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造反潮引发批斗潮

1966年11月，造反派方面已经达到了共同的认识：造反，就是要造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必须坚持“矛头向上”，始终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派。

咸与造反热潮使全国城乡几乎所有的机关单位、企业单位、事业单位、文化团体、社会团体、街道居委会、农村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在极短的时间里就冒出了无数个造反组织。这些刚刚成立的造反组织，急于表现自己的造反精神、创建自己的造反业绩，提高自己组织的知名度，而达到所有这些目的唯一可行的途径就是：批斗走资派。

造反潮引发了批斗潮。全国各地城乡到处开起了批斗会，一时之间，从中央各部委领导人、地方各中央局领导人、各省、市、地、县领导人，到各企事业单位和其他单位领导人，都成了造反组织的批斗对象。

（1）   什么样的干部算走资派？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提出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概念，，但是，他并没有对这个概念作出严格的界定，当时也没有一个权威机构来鉴定：哪一个干部是走资派，哪一个干部不是走资派？这个问题被交给了群众，让群众通过运动来检验、识别谁是走资派，谁不是走资派。但是，事实证明，群众运动是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的，因为群众包括了千千万万的人，每个人都可能有自己的主张和标准。

在群众中引起不同意见争论的，首先是：多大的官儿算“当权派”？多大的官儿不算？有人主张按干部的行政级别来划分“当权派”和“非当权派”，比方说，行政13级以上的干部算“当权派”，行政14级以下的不算（也有人提出行政17级以上的算“当权派”，行政18级以下的不算），但是，很快就发现这种办法行不通，因为有些行政级别相当高的干部，在本单位实际只是从事些事务性工作或技术性工作，几乎处于无权地位，而有些行政级别不高的干部，却往往掌握着很大的实权；一个科长，如果在中央的某个部委里，只是个跑腿的小角色，因为科长上面有处长，处长上面有司局长，司局长上面有部长，哪能轮到他说话了？但是，如果在某个地方的县城里，一个工业局的局长也是正科级干部，却绝对是个位高权重的角色。

所以，又有人主张：按每个干部实际掌握的权力来判定他是否属于“当权派”，标准就是他在所在的本单位是否说了算。但是，也有人提出异议，城市里的某个国营蔬菜商店经理，手下管着十几个人，在这个商店里也是他说了算，那末，他算不算“当权派”呢？有人说算，所以，在咸与造反的最初一些日子里，确也有一部分蔬菜商店、小百货商店的经理挨了批斗，但是，这些经理不服气，经理老婆骂人说：自己的老公当了这么个小破经理，心没有少操，钱没有多挣，每月的工资收入还不如店里的某几个老职工高，自己家的生活水平和居住条件跟左邻右舍的普通老百姓没有什么差别，凭什么要被当作“走资派”来批斗了？

这类问题还很多。比如说，在一个较大的工厂里，党委书记和厂长固然算“当权派”，那末，副书记、副厂长呢？通常情况下也可以算；那末，各科室的主任或科长呢？车间主任呢？就不太好说了。

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何谓“走资本主义道路”？什么样的行为和言论算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什么样的不算？这也是很不好界定的。一个厂的领导干部做了一件事或说了几句话，张三说，这是企图“走资本主义道路”，李四说，这不算，他自己说，这是上级领导让我这么说、这么做的，我也没办法，那末，他算不算走资派呢？

实际上，任何一个领导干部，都不能保证自己一辈子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对的，没有错的；何况有的事情，他自己认为是做得对的，但别人认为是错的；更何况在有些人的历史中，还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事情，还有些被人以讹传讹、捕风捉影的事情。所以，在这样的群众运动中，任何一个“当权派”，如果某个造反组织要想把你认定为走资派，往往是很容易给你整出一大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材料来的。所以，在文革的这一阶段（大约是1966年11月份至1967年1月份），绝大多数“当权派”（不包括军队和其他不允许搞运动的单位）都可能有被造反组织当作“走资派”来批判或斗争的经历。

