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今天看发生在前天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果要找出一万条错误，实在是一件易事。因为：

  一、那场旷日持久的博弈使人们的生活、国家的建设都受到了太大的冲击;

  二、这场博弈是以无产阶级的失败而告终结，能说会道的一部分人好不容易取得了胜利，就不可能给发起这场革命的泥腿子留一点情面;

  三、泥巴腿子本来就不擅辞令，失败后就更无可辩驳，没有了反驳，任凭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自然一无是处。

  可从千万条错误中还是可以做出三条肯定：

  一、文革的锋芒所指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要防止他们走资本主义道路，防止他们在革命胜利后像历代统治者一样由人民的公仆变为欺压在老百姓头上的老爷;

  二、党内实在是存在一部分人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而另一部分人变着法子想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里我们暂时不涉及两条道路哪一条正确的问题，不是说不管对错，只是说这是另一个问题，另当别论。单就人们对两条道路的理解来看，本就存在根本的利害冲突：无产阶级劳苦大众所要的社会主义是共同富裕;而通过打江山获得了统治地位的有一部分当权者，好不容易大权在握了，要他们同泥腿子一样共享其成，那是怎么也不会甘心的。这便是问题的症结;

  三、这是一场以失败而告终的革命运动，也就是说从此以后所走的是名存实亡的社会主义道路，其提法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其核心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并且明确要共产党员带头致富。其实质就是要让一部分人合理合法地占有，会是哪一部分人?是不言而喻的。如果积极推行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至今还有超过百分之十的人及他们的后代没有“带头致富”，那我的这一条结论就是谬论!

  在今天，不少人不假思索，以为是多数人想走资本主义道路，其实是一个算法问题，从会发表自己意愿的人来看是多数，凡是有文化、有技术、有地位的人都明确：在社会主义集体，他们的劳动所得只能略高于普通劳动者，可在资本主义社会，他们便可以成为老板，从而占有许多人劳动的剩余价值，获得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正是这些人能发出很大很迫切的呼声。而绝大部分人是有意愿却从不发言的，因为对于广大无产阶级，他们缺乏能力，不善言辞，只能从毛泽东所领导的那场革命中获得好处，只能在共同富裕中沾光，再有一部分人还不知道什么是资本主义，既没吃过苦头，也不曾感到甜头，还不知该说什么好。因此就使人们产生了一个错觉——多数人是拥护资本主义道路的。

  这中间党内绝大部分大权在握的当权派，我是说绝大部分，不是一部分，更不是一小部分。何以对资本主义道路情有独钟?就成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人们或许还记得发生在建国初期的一宗大案：

  1950年到1951年短短一年时间里，河北安国县的前任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刘青山和比他大两岁的河北深县的前任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一是利用职权，盗用飞机场建筑款，克扣地方粮、干部家属救济粮、民工供应粮等公款总计达171.6亿多元(旧币)，用于经营他们秘密掌握的所谓“机关生产”;二是勾结奸商，从事倒买倒卖的非法活动，以49亿元(旧币)巨款倒卖钢材，使国家财产损失达21亿元;为从东北套购木材，他们不顾灾民疾苦，占用4亿元(旧币)救灾款，还派人冒充军官倒买倒卖;三是刘、张二人生活腐化堕落，拒不悔改，他们从盗取的国家资财中贪污挥霍共达3.78亿多元(旧币)。刘青山还吸毒成瘾。张子善为隐瞒罪证一次销毁单据300余张;四是破坏国家政策。他们以高薪诱聘国营企业的31名工程技术人员，成立非法的“建筑公司”从事投机活动;五是盘剥民工，将国家发给民工的好粮换成坏粮，抬高卖给民工的食品价格，从中渔利达22亿元。(旧币)。(1)

  办案人员征求天津专区500多名党员的意见时，有60%的人同意判处张、刘二人死刑，也有40%的人反对。办案组组长孙光瑞说，办案组倾向于判处他们死刑，但在上报时，为了有回旋余地，加上了“或缓期二年执行”最终报到毛泽东后，毛泽东亲批：

  死刑不准求情！(2)

  1952年2月10日，保定，寒风凛冽。两万多名群众参加了公判大会。宣判后，刘青山和张子善被押下审判台。

  从保定东关大校场传出了两声**响。这两声**响给世人的警示有三：

  其一，首先对于广大人民群众，打消了人们心头的疑虑——共产党不是国民党，毛泽东不是李自成。毛泽东惩治腐败是不手软的!(3)

