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过来人都知道，文化大革命那个时候没有社会腐败，但对可能产生腐败的任何因素都绝不放过。所以，运动除了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之外，还批判各种资产阶级思想和不正之风，提倡“斗私批修”和“灵魂深处闹革命”。

　　文革对上层领导干部如此严格，对基层领导干部当然也不例外，甚至在群众的直接监督下更加严厉，全党上下，人民群众对贪污腐败都是零容忍。所以，中国政府被联合国相关机构评为世界上最廉洁的政府，这是不争的事实，不管现在人们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有多大的分歧，但对这一点却是没有多少争议的。

　　我们知道反文革主要是反“四人帮”及其帮派，不过，纵然是他们该“千刀万剐”，但有一点应该承认，他们都是比较廉洁自律的，没有搞贪污腐败那一套。这从发生在他们身上的小故事便略见一斑：陈永贵，身为国务院副总理，却一直保持农民的本色，不拿国家的工资而是领大寨大队所记的工分;

   吴桂贤，是工人出身的女副总理，一直由原纱厂发工资，开会时服务员端来茶水她就喝，不料到了月底送来扣款单，每杯茶水5分钱，吴桂贤心疼，开会再不喝茶水了，服务员感到奇怪，问她，她说喝茶水不习惯，还是白开水好;政治局常委康生，看到红卫兵破四旧，就千方百计地将文物收集保存起来，在他临终前让家人把这些价值连城的宝贝统统交给了国家，一件不落;中央副主席王洪文，爱喝酒，工资捉襟见肘，有时就将人民大会堂宴会剩下的残酒照价买过来;政治局委员、夫人江青，平时爱好摄影，照相器材胶卷都是自掏腰包，从不让公家报销，陈永贵有时给她捎家乡的土特产，江青不好拒绝，但坚持付费，陈永贵只好不捎了，又一次王洪文从上海给她购药，价值300多元，江青追问王洪文付钱没有，一直追到药厂，并亲自将钱汇了过去。

　　人民群众对文革和改革心中都有一杆秤，他们不像那些教授、专家去钻一些理论上的牛角尖，他们更多的是感性认识，主要是对两个时期的干部作风有一个强烈的对比。

   于幼军反文革犯了顾此失彼的错误。他怕文化大革命50周年可能有人搞纪念，他怕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议被动摇，他怕文化大革命卷土重来。他的这种担心虽然有些夸张，甚至是别有用心，但也不完全是杞人忧天。不过，他认为自己有反文革的任务，并大有舍我其谁的架势，这就未免太缺乏自知之明了，于幼军完全忘记了自己是个什么人。

    一个贪官去反廉洁的文化大革命，就像一个婊子指责良家妇女一样，岂不是莫大的讽刺。我们早就发现有一个不好的规律，凡是贪官差不多都反对文革，像于幼军这样的贪官大有人在，和他合著《社会主义500年》的黎元江就是一个贪官并被判处12年的监禁，那个同样指责“文革阴魂不散”的前国务院高官，也是一个道貌岸然的大贪官。这就难免让人对他们反文革的动机产生怀疑，对他们反文革的效果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打铁还要自身硬”，“己不正岂能正人”。贪官没有资格反文革，要反文革最好是让清正廉洁的官员来反，这样才有说服力，才有正能量。所以，当一个官员出来反文革时，一定要查一查他是贪官还是清官，首先要公布他的家庭财产，证实他是清官时就让他上阵，是贪官时就让他闭嘴，免得丢人现眼。所以，今后能否找到干净的官员，是反文革成败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