到了1966年2月份以后，情况就有所变化了。上海的“一月风暴”以后，各地都开始以上海为榜样，积极筹备夺权、建立革命委员会。而中央规定，革命委员会必须要实行“三结合”的原则，所谓“三结合”包括两方面：一是革命委员会成员在年龄上要实行老、中、青三结合；二是革命委员会的成员中必须要有解放军代表、革命干部代表、群众代表，实行这三方面代表的三结合，其中，革命干部代表要从原来本地区、本单位同级的领导干部中选出。这就迫使各地的造反派不能再象威与造反初期那样，把所有的领导干部统统打成“走资派”了，而是必须区别对待，从原有的领导班子中挑选、识别出一部分“革命干部”来，这才能把革命委员会成立起来，这就导致了1967年2月份以后文革运动的许多新的特点。此是后话。

（2）来自司令部内部的造反

1966年8、9月份到党政机关大门口来请愿的那帮学生，其实对党政机关的内部情况什么也不知道，只是在党政机关的大门外或大院内闹一闹而已。当时的党政机关领导人可以命令手下的工作人员打电话召来大批红卫兵和工人，很轻松地就挡住了这帮请愿学生。

但是，到了同年的11月份以后就不同了，咸与造反的大潮席卷了所有的单位，也席卷了各级党政机关，各级党政机关内部的下级干部和普通工作人员也都成立了造反组织，这就好比是：各级司令部内部的下级军官和士兵都集体“造反”了，那末，各级司令官的面前就只剩下了两条路：一是被俘；一是逃跑。

这里所谓的“被俘”，就是被本单位和外单位的造反派揪住挨批斗。例如，当时任外交部长的陈毅元帅，就是这样被外交部内部的造反派联合外部的造反派弄到了批斗会上。当时的不少中央部委的领导人都挨了造反派的批斗。地方的各级党政领导人（各中央局、省级、市级、区级、地级、县级）中，也有很多被造反派批斗的，其中著名的如，中共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上海市市长曹荻秋，等等。

另一些司令官是见机不妙，“躲”了。据我所知，在较高级的党政领导干部中，“躲”出去的人数要比那些被造反派揪住批斗的人数更多一些，比方说，据有关资料，当时浙江省委、杭州市委、温州地委等的大部分领导人都躲起来了。其中，也不排除有些级别高的党政领导人是被中央保护起来了。例如，当时浙江省的主要领导人是到外地“养病”去了，“养病”的地方是绝对保密的，只有国务院的领导人才能跟他联系到。其他的领导人可能是各自找地方的，例如，当时浙江省的一位书记处书记躲到了浙江省军区；又如：当时浙江省委机关造反派大字报揭露：浙江省委的某几个常委是乘在一辆装着汽油桶的大卡车上逃离杭州的，而一位省委领导人的夫人是由省军区出动军车掩护逃离的，等等。

至于基层单位的领导人，如企事业单位和其他单位的领导人，则是无处躲、也不敢躲的，只能在本单位硬挺着，白天干工作，晚上挨批斗。

其实苦的是那些夹在中间层的“当权派”，例如，一个市的轻工业局，下面管着本市成百家企业，每家企业的造反组织在召开批斗大会时，都希望将一位或几位局里的“走资派”弄到批斗台上去，以提高批斗会的“档次”，这么多的企业都要开批斗会，让这些局里的“走资派”如何忙得过来？所以，有些“走资派”一天要赶两、三个“埸子”。因此，象这种情况，如果哪家企业开批斗会想要局级“走资派”到埸的，一般要先向局机关的造反派组织预约登记、排队轮候，并要保证将“走资派”批斗完后按时送回、完璧归赵，不得伤害“走资派”的身体，因为其他许多企业还等着这些“走资派”去批斗呢。

