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监文化”，具有京都地域特色及历史的文化元素。中国的历史悠久，“太监”在人性世界中是一件很特殊的东西。通常，“文化”里有珍珠也有糟粕，而“太监文化”，恐怕是纯糟粕而不会有什么珍珠之类的了。正因为，它的人性曲线图是不一样的，在这种“文化”中，人性被扭曲并向恶方向发展。太监们最懂得观察和利用他的主子的弱点，并千方百计地有意扩大这种弱点，治事治国无方，阿谀逢迎有术；举贤荐能无策，献谗害人有道；安良哺善无谋，拨弄是非有计；荣辱与共无心，结党营私有胆。

太监文化的杰出人物当数秦朝的赵高，东汉的侯览、唐朝的仇士良、高力士、明朝的汪直、魏忠贤、清朝的安德海、李莲英等等，奉迎是”太监文化“中的招牌菜，因为太监们深知人虽有两只耳朵，但基本上都懂得——爱听好话。

中国文化根本上是一种杀子文化，信奉“棍棒底下出孝子”、“三天不打，上房揭瓦”。中国的孝道以恋父的形式，实现的却是心理上的恋母情结。恋父为形，恋母为实。阴阳兼具，又阴阳俱失，只能是奇异的太监文化。 

杀子文化与孝道携手同行，如同施虐狂遇见受虐狂，表现出奇异的虐恋倾向——挨打最多的儿子最孝顺；越是暴君，越是被崇拜。这在太监身上体现最典型、最彻底。
　　中国文化有阴阳论，天阳地阴，雄阳雌阴，奇阳偶阴；同时讲究“无我”和“守雌”，其核心是妇人之“仁”。“不仁”为阳，“仁”为阴。“仁”属于雌性文化。
　　“仁”即“二人”，意思是为别人“做人”：如果对别人没用，自己就丧失意义；独立的“人”没有价值，集体的“人民”才有意义。
　　“我”分为本我、自我、超我。“我”是“人”的根本，没有“我”，“人”就失去了根本，成为“不存在”。太监文化第一特征就是丧失根本——“无私”、“无我”。
　　中国有一则故事，讲差人押和尚，每日检点“和尚木枷”。和尚趁差人熟睡，将差人剃头，把木枷套在差人身上，然后逃脱。差人醒后，检点“和尚木枷”，发现“都在”，唯独差人——“我”没了。
　　“我”在事实上是不可或缺的，所以“仁”提供了一个“假我”代替。“我”与“假我”是两回事，这种悖论与分歧体现在中国古代文化的方方面面：口是心非、表里不一、说一套做一套、口语（白话）与书面（文言文）不一。
　　孝道是对自我意识有预谋的阉割软件，使自我权利被父权顺利地缴械和阉割，每个中国人会都被提前预装。“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在“孝”的大道旗下，自我意识被彻底消解，“我”成为父权的私有物品和杀子文化的工具兼牺牲品，从此一直处于无意识的蒙昧无我状态。
　　“我”只是血肉制成的硬件，必须由父权安装输入“孝”这个软件，成为父权意志的一部分。最后成为父权体系中的行尸走肉、螺丝钉、机器人。“我”的意识丧失和意志植入，从雌性化到无性化、最后再到工具化。从而成就父权这一唯一正确的雄性文化——貌似雌性的雄性文化。
　　“天地不仁”和“圣人不仁”说明，只有独一无二的“天地”和“圣人”才有雄性权利，将雌性、无性或物化的“万物”和“百姓”视为“刍狗”。自我意识天然缺失的“刍狗”是典型的太监文化象征，“温良恭俭让”精神的楷模，“百善孝为先”的模范。如果“不孝”，就丧失“做人”的根本，“乱臣贼（逆）子，人人得而诛之”。
　　这种文化貌似善意的老祖母面具下，实则包裹着剥夺自我的霸道父权思想。以恋父情结代替弑父情结的这种伦理模式，构成中国文化的精神内核——雌性的依附性。在雌性色彩的太监文化的熏陶下，自我意识的雄性文化在中国一直处于边缘、压抑和被排斥状态。
　　战争是人类对自己同类的狩猎活动，是令人兴奋的、典型的雄性行为。
　　在中国历史中，导致改朝换代的战争，是对厌烦忍耐力差的雄性文化的间歇性发作。但发作之后，在太监文化的主导下，即迅速回归厌烦忍受的雌性文化，直到来自民间或异族的雄性文化再度“雄起”。
　　楚汉争霸，项羽威胁要烹了刘邦他爹，刘邦笑道：愿分一杯羹。李世民弑兄杀弟，向其父李渊逼宫，夺取皇位。类似的这种对孝道的反动，就是具有“弑父情结”的雄性文化，它常常在新统治阶级那里得到明显体现。
　　但随着时间推移，在女人和太监堆里耳濡目染，统一思想的太监文化使其所有的雄性特征逐渐消磨殆尽，最后被孝道实施宫刑，彻底无性化或雌性化，沦落为新皇权施虐下的精神太监、雌性“老百姓”或无性“草民”。
　　“老百姓”是相对于“官”而言的词语，浑身布满雌性特征。“草民”则更直接去性别化，属于草本植物，类似“木头人”、“稻草人”。“官”的同义词中，“仓鼠”、“犬马”、“鹰犬”起码还算个动物。
　　满清的出现，是满族雄性文化强奸中原雌性文化的结果，最后八旗子弟还是没有逃脱被中国太监文化彻底雌性化，和去性化的命运，乃至气数已尽的帝国末日，以一个伪大的雌性——慈禧来母鸡司晨，宣告其雄性文化的彻底阳痿与阉割。
　　难得的是，百年之后尚有阎崇年之流的孝子贤孙，天天在CCTV上“白头宫女说玄宗”。

