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咸与造反”的大潮掀起

1966年10月份以前，造反派一直处于少数派地位。在当时还执掌着文革运动领导权的地方党政领导人心目中，他们就是一伙胆敢向党组织和政府挑战的坏人，是迟早要被收拾的。在学校里，他们也备受掌权的文革委(文革筹委会)和官办红卫兵的排挤，比方说，把他们从各个教室里赶出去，不给他们活动埸所，不让他们领取写大字报的纸和笔墨等。

但是，到了11月份以后，形势却一下子扭转过来了，全国各城乡都刮起了造反风，一时之间，人人说造反，人人争当造反派，所有的机关、厂矿、商业单位、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乃至街道居委会，都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造反派群众组织，大有“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味道。

对于这一时间发生的这一“咸与造反”热潮，笔者总结，大概有这么几个原因：

首先，是该年10月份，毛泽东主持召开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会上再次明确了文革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陈伯达发表的关于文革运动中两条路线的小册子中，严厉批评了高干子女红卫兵，否定了官办红卫兵在前一阶段的所作所为，而对造反学生冲击各级党政机关的行为加以肯定。毛泽东在文革运动中的“革命路线”得到了清楚的表述：相信群众，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牢牢把握运动大方向，始终将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二是从学生冲击党政机关事件引发的席卷各个城市的群众性大辩论。这埸辩论最初是从党政机关大门口开始的，辩论的一方是到党政机关来请愿闹事的学生，即后来被称为“造反派”的;另一方是前来保卫党政机关的学生官办红卫兵和工人“赤卫军”等，这些人后来被称为“保皇派”。双方辩论的焦点是：“省委(或市委)是不是革命的?”、“省委(或市委)在文革运动中是否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省委(或市委)是否该交出工作组整学生的‘黑材料’?”“学生到省委(或市委)来闹事是否革命行为?”等。参与这埸大辩论的，不仅有对立的两派，还有大量其他市民，这些市民最初都是来看热闹的，后来不知不觉地都卷入了辩论中，站到了这一方或那一方的立埸上来，卷入大辩论的人越来越多，大辩论扩散到城市的许多广埸和其他公共埸所，进而渗透到各个单位，渗透到千千万万个家庭。

在这埸大辩论中，造反派一方最初是处于绝对劣势的，但是，随着时间推移，造反派一方的支持者越来越多，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群众天生就具有同情弱者的倾向，另一个原因是，这一时期中央报刊不断发表的社论和重要文章，以及不断从北京传来的中央首长(国务院和中央文革领导人)接见群众代表时的讲话，都对造反派有利，都给造反派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而造反派也在这埸辩论中越来越完整地形成了自己的一套造反理论。这埸群众性的大辩论进行到9月底、10月初时，造反派在普通市民中的支持率方面已经隐隐取得了优势，这就为11月份出现的“咸与造反”热潮铺了底。

三是高干子女红卫兵的所作所为越来越多地引起了广大市民的反感。当官办红卫兵最初出现在街头的时候，是颇受市民们敬畏的。最初的那些日子，这些红卫兵在马路上游行、在街头为市民文艺演出、向市民们作讲演，到处都可以听到市民们自发地高呼“向红卫兵小将学习!”、“向红卫兵小将致敬!”的口号声。但是，不久以后出现的破四旧、抄家等运动，已经使得相当大的一部分市民陷入惊恐不安。尤其是其中一些高干子女红卫兵，到处打、砸、烧，到处抡着军用皮带打人，很是引起市民们的反感，高干子女红卫兵打死人的事情时有发生，而这些事情又都是瞒不住的，悄悄地在市民中流传着，尽管打死或打伤人的只是高干子女红卫兵中的极少数，但败坏的是整个官办红卫兵的名声。所以，到了后来，当造反派学生骂官办红卫兵为“黑一司”、“黑字兵”(因为官办红卫兵的袖章上的字是黑颜色的)时，市民们也跟着骂，连小孩子都会说“黑一司，臭烘烘”。官办红卫兵属于保皇派，这也大大降低了保皇派的支持率。

四是11月6日“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的成立，以及随后出现的“安亭事件”(详细经过可参看我写的《红卫兵运动始末》相关部分)。张春桥对安亭事件的处理意见，以及随后张春桥的意见迅速获得中央文革和毛泽东的同意，标志着已经实际取消了中央此前作出的“不能组织跨行业的地区性工人群众组织”的禁令。这个消息一传出，等于在全国所有的厂矿企业扔下了一颗大炸弹：上海都已经成立跨行业的全市性的工人造反组织了，还获得了中央的认同，我们厂里总不能连自己本厂的工人造反组织也没有，岂非太保守落后了?既然厂矿企业可以成立群众性的造反组织，那末，其他单位，包括机关行政单位、事业单位、文化团体、社会团体，乃至街道居委会、农村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等等，凡是有人的单位，都可以而且应该成立群众性的造反组织了。

