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66年8月中旬起到同年9月上旬，从北京到外省的许多城市，都发生了学生冲击党政机关事件。这类冲击党政机关事件，一部分是由北京到外省市串联的学生领头、本地学生参加;另一部分是直接由本地学生发起的。无论是哪种情况，本地参与冲击党政机关的学生都是那些在工作组时期被打成“右派”或“准右派”，在红八月里被入了另册的学生。在每个学校里，这类学生的数量并不多，例如我上面所说的那所学校，真正参与“七·四黑会”的人大约只有20多个，加上曾经公开或私下发表过反工作组言论而怀疑自己上了工作组黑名单的学生，一共也不足100人。但由于大多数学校都发生了类似事件，各个学校的这类学生串联起来，数量就比较多了。

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这类党政机关，对那个时代的学生来说，是高高在上的很神圣而又神秘的机构。如果在这帮学生中间问一下：省委书记、省长叫什么名字?市委书记、市长叫什么名字?或许部分学生回答得出，因为毕竟这几个人的名字常常出现在报刊或广播里。但是，如果问他们：这几个人都长得什么样子，平常都干过些什么事?说过些什么话?相信绝大多数人都答不出了。那个时代没有电视，更没有电脑和互联网，信息是很闭塞的。至于那些省委、市委的副书记、常委，有多少人?都是干什么的?更是没有人说得上来。

都是一帮在校学生，赤手空拳地跑到党政机关的大门口来，没有人想搞政变，没有人想搞暴动，也没有人想对那些从未见过面的党政领导人搞什么人身伤害，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都只是想要找党政机关的最高领导人讨个说法，要求党政机关的领导人对工作组把他们打成“右派”学生一事作个交代。来请愿的大多数学生都只想早点将悬在他们头上的时隐时现的那顶“右派”或“准右派”帽子抹掉，当然，其中也有少数激进的学生，认为工作组整他们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扬言要揪出工作组背后的“黑后台”，有少数省份的激进学生甚至认为，他们省的那个省委最高领导人就是工作组的“黑后台”，指名道姓地提出要打倒这位最高领导人。

关于这一时期全国各地发生的学生冲击党政机关事件，我在《红卫兵运动始末》的有关章节作了概要的介绍，为了节省篇幅，我在这里就不再一一重复了，在这里，我只是提出其中两个事例来说一说：

（1）5万人静坐三天三夜，只是为了要一句话

全国最早的学生冲击党政机关事件是发生在西安的“八·一六事件”，也是参与学生最多的一次。在这次事件中，以西安交大的部分学生为首，串联了西安、咸阳两市的几乎所有大学和中学里受到过工作组迫害的学生和青年教师，号称5万人，一起到中共西北局大门口绝食静坐。

闹这么大的动静，究竟是为了什么?学生的要求很简单，只是要求中共西北局的最高领导人出来说一句话;什么话这么重要?就是要求中共西北局领导人当众承认：工作组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

最初，中共西北局的领导人拒绝接见学生，学生们就整整在中共西北局大门口绝食静坐了三天三夜。事情闹大了，被人捅到了北京国务院，周恩来总理直接打电话严令中共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出来接见学生。8月18日晚，刘澜涛出来接见学生，当众承认工作组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学生们随即散去。

这里要给大家讲讲：什么叫方向性、路线性错误?

据从北京传来的小道消息，实际上是毛泽东说的，他认为全国95%的工作组犯了方向性错误。

何谓方向性错误?这帮学生结合《十六条》和中央报刊宣传的精神加以理解，认为：毛主席发动这埸文化大革命，重点是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以，必须牢牢把握运动大方向，始终将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派，这些学生将这个原则简化表达为“矛头向上”;而工作组反其道而行之，在运动中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了普通的教师和学生，这叫“矛头向下”;应该“矛头向上”而工作组却“矛头向下”，这就叫犯了方向性错误。

何谓路线性错误?学生结合《十六条》和中央报刊精神理解：在这次文革运动中，必须贯彻党倡导的群众路线，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而工作组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群众的对立面，残酷镇压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这就叫犯了路线性错误。

为什么一定要中共西北局最高领导人当众承认工作组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很简单，如果地方党政的最高领导人都承认工作组犯了这样的错误，整错了人，那末，他们这些被工作组错整的人自然就该平反，时隐时现地悬在他们头上的那顶“右派”、“准右派”帽子就该一风吹了。

（2）静坐28天，只为要一个人，要到了却又随即放他回家了

另一次类似事件是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的一帮学生到国防科委大门口静坐。与西安的“八·一六事件”相比，参与这次静坐的学生人数少得多，只有200多人，但是，持续时间却长得多，整整静坐了28个昼夜，所产生的影响也大得多，因为这是在北京城里，天子脚下，静坐的地点——国防科委大门口，又恰好是国防部的西大门，引得京城市民大量涌往该地围观，造成的影响非同小可。国务院和中央文革的领导人、林彪、毛泽东全被惊动了。

这次静坐的目的，不是要一句话，而是要一个人，要一个叫赵如璋的人。这个赵如璋，是国防科委某局的局长，曾担任北京航空学院工作组的组长。一开始，这位赵如璋死活不肯出去，理由就是怕学生对他人身伤害，国防科委的领导也坚决不放他出去，但是，毛泽东、林彪、中央文革的诸位领导人都主张赵如璋出去见学生，林彪后来还光火了，说：赵如璋不出去，派一个排的解放军把他押出去!最后是中央文革的陈伯达亲笔给国防科委的领导和赵如璋写下了保证书：赵如璋“如果被学生杀死或打伤，陈伯达情愿抵偿”，这才把赵如璋交了出去。

事后，有人问北航红旗战斗队的学生头头：你们把赵如璋弄到北京航空学院后，干啥了?那位学生头头说：啥也没干，只是让他在学生宿舍住了两天，就让他回家了。这一答案，咋一听，很多人可能会想不通，200多人整整静坐了28个昼夜，连中央最高层都惊动了，最后只是为了让这个赵如璋到学生宿舍去住了两天，到底图了个啥?其实，仔细一捉摸，是这帮学生从一开始就没有想好：把赵如璋弄来有什么用处?打又不能打，骂又不能骂，工作组已经撤销，赵如璋也不再是工作组长，根本就没有权力代表组织给这帮学生平反，也没有权力向这帮学生承诺些什么，其实一点用处也没有，倒是住在学生宿舍里，还要这帮学生自掏饭菜票，从学生食堂打了饭菜来供他一日三餐，不赶紧放他回家还等什么?

从上面两个例子中不难看出，其实这帮到党政机关大门口来请愿的学生是很好安抚的，他们真正的目的和要求，并不是不合理，也不是不能满足，但是，我至今弄不懂：当时的各级党政机关领导人为什么这么怕这些学生?为什么要采取那些激化矛盾的做法，可见，在这些领导人的心目中，其实已经不是把这些前来请愿的学生当作是普通的学生，而是当作了真正的“右派”分子、阶级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