  其二，对于那些大权在握的当权派，是吓出一身冷汗。

  当时的老干部说：“八年抗日战争，三年解放战争，我们都经历过，从死人堆里爬出来几次，从不知道害怕。可不知为什么，当我看到黑乎乎的**口对准了刘青山、张子善，我的腿有些发软，脑袋嗡地一下胀得老大。过去认为自己居功自傲思想没什么，享受点没什么，今天看到刘、张所犯错误的严重性，才让我大吃一惊!(4)

  其三，我们的敌人看到——毛泽东将无法将他的社会主义进行到底!因为不是所有共产党人都愿意跟他毛泽东一样当苦行僧。在一般人看来，革命的胜利就意味着他们要当官做老爷，刘、张就是这么想的，刘青山有句口头禅：“革命胜利了，老子该享受享受啦!“(5)。对于通过打江山终于捞到一官半职的大批党政干部，这其实是颇具代表性的心态，此前好多人是存有侥幸心理的，总以为自己在革命战争年代出生入死，对人民有功，多吃点多占点没什么，所以500名党员中就有40%的人不同意判死刑，万没想到毛泽东竟如此冷酷无情。

  难怪香港的一家右派报纸禁不住惊呼：“共产党杀了共产党!”(6)

  这话的明显含义是指共产党自己惩办了自身的腐败，深层的含义是指它给自己的官员断了当官发财的后路，那么，还会有多少官员能死心塌地地跟毛泽东走?

  这和在革命战争年代惩治汉奸卖国贼是不一样的，那时候被**毙的是人人不愿意当的汉奸，这时候被**毙的是人人梦寐以求的官员，不少人都把自己的明天寄予像刘、张昨天那样的热望，中国历史的历朝历代都是这样走过来的。这两声**响是断了一部分人的财路，绝了一部分人的念想，尽管有绝大多数群众的拥护，却必然遭到多数当权派内心深处的嫉恨——跟毛泽东走下去，要么当苦行僧，要不就会落得如此下场!若不找到新的出路，自己出生入死的革命就真的全为了别人!

  或许当初打天下时多数人还是真站在劳苦大众的立场上的，可现在不同了，与日俱增的财富就摆在眼前，如果这些都是国家和集体的，并且神圣不可侵犯，那当权者手中的权力还有什么价值?

  这，便是所谓两条道路斗争由来已久的根本动因。也即是大多数当权者对资本主义道路情有独钟的症结之所在。

  对于只有在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道路上，采取走集体化的发展模式，才能举全国之力，聚全民之心，在极度艰难困苦的境况下，打下农田水利建设的坚实基础;创造工业、国防、科技飞速发展的良好局面和丰硕成果;形成道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太平盛世。我不相信哪个当权者内心不是心悦诚服的。然而，桃子熟了，却不能摆在自家的案头，他们应该是功臣，却不能多吃多占一丁点儿，其内心的苦涩是可想而知的。过去不跟着毛泽东就不能推翻三座大山，就不能从反动派手中夺取政权，就无法实现当官做老爷的梦想，所以他们是坚定的，积极的;现在若继续跟着毛泽东，他们的月工资就无法超过404.80元(7)，还能有多少人坚定地跟他走?

  试想，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那样的多，他们对于失去手中的权力将意味着什么是那样地清楚，我们发动的这场革命不是一场明明白白的与虎谋皮吗?更何况无产阶级所依靠的是一群朴实的民众，除了一腔热情，一种愿望，一个多数外哪一场博弈能与那些老谋深算的当权者匹敌?

  在革命战争年代里，有像鲁迅先生那样的知识分子，自觉地担当了劳苦大众的代言人，所以那时的革命有声有色。革命胜利后，这些劳苦大众的代言人中，真正的鲁迅先生死了，仿效鲁迅先生的那一部分，因为对人民做过贡献，便理所当然地成了“鲁老爷”，他们若再为劳苦大众说话，就会与当权者为伍，若能替当权者说话，就能分一杯之羹，还会有哪个文化人有那么愚蠢吗?

  在革命胜利的今天，毛泽东依然寄希望于劳苦大众的大多数，以为凭借这个大多数，就可以遏制早已在中国涌动的资本主义狂潮，实在是一个天大的错误!

