至于在第（9）和（11）两个“如果”中可能出现新的资产阶级问题，改开以来出现的那些贪官，尤其是习近平主政以来高强度地,因此也是高产量地揪出来的在世界史上创新的庞大贪腐队伍，不就是最典型的资产阶级吗？不就是毛泽东搞文化革命要解决的党内“走资派”问题吗？当今的执政者只承认这些如周永康、徐才厚等人是贪官，但不能叫走资派——因为这必然涉及到了阶级和阶级斗争，必然涉及到文化革命的核心问题。至于那些在改开起步就奠定了借助国家官僚之权力来起家的著名企业家，如王健林、马云等，不就是地地道道的大资本家吗？后来不过是以红色资本家的冠冕，堂而皇之地变成为“特色社会主义”作出重大贡献的劳动者了。这就是邓小平不争论姓资姓社问题的结果。垄断中国财富的这些大资本家和贪官们，不是资产阶级，难道是出卖劳动力的无产阶级吗？难道能和那些被雇佣而连劳动报酬都不能索要，反被国家警察打死的周秀云和阆中被判刑的那八个农民等劳动者是同一阶级吗？

至于在第（14）“如果”论中“出现大量进口粮食的局面”问题，根据有关报道称，当今中国尚须进口大量的转基因粮食才能解决13亿人口中三分之一人口的吃饭问题。即使是中国自己产出的粮食和蔬菜，基本是被美国转基因了，如是说，中国的吃饭问题在逐步解决，还是在解决中产生了愈来愈成为严重问题了呢？

邓的“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邓选》三卷P229）。这“如果”论是邓的正定理，那么他的逆定理也应该成立，那就是如果“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那就必然是在“搞资本主义，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

那么，说来说去，邓小平为何总是把“如果”之说挂在嘴边呢？很简短，那就是“如果”改革开放真的符合人民大众的愿望了，那么，这就是邓小平的设计功勋。“如果” 改革开放真的出现了两极分化等而走了邪路，邓小平早就警告过，那么这重大责任就得追查后来几届领导人了。

事实胜于雄辩，客观存在胜于主官权辨，低端的感受远胜于顶层诠释。由此就应涉及到上述关于那20个“如果”论所造成的恶果，理应追查其党责、国责了。如果再凭依法治国的原则来说，更应该追查其造成“如果”恶果之法律责任了。

如是，我们解析的“如果”论，其责任是邓小平，那就该如同邓小平对毛主席评论的方式，予以公开全党全国评价邓小平才是；其责任不是小平同志，而是之后的历届中央某些决策人，那也该对这么严重的国策失误进行反思了。共产党人，在不断肯定自己改革成果的基础上，也该高风亮节地来一次反思改革中客观存在的涉及到亡党亡国之问题了吧？总不能再让这诸多“如果”理论再“特色”地“如果”下去或不了了之吧？

如是我就以“如果” 论为题赋诗来概括全文吧——

既是师衔设计冠，何其“如果”绕多弯。

存心复辟装良善，巧计忽悠遮丑蛮。

后路早知佯设问，前言假定备空间。

谁人“如果”诚如是，与我师爷无甚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