普遍定义

太监是一种官职。“太”指皇帝，“监”有督察、服务、帮助等意思。太监最早由一般男性官吏担任，后来成为阉人专享的最高官职，阉人因此以“太监”为最高荣誉。阉人的官职很多，但以“宦官”和“太监”最具代表性。
　　阉人在中国早期的夏商就已经出现。但作为一种残疾的人类弱势种群，正式获得社会承认是在秦始皇时期。秦始皇开中国皇权专制社会之先河，是中国所有皇帝的祖师爷和精神祖先，所以没有一个皇帝敢臧否他这个“祖先”——“劝君莫骂秦始皇”。
　　秦始皇对阉人群体悉心栽培和扶持，使其由最弱势群体陡然飞黄腾达，成为最强势群体，登上中国历史最高、也最阴暗的舞台。阉人集团水涨船高逐渐坐大，自我组成等级森严“阉党”，成为古代中国政治舞台不可忽视的常青势力。
　　不论皇权现时如何，皇权的未来一般都由阉党把持。阉人担负着未来皇权接班人——太子的抚养、教育（不一定是文化教育）、陪护、监护等圣神职责。形象点说，阉人扮演着皇帝的父亲、母亲、叔叔、兄弟、老师、同学、朋友、领导、同事、秘书、仆人、保姆、保镖等——除过妻子之外的几乎所有角色。
　　在这种封闭扭曲的生活环境长大的太子，登基成为皇权拥有人，面对陌生纷繁复杂的世界，最可倚重和信任的只有阉人集团。同时，在阉人群体中成长的心路历程，也使皇帝与阉人身心相连、休戚与共，阉人精神和性格早已渗入皇帝先天缺钙的骨髓。
　　如果摒弃中国牵强莫须有的“天”的概念，以“法”来代表人类正义，那么专制皇权最大的先天缺陷就是其权力来源的不合法性。如果暴力夺权合法，那么别人的暴力夺权自然也合法。这种暴力原罪带来的“非法”状态，使皇权天然的具有危机感与不安全感。对权力觊觎者的警惕和戒备，使其只能选择没有生命续航能力的阉人。阉人因祸得福，鸡犬升天。
　　虽然中国历史不乏外戚势力和大臣势力影响，但阉党组成的太监势力往往如如影随形，一直是皇权文化的主体构成。秦毁于赵高、汉毁于十常侍、晋更惨，之后太监文化日趋成熟。从中唐开始，宋明清社会已经整体完全太监化，反倒稳定起来。
　　中国历史选择了皇权专制，只能选择最为理想的阉人。失去阉人这个“中流砥柱”，皇权将迅速崩塌。所以世界历史中，缺乏阉人群体技术支持的皇权专制始终都难以成大气候。
　　中国阉人的命运与政治紧密相连，太监成为他们最为尊贵荣耀的符号，如同皇帝是所有官吏的梦想。
　　在古代中国，“学好文武艺，货卖帝王家”，全社会追逐的唯一目标就是官吏——皇帝的打工仔，只有“出将入相”“为官”才称得上成功人士。
　　太监净身以成功，官吏净脑以成功。前者是生理太监，后者是精神太监。对皇帝来说，其他人阳物或思想对皇帝构成威胁、也容易引起皇帝的大不自信。太监们忍痛割爱，大公无私，“放下包袱轻装前进”，取得皇帝的信任——“你办事我放心”。