  在无产阶级专政庇护下的“人民”也发生了质的变化，以往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人民，多少人心中有杀父之仇，有夺妻之狠，家徒四壁衣食无以为继，跟着共产党、毛泽东就能死里求生，革命热情自然高涨;新中国建立以后，共产党、毛主席将人民的事拿在手中，时时处处替人民想得周全，人民对私有制的弊端已渐淡忘，天天喊防止私有制复辟，却没有几个人有一丝一毫的危机感，更加上那些老谋深算的人一搅局，人人都打着毛主席的旗号，他们根本不知道该跟谁走，乱就无法避免了!

  回顾历史，共产党在夺取政权后，围绕着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方向问题，围绕着复辟与反复辟的问题，经过了数十年的斗争，这中间有名堂的就有十七次之多，它们是：

  1、1942-1945年的延安整风运动;2、1947-1952年的土地改革运动;3、1950-1953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4、1951年的三反五反运动;5、1955-1978年的上山下乡运动;6、1957-1958年的整风反右运动;7、1958年的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8、1958-1960年的大跃进运动;9、1962-1966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0、1963年的学雷锋活动;11、1963-1966年的四清运动;12、1963-1976年的工业学大庆运动;13、1963-1976年的农业学大寨运动;14、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15、1970年的一打三反运动;16、1974-1975年的“批林批孔”运动;17、1975-1977年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延安整风运动”肯定有些人心底有怨气，可那已被认可，已经过时;“土地改革运动”的斗争矛头是指向旧政权的，那时候大家还没有获得权力所以目的是基本一致的，没有什么好指责的;“上山下乡运动”虽不属于两条道路的斗争，却也不是城里人不能接受的立场，所以说它“使几千万年轻人的青春被荒废，无数家庭被强行拆散”知识分子怎么能跟泥巴腿子在一个锅里吃饭?事实上，那一代知青并没有被荒废，今天的政治局常委中许多就是当年的知青。“学雷锋”是一场惩恶扬善的运动，本来对于雷锋的终于毛主席，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是最叫人难以接受的，可雷锋关心他人、乐于奉献的精神已经深入人心并被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接受，对这一活动说三道四是很有风险的。

  除了上述运动以外，“镇压反革命运动”、“三反五反运动”、“整风反右”、“农村人民公社化”、“大跃进”、“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文化大革命”、“一打三反”、“批林批孔”、“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一系列运动哪一场不是两条道路的殊死搏斗?

  最令人深思的是“农村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好像过去的全部错误都集中于此，可是有人揭露：军委化学兵学校一期学员何运新同志，他的爱人鲁新琴同志曾告诉过一个真实的故事。在大跃进年代，她是四川资阳县妇联主任，当毛主席给全国生产队长的信(讲浮夸风放**事)印刷好后，上面(善良的人们想一想，地委敢吗?)通知不准下发。这就说明毛主席绕过一线而直接面对基层时，也有人敢封杀而拒绝毛主席领导了(8)。

  这即是说他们非但不是要纠正当初的偏差，还想阻断毛主席直接同最基层领导、群众的沟通，他们到底是要纠错还是想改道呢?

  在庐山会议上，依照王光美同志的口诉：少奇同志认为，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主席反映问题，即使有些意见说得不对，也不算犯错误，但他并不赞成彭总的做法。中央包括毛主席已经开始着手纠“左”，彭总的做法使人感到要追究个人责任，这不是要导致党的分裂吗……(9)。

  好多人都认为彭总当时是在为民请命，其实单就纠正急躁冒进、浮夸风，重权在握的人就不应该阻隔毛主席同生产队长的沟通。在党中央毛主席已经开始检讨和纠错的情况下，彭总没必要再来个“万言书”。这个“万言书”绝不是临时做成的发言稿，它的意愿绝不在于纠错，而在于方向和路线。

  直到现在，不少人对建国之初没能让农民各自耕耘自家的几亩几分地，一直扼腕叹息。我们不能否认，倘若如此，许多农民会在很早就过上较好的生活，更不会吃那么多大型基本建设的苦头，可因此也就不可能奠定持续发展的基础，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拿到四化建设的主动权!不是吗?印度和我们是有可比性的。我不相信那些执着地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全是在为人民着想，至少没有顾及人民的长远发展。

  只有走资本主义道路，大权在握的那部分人才有可能捞到最大的好处，当初的当权派明白这一点，现在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现在，我们面临的是两个认识问题，一是在一个已经打好了工农业基础的国度里，能否发展资本主义的问题;二是当今的社会主义还保留多少社会主义成分的问题。

