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10.18.毛主席接见红卫兵

串连襄樊同梁彦斌同志合影

 人一老就犯糊涂，有时昨天的事今天就遗忘殆尽，甚至上午安排的活儿下午就甩到脑后，唯独小时候的一些事记忆清晰，尽管那些陈年旧事带来的或兴奋，或酸楚，或激动，或哀愁，往往让人难以释怀不能自已。

 50年前的10月18日，对于我，对于我们班上的一部分同学，都是一个难忘的日子。半个世纪以来每到这一天来临，我们也许都会共同想到，在那特殊的年代，我们这群孩子是怎样一步一步地走上“革命道路”。

 1966年文革爆发，可以说我们每一个同学都怀着“反修防修”继续革命的雄心壮志，积极投入运动，唯恐落后。但是代表官方的工作组却并不“领情”，他们以所谓“家庭出身”划线，大搞唯成分论，把非红五类（工人、贫农、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以外）的子弟全部划出“革命阵营”，并按学生的家庭出身划分左、中、右，把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打入另册，剥夺这些非红五类的学生参加文革活动、大串连的权力，一句话：也就是不准这些同学革命！

 这对于同样忧国忧民、以世界革命为己任的那些非红五类中学生，是完全无法容忍的。

 我虽非红五类，但自以为出生在劳动人民家庭，按照毛主席的文章分析也和贫农一样属于“半无产阶级”，理应享受“贫下中农”家庭出身的“待遇”。我曾幼稚地手持毛主席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找工作组论理，工作组的同志虽无言以对，但无济于事。

 当年学校把中央关于组织大中学生进京串连的通知张贴在教导处右侧的墙上，观者如堵，但议论者微。通知规定中学各班可派5名代表进京，工作组暗箱操作，既不公布代表的条件，也不经过民主程序，即指定了5名代表，革干和革命军人子弟绝对优先，其次为文革小组中的红五类子弟，其他人根本无缘问津，也不容置喙。

 为了夺回“参加革命”的权力，不让前途毁在自己的出身问题上，我们决定据理力争，搏一搏。就这样，我们班上19位非红五类的、“一般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同学聚集在一起。

 1966年9月，一位同学从南下“一小撮”那儿弄来去襄樊的火车票，德亨同学采取“偷梁换柱”的办法，开到一张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的介绍信，把最难办的事情办成功，功不可没。

 我们19人中有一位出身“剥削阶级”的同学曾经受到过威胁：你不能到北京串连，因为要保卫毛主席的安全，你去了我们不放心。你也不能到上海去，受到那里的资产阶级香风臭气的影响，你不是变得更不革命？但是一旦摆脱了官方的掣肘约束，我们也就开始了“信马由缰”。班上一位同学赶到汉西火车站拦截，要求我们返校，但丝毫也不能动摇我们的决定，大家横下一条心，非走不可。

 至今我们都不明白，那位赶到火车站拉我们回校的同学受命何方，工作组？校文革？还是班文革？

 火车把我们19人送到襄樊，古城给我们以宁静。这儿不像武汉“炮轰省委”那么硝烟弥漫，仅有一支10来人的武汉医学院的学生在那儿“点火”，偶见他们刷的几幅“炮轰”、“揭盖子”大字标语。他们动员人们起来造襄樊市委的反，但处处受到围攻，“闭塞”的尚未“苏醒”的襄樊不欢迎他们。

 我们一行19人没有追随他们去造反，干的是真正的“革命串连”，因而受到襄樊市委的热情接待：住入市委招待所，得到较好的食宿招待，市里派专人陪同我们到各中学串连，组织各主要中学的师生同我们座谈交流，赠送我们纪念品。我们还发挥班上的特长，同当地人员组织了篮球友谊赛。襄樊市委主要领导焦德秀同志接见了我们。当我们提出想见见靠艰苦奋斗办企业起家、被王任重赞为“一面红旗”的市委书记梁彦斌同志时，也得到满足，于是留下那张同梁彦斌同志合影的珍贵照片。

 一群在武汉受歧视、被剥夺革命权利力的中学生，在襄樊串连受到了礼遇。

 返校后，我们这群人继续“乘胜追击”“发展大好形势”，红五类能去北京，为什么我们不能去北京、去见毛主席？你们不派我们去我们自己去。

 一定要北上！

 机会来了。1966年的国庆一过，就有一位同学从南下的大学生那儿弄来了去郑州的火车票，问我们去不去。我们有了去襄樊的经历和底气，没有犹豫就决定到郑州串连去。大伙儿回家拿了简单的行李，怀里揣着10来块钱就跨进北去的列车。登车才知道这趟车将开往北京，于是我们紧急动议一不做，二不休，火车到郑州站后都不下车，大家冒险“混”到北京去！