“走资派”上台挨批斗，一般是要给他们头上戴上纸糊的高帽子，脖子上挂上纸板做的大牌子，高帽子和大牌子上写着这些人的罪名（如“走资派”、“三反分子”等）和姓名，姓名往往要倒过来写，并在上面用红笔打上叉叉。曾经有一家企业的造反派想搞点创意，将“走资派”们的纸帽子做成各种各样奇怪的形状，每个“走资派”帽子的形状还都不一样，结果是，每揪上台去一个“走资派”，台下的群众就看着他的纸帽子哈哈大笑，台上的造反派头头越是喊“不许笑”，台下笑得越厉害，一个本来很严肃的批斗大会，就这么把气氛破坏光了。

“走资派”在挨批斗时，一般要弯腰成九十度，作“向人民请罪”状，但是，一个批斗会开两、三个小时，长时间这么弯腰一般人是吃不消的，所以，通常造反派头头也会允许他们经常直一直腰，或者减小一下弯腰的度数。

至于批斗“走资派”时有没有武斗？据我所知，当时杭州城里的大多数单位在批斗时都没有伤害被斗者身体的行为，有少数单位在批斗时给“走资派”架过“土飞机”，即两个人架住被斗者的两条胳膊往后拗，迫使被斗者深度弯腰低头，令被斗者十分痛苦，这在当时算是轻微武斗。有个别单位，对被斗者有较严重的伤害行为，例如，有一家工厂的造反派头头，让所谓“走资派”跪三角铁，还让一些青工用大铁板做了一个100多斤的牌子，牌子上拧的是细铁丝，挂到被斗者的脖子上后，细铁丝深深地勒进了被斗者的肉里，据说，结果是让一位老工人把批斗会骂散了。

说起工人老师傅“骂山门”，在文革中也算是一景，在杭州、上海的不少厂都发生过（我的一位姨夫当年就经常“骂山门”）。那个时候的工厂里都实行“师徒制”，新工人进厂后都要当三年学徒工，学徒期间不发工资，只发生活费。学徒拜师傅，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双向选择的，即技术高的师傅有优先在新进厂的青年中挑选资质好的收为自己徒弟的特权，新进厂的青年也可以选择拜自己喜欢的技术高超的老工人为师傅。师傅每多带一个徒弟，每月工资中增加5元钱的津贴。那时候的师徒关系，颇有点中国传统的“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味道，徒弟每天在班上要给师父端茶倒水；师父骂徒弟，徒弟不敢顶嘴；徒弟满师了，要给师父送“谢师酒”，等等。一来二去，有些德高望重、技术精湛的老工人往往就徒子徒孙满厂区，有的徒子徒孙还当上了车间主任、厂级领导什么的，这些老工人也就成了厂里的“惹不起”，连厂领导也不敢轻易得罪。文革中，这些老工人往往倚老卖老，硬是不肯加入造反派组织，还动不动在厂区人多的地方“骂山门”，骂造反派“这帮小赤佬，不好好做生活（干活），天天雾嗨嗨地去造反”，造反派头头对其也无可奈何，要末装听不见，要末派人连骗带哄地将他弄走。上述那家厂的造反派在批斗会上让“走资派”跪三角铁、挂铁牌子，就是被这样一位“惹不起”的工人老师傅最后将批斗会骂散了。

也有的厂里的“走资派”，由于挨的批斗多，到后来被斗“油”了。据说在某个厂里晚上召开的一个批斗会上，会议中途，一位造反派头头走到台前宣布：“下面休息15分钟，大家吃宵夜，每人发两块点心”，正说着，那个在台前戴着高帽子弯腰低头的“走资派”（该厂原书记）突然扭过头来问：“鹅有勿有得吃个？”（“我有得吃吗？”），那位造反派头头楞了几秒钟，然后用手指着这位“走资派”的脸厉声喝道：“有得拨侬撮饥个！”（“有得给你吃的”），然后吩咐台下的人递上来两块点心和一杯开水，那位“走资派”接过点心和开水，走到台上靠后的一张条凳上坐下，摘下高帽子和纸牌子，跷起二郎腿，又吃又喝起来，吃喝完了，又自动挂上纸牌子，戴上高帽子，走到台前站好，等待继续批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