所以，1966年11月时，几乎所有的单位都行动起来了。有的工厂里，一夜之间就出现了七、八个造反组织。只要有几个人聚在一起一商量，再凑钱设法找缮印社印几块红袖章，条件好的再搞一面旗帜，就可以庄严宣告“XX市XX厂XX革命造反司令部”正式成立了。成立这样的造反组织，不需要向任何机关履行任何申请批准和登记手续，因为按照造反派们的说法：革命是不需要批准的。(据本人所搜集到的资料，当时上海的情况略有不同。当时上海，各单位欲成立新的造反组织，先是派人跑到市委接待处，采用软硬兼施、死缠烂打的方式逼接待处的人让步，然后填一张接待处发给的表格，过上若干天，接待处电话通知，该组织派人前去领一份政府有关部门批准该组织成立的批文和一颗大红印章，这才能宣告该组织成立)

根据造反派们的说法：在这埸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看一个人是革命的，还是不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就看他对造反的态度。如果他勇敢地起来造党内走资派的反，他就是革命的;如果他游离于造反运动之外，甘当逍遥派，他就是不革命的，当然，不革命的逍遥派是十分可耻的;如果他站在造反运动的对立面反对造党内走资派的反，那末，他就是反革命的，就是革命的敌人。自然，以上原则对“地、富、反、坏、右”、“黑帮”、“走资派”是不适用的，这些人是不允许参加造反运动的。

咸与造反的初期阶段，一个单位往往出现好几个造反派组织，这些组织为了扩大自己的力量，纷纷出动拉拢那些尚未加入造反组织的群众，让他们加入自己的组织，一时之间，那些尚未加入造反组织的人倒成了香饽饽，一些平时要好的同事，一上班就聚在一起商量：加入哪一个造反组织比较好?

不久以后，“强者恒强”的规则发生了作用，越是人多势众的造反组织，自然就越是能吸引新人加入，尤其是某些造反组织的头头比较具有“群众领袖”的风采和个人魄力的，某些造反组织头头比较敢打敢闯在市里小有名气的，其所在组织更能吸引群众加入。这些人多势众的造反组织再陆续联合、兼并、分化、挤垮其他组织，最终形成在本单位“一派独大”的局面。至1967年上半年，杭州的许多单位都出现了这种“一派独大”的局面，即某一个造反派组织的成员数占到了本单位总人数的50%以上，有的单位(如杭州市公安系统、杭州丝绸联合印染厂、杭州钢铁厂等，有不少是万人以上的大厂)，其造反派组织甚至占到本单位总人数的70%或80%以上。

在接纳群众加入本组织的条件问题上，造反派组织不象官办红卫兵那样搞血统论，原则上，只要你不属于地富反坏右，不属于当权派、不属于有严重历史问题的，总之，只要造反组织的头头认为你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你就是“革命群众”，就可以被接纳加入该组织。

在咸与造反热潮中，很多原来丝毫不关心政治，只顾关心自己家柴米油盐的妇女职工也加入了造反组织，原因很简单：别人都加入了，如果自己不加入，倒让别人说自己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造反。这些人，平时上班都把红袖章塞在口袋里，遇上要开批判会了，或者要有其他什么造反行动了，随时掏出来戴上。

在咸与造反的热潮中，最急切想加入造反派组织的，倒是那些有点历史问题的。例如，我所说的那所中学，11月份时，文革筹委会垮台了，牛棚也解散了。学校的教师们成立了一个“XX学校教职员工造反大队”。原来因“七·四黑会”被关入牛棚的两位青年教师成了“造反英雄”，其中一位当了教职员工造反大队的头头，另一位可能是淡泊名利吧，从此以后很少在学校里出头露面。原来被关入牛棚的20多位教师，除了几位原校领导，还有几位历史问题较严重的以外，其余的都被接纳进了造反大队，例如，有一位教师，在解放前曾当过国民党政府的公务员，并加入过国民党，但是，据他说是因生活所迫集体加入国民党的，因为不加入就要丢饭碗，解放初他曾主动到政府机关登记自首，经审查，从未参加过任何反共活动，也从未有过残害普通百姓的行为，有审查结论。象这种情况，都被认定为人民内部矛盾，加入了造反派组织。这些人为什么要这么急切地加入造反派组织呢?因为按照当时的说法：只有革命群众才能加入造反派，那末，倒过来说，只要是被批准加入了造反派组织的，也就是被认定具有“革命群众”身份的了，一旦这些人戴上造反派的红袖章，就等于是向周边所有人昭告：本人是“革命群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