诡异之处

太监文化的诡异之处不在于皇帝的强力意志，而在于社会的默契配合。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太监都是社会积极分子，都是志愿者，这不仅是太监文化的结果，也是中国社会文化雌性化的必然，是雌性社会对雄性皇权的温顺响应。
　　中国文化的雌性化特征，首先就是注重生育和繁衍，“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断子绝孙，不能生育后代，被认为是中国人最大的耻辱和不幸。
　　中国人看重生育，是奉行杀子文化所引起的绝后焦虑症，而且只有孩子多了，才可以实践“杀一儆百”。绝后恐惧是太监文化的最明显特征。所以中国文化表现为重生育轻教育，重肉体轻精神，有群体无个性，对未成年人要求听话懂事好好吃饭。
　　在孝道精神指引下，性在中国存在的唯一“合法性”就是传宗接代、多子多福，这样“妻妾成群”就是很正确、很合理的孝道。
　　相对民间而言，即使没有被净身，在太监堆里长大的皇帝对生育的焦虑恐慌症更加严重，而且越害怕越不能生育，哪怕“三宫六院”也没用。倒是每朝的开国帝王雄性十足，有时连儿媳都不放过，以致儿子多得要“杀子”。当年的辣手雍正干这事最出色，杀来杀去只留下乾隆这根独苗。
　　杀子要比现代的计划生育和技术流产堕胎恶劣得多，这种罪恶在古代中国人看来一直是正义的、正常的，跟农民打杈、剪枝、去苗没什么两样。
　　这种生育性文化替代完整的性文化，在孝道中国被发扬光大，结果造成中国全面的性失控和性紊乱。
　　在性紊乱的背后，是自我意识丧失导致的爱无能。爱无能对应的是太监文化中的性无能。因为“我”的“不在场”，发自内心的爱情便无法实现，所以就不存在爱情，如同太监不存在性。
　　“自我”的拥有者——雌性的父权手持孝道的圣旨，越俎代庖，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乃至指腹为婚，“我”便沦为生育通道。