  对于第一个问题，回答是肯定的。作为以市场经济为主体的社会形态，统治阶级在国家管理上是敲边鼓的，是省心、省力的。如果给他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要在短时间根本改变穷困面貌，他将一筹莫展。因为他们不能也不敢将人民组织起来形成统一意志而共克时艰，没有政府强有力的组织，靠挖锄、扁担，就连建设一座中小型水库都不可想象。但只要有人使国家具备了一定的发展基础，农民只要有了土地和配套的水利条件，政府不管，大多数农民能种好自家的几亩几分地，，很容易解决温饱。

  如果我们说今天是私有制复辟了，很多人肯定不愿意听，不能接受，因为事实上不仅还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而且还保留着许多社会主义成分，有相当一部分社会主义家业没有被完全鲸吞。但到底如何定论今天的社会形态，就是一个有待长期思考和探讨的问题。我们不妨先从以下几个方面同过去做一下比较：

  第一、在毛泽东时代政府的发展理念是走共同富裕之路，努力缩小三大差别，用今天时髦的话说就是吃大锅饭。现在是千方百计地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通过拉大差别来刺激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其核心是让一部分人合理合法地占有。

  第二、过去的政府是站在劳苦大众的立场上的，是维护弱者的根本利益的，所以叫无产阶级专政;现在的政府名义上是站在全体民众的立场上的，当然包括富人，这就很自然地引发出一个新问题——维护谁的利益执政者能捞到最大的好处?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会偏袒谁?应该是不言而喻的。说他们是维护富人利益的好像不妥，其实在只要能为富人找到一丝理由，是绝不会让富人吃亏的，这总该是客观现实吧!比如当初在贫民窟里的夫妻，丈夫出去打工、读书、经商、做官，一旦小有成就，就要抛弃原来的糟糠之妻。全然不顾这曾经是他患难与共的妻子，不顾这是在家为他养老抚小的妻子。宋朝有个包拯，能用铜铡铡死驸马陈世美，他是站在弱者秦香莲的立场上的，为古今所称道。可今天的律师说这发达了的“大官人”也有追求幸福的权利，今天的法律一定会判决他们离婚，成全“大官人”的新欢。全然不顾这“大官人”的幸福是建立在另一个人的痛苦的基础之上的。如今制定法律条款时都在仔细考虑另寻新欢的强者的幸福，却完全没有吝惜为强者出头傲尽余生的弱者。我没有举出实例，因为这不是个案!再如车祸撞死了人，即使性别、年龄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同是肇事司机负全责，贫困的农民的命只需赔十几万元，富裕的人，城里的人少则数十万，多则数百万，这都是翻得出法律依据的，是当今的准则，是当今政府的基本立场。

  第三、过去的人大代表要强调工人、贫下中农的比例，如今的人民代表大会，有人说人大是财主代表大会，虽然有点过激，但只要有了钱，还不能成为各级人大代表的也实在是极其少见的。在人民代表大会上，“企业家”会反映“农民工”的诉求吗?

  第四、过去尽管医疗条件差，可在城乡都是只需交五分钱的挂号费就能看病，只要政府有能力，人人都能理所当然的得到救助;今天有钱就能看病，就能买到穷人的器官，没钱就只能放弃，或者向富人乞求。当然，电台、电视台几乎天天都在彰扬富人的善举——某某为某某捐助了数万元，数十万元，甚至数百万元，如果不加思考，会以为天下穷人都被富人包养了，只要富人有了钱，穷人还有什么可愁的。是这样的吗?那时候数倍于今天的中小学生，尽管条件差一些，要保证人人有学可上比起今天的义务教育是要难上百倍的。可那时候只要有孩子辍学，就一定会有老师上门求你得孩子去读书。

  第五、在社会生产活动中，如果劳动者所创创造的财富与他们得到的报酬是不对等的话，一般是所得到的报酬小于或远小于他们所创造的财富，这个差额就是马克思所发现的“剩余价值”，过去这个剩余价值存放在集体或国家，劳动者自己还有份;今天，无疑全被个人占有了，用过去的说法叫做剥削，用今天的话说叫做盈利，这个盈利与劳动者毫不相干了。在今天，好些地方能体现刘少奇同志早先强调的观点——工人是希望资本家的剥削的，越多越好。的确，好些农民工怕找不到地方打工，怕挣不够家庭的生存费，成年累月地在外追逐企业家的剥削!