 第二天凌晨2点，经过20多个小时的颠簸，车到北京南站。我们怀着忐忑惶恐心情出站。没想到的是出站根本不检票，广播里不停地播送着“欢迎毛主席请来的客人”、“欢迎革命师生来北京串连”之类的口号，我们顿感受宠若惊。

 随着人流我们来到先农坛体育场，初冬的北京寒意袭人，大家早已置之度外。只见处处红旗招展，人流如织，大喇叭里正播送着批判谭力夫“反动血统论”的大字报稿，火药味浓烈，大伙儿几个月来的疑虑立马烟消云散：唯成分论原来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非红五类也有革命的权力。

 北京接待站的同志把我们安排上了同一辆大客车。车过天安门广场，司机特绕广场一圈。凝视着天安门城楼毛主席的巨幅画像，想起文革这几个月来的经历，大家无比激动，人人泪眼模糊。

我们住进了北京师范学院，并得知，在京期间吃住行全部免费。

就这样，我们冲破学校的控制和歧视，靠着自己的努力，终于来到北京，用北京处处张贴的大标语所言，大家来到了党中央、毛主席身边，北京欢迎我们。

 在北京串连的日子紧张、劳累和兴奋，我们到了北大、清华以及学院路上的几大院校，当然也去了北海、颐和园等处。

 在北京一定要见了毛主席才会离开。大概是从10月15日开始，解放军来到我们的住地北京师范学院，组织我们这些外地来京串连的学生队列训练，准备接受毛主席的接见。

 10月18日凌晨，发给我们每人一份干粮（有面包、火腿肠、水果），乘车来到指定地。直到下午近1点左右，先后开过去好几辆宣传广播车，不停地广播通知说毛主席就要来了，要求大家保持队形，维持好秩序。大约5分钟后，毛主席乘坐的吉普开过来。毛主席确实是红光满面，身材高大魁梧。他不停地向大家招手。我的视线追随毛主席而去，所以没有看见第二辆车上的林彪，多年以此为憾。但从周总理乘坐的第三辆车开始，我才保持同一个视角，因而比较清楚地依次见到后面的中央领导。

 当日我们又赶到北京邮电大楼，给家里发电报报告见到毛主席的喜讯。

 事后我们才知道，10月18日这天共有150万外地师生受到毛主席的接见。

 见到毛主席，心满意足，大家就得作返程的安排。我们这群人中没有一个想回家的，大家开始订票各奔东西：德亨同学单枪匹马闯关外东北到大庆，有的南下广东，我则和王茂甫同学到了天津、济南、青岛、上海，回到武汉已过11月，而其他同学还在马不停蹄的“颠沛流离”，有的到年底才回来。

 近日读到有关人士的回忆文章，专门谈到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当年有的同志看到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很辛苦，一天要站八、九个小时，而且全国的红卫兵到北京，要解决住宿和吃饭，国家不仅要花费很多钱，而且要选派大量服务人员，开支很大。眼看天渐渐冷了，建议主席尽快停止接见红卫兵的做法。

 毛主席回答说，我不怕累，我就是要想让更多的孩子见到我，让他们知道我对他们的希望。将来，我不在了，有人要搞修正主义，就是现在在广场上见到我的孩子们当中，会有人记着我对他们的希望，记着我说的要反对修正主义，要敢于实行对修正主义造反有理。我多见一群孩子，多站一会，就多一份希望，这是很有意义的。

 毛主席还接着说，我有这样的经验。当年，搞国共合作，开代表大会，我到会了，见到了孙中山先生。孙先生对我很器重，让我担负了重要的工作，还让我在大会上作报告，而那时我很年轻。孙先生这样器重我，我一辈子都没有忘记。孙先生不在了，但他讲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我时时刻刻记在心里，记了一辈子，要把革命进行到底。我今天见见孩子们，也是希望他们记着要继续革命，要把革命进行到底。所以，这是一件大事。

 岁月荏苒，人世沧桑，半个世纪过去，但对于我们这些人而言，无论从哪个层面讲，当年参加全国大串连，当年在北京受到伟大领袖的接见，都是我们生命中的重大事件，铭刻在心，没齿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