  至少在发展理念、立国基点、依靠对象、全民待遇、财富流向这五个方面，今天和昨天是有本质区别的，这些本该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体现，却被完全对立的东西所取代。

  然而，今天也的确还保留许多社会主义成分：

  还有相当一部分集体和国有企业没有被个人完全占有;还有相当的国土资源没有被写进私人的合同里;尽管不少人已经将手伸向石油、矿山、铁路、钢铁，但其主要部分还掌握在国家手中。

  以上所保留的社会主义家底，正好是所谓改革的锋芒所指!在他们没有完全占有这些东西之前，会高举“改革”之大旗，高喊“改革”之口号。

  这些尚保留的社会主义资产，就像一头闯入肉食动物群的野牛，狮子在向它咆哮怒吼，虎豹在向它呲牙咧嘴，豺狼的眼睛盯着它的后腿，野狗悄悄瞄上了它的咽喉……

  在农村，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进步，一家一户的经营模式已经明显不适应现代农业的发展，于是，将土地集中耕种已成趋势，但没了集体，就只能由个人来包揽这些土地的经营，这些人便成为新的地主，或者将来会用一个避讳一点的称谓。暂时，农民即使在渐渐淡出对土地的经营权，却还能从经营者那里获得收益，因为农场主手中的土地是农民的“承包地”，这都是过去的社会主义留给贫民的利益。就因为还能从中获得些许利益，所以多数农民会将自家的“承包地”拱手奉上。经过不断的“改革”、“流转”……农民将有一万种可能失去这个“承包权”而成为徒有两手的纯无产者，不再叫“农民工”了。

  在城市，不少“企业家”垂涎尚未被私人占有的国土资源，想取代国营企业对石油、矿山、铁路、钢铁、水利的开发和经营，他们伙同官僚用改制、重组、并购等堂而皇之的说法将这些能左右国家前途命运的经济命脉握在自家手中。有一部叫《国门英雄》的电视剧，就比较真实而深刻地描绘了一个贪婪的“企业家”费尽心机对国有企业巧取豪夺的嘴脸，好在那里面有一个国门英雄，有一个不为金钱和权力所动的苏岚副市长，要是换一个人，大款无论是帮她升官还是能使她发财，这国有企业都难逃厄运!

  在现实中，像苏岚那样的官员是那样的少，更在意权和钱的官员是那出奇的多，这就注定了国有企业的前景暗淡。

  在过去留下的国有企业尚未被“改革家”全部鲸吞之前，中国的官员便是“改革家”的再生父母;在一部分“企业家”同在任官员肢解社会主义共和国留下的“肥牛”的过程中，这些官员是操刀手;当最后一头“肥牛”被宰杀分尽后，中国的官员就只能充当大款们看家护院的守门狗。到那时候，大款们拿了金钱、美女、洋房、豪车，在官员眼前一晃悠，叫他们咬谁，敢不效命吗?那时候，真正穷苦的老百姓，无论怎样跟着阔人的喜好喝彩，也不会有阔人正眼瞧你一眼了——他们已经合理合法地占有了一切。政府的宣传媒体会天天褒扬富人的善举、捐赠，可那与乞讨没有什么区别!如果穷人的幸福可以建立在富人的怜悯之上，那毛泽东和共产党所领导的那场推翻蒋家王朝的革命岂不是一件荒唐事？

  2008年，汶川发生了特大地震，中国政府比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更有效、更及时、更全面地实施了救灾，除了当今国家领导人安排得当，指挥得法外，其最根本的原因，是一个谁也不愿意提及的问题——中国所保留的社会主义成分。

  首先，尚有雄厚的国有资产供领导们调用;其次，现实的中国企业家还依赖各级政府为他们的经营大开方便之门，所以只要有领导调用他们的财力，他们还能有求必应;再次，官员们手中还有他们朝思暮想的资产，能否“改革”到他们名下，还得领导帮忙。在同样的灾情面前，就是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就要艰难很多!

  就因为还有一块社会主义的肥肉搁在那儿，就使得许多人寝食难安，时不时有“人大代表”提出加快“改革”的议案;有文人不断嘲讽国营企业如何吃大锅饭，效率低下;有“经济学家”论述“计划经济如何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更有一部分官员看到这儿摆放着容易偷吃的桃子，或迟或早，只要有了足够的舆论准备，兼并者找到了牢靠的社会背景，主管领导确信能从中捞到足够的好处，这些由几十年的艰苦奋斗所积攒下来的家业，将难逃厄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