爱情道路

爱情是厌烦的平凡人生中仅有的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是典型的雄性文化：像狩猎一样主动出击、疯狂追求，富于创意与浪漫，激荡出人性最华丽的乐章。但在太监文化的阉割和雌性文化的打压下，爱情变得永远无法到来。
　　没有爱情的性处于厌烦的困扰之中，于是中国就创造出令世界惊叹的房中术、采补术、御女术等春宫文化，以此减弱这种漫长的厌烦。所以在中国文化中，只有婚姻没有爱情，甚至只有生育而没有健康的性。
　　中国文化中的爱情缺失使人生变得面目可憎，包含生育的性被物化、工具化，随之人也被物化和工具化。这体现在婚姻中的“门当户对”和“血统论”。血统论在半个世纪前被改编为阶级论和出身论——贫农的女儿不能嫁地主的儿子，乃至像《芙蓉镇》中，“反革命”没有婚配的权利，这样“反革命”就会绝种。
　　雌性化的男人因为爱无能，使其丧失对爱情的想象力，只能以非自我这个爱情主体的门第、财产、权力来吸引或强迫女性，结果更像是购买或抢夺。如果遇见其他的门第、财产、权力的引诱或强迫，这些雌性化的男人立马投怀送抱，变节出卖本不存在的自我，往往显得比女人要懦弱得多。比如许仙、陈世美等等，简直数不胜数。
　　相对而言，中国女性似乎要健康一些，无论是古代的春闺诗，还是民间的传说戏剧，她们的自我意识比较清晰，爱情产生的兴奋使其焕发出灿烂的生命激情，可惜常常出现痴情女苦追薄情郎的尴尬局面，甚至是悲烈殉情。
　　直至现在，不懂爱情的人要比不懂性的人多得多。许多男人的征婚词是“豪宅房车海归处级干部高大英俊寻处女……”；许多女人的征婚词是“身材苗条皮肤白皙面容姣好寻成功人士……”。看着连中国房地产的广告文案都不如，活生生的人比钢筋水泥更冷冰冰。可见许多人已经被完全规格化和标准化，这实际是对人的一种自我物化和非人化。
　　令人欣慰的是，较少受到太监文化桎梏、与自然亲近的一些民间，雄性文化倒保留得比较好。七仙女、刘三姐、孔雀东南飞等民间文化中，不仅让爱情浮出婚姻的水面，而且对雌性化和去性化的太监文化持坚决的批判态度。
　　梁祝被不少研究者认为是中国古代“断臂山”。受太监文化影响，中国传统的美男子——潘安宋玉之类的“相公”，都是雌性化的男人。同时，“男风”（男同性恋）在中国历史中——特别是宫廷贵族中——一直很普遍，“断袖”在中国是美谈佳话，一点也不像在游牧文化中那样危险而可怕。在中国是“男女授受不亲”；在西方，则是同性授受不亲。
　　和性一样，真正的雄性在中国一直被视为是丑陋粗鄙狰狞的。这源于太监文化中的嫉妒与恐惧。这与西方除过中世纪以外大多数时期对身体和力量的崇拜截然相反。
　　对自己身体和性的鄙视和仇视，实际暗示了对自我的鄙视和仇视，扼杀“我”以致“无私”、“忘我”、“无我”。这来源于太监对自己身心残缺的极端自卑导致的极端骄傲。
　　这种太监文化不仅体现在反雄性化，也体现在对雄性的雌性化上。
　　《红楼梦》营造了一个雌性乌托邦的理想国——女儿国，贾母慈祥地统治着一方“温柔乡”，被完全雌性化的贾宝玉嗜好吃胭脂，混在一群脂粉女人堆里，“安能辨我是雌雄”。女人是水做的，男人是泥做的；女人是干净的，男人是污浊的。这实际是中国隐秘宫廷的童话版。
　　《水浒》中，雄性的众英雄屈服于雌性的宋江和皇帝，真正的雌性都是荡妇泼妇，下场很惨。无论雄性还是雌性，在太监文化中都是可鄙的。
　　《西游记》中，雄性的孙悟空、猪八戒、沙僧屈服于雌性的唐僧和观音，其他雌性则几乎都是狐媚吃人的妖精。西天乐土是一个没有性的天堂，这也是太监群体勉强可以皈依的精神家园。
　　《三国演义》中，正面人物刘备处处卖弄他的雌性风情，从依附到被依附，又哭又摔孩子，惹人怜爱，三顾茅庐，博取同情，不由使雄性产生保护他的欲望。“其智近妖”的诸葛亮更是完全雌性化的巫婆形象。从送女装羞辱司马懿的行为来看，摇扇抚琴的诸葛亮潜意识里已经产生了性别危机。
　　雄性的雌性化和去性化更进一步，必然是对雌性的压制和摧残，导致雌性的残疾化。男人才子化，反过来就是“女子无才便是德”。环肥燕瘦、贞节牌坊、房中术、采补术、三寸金莲、三从四德等等，都是这种对健康雌性文化摧残的残疾证明。
　　在文人小说《金瓶梅》和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末代皇帝》中，这种畸形的雌性文化和太监文化被挖掘得入木三分。
　　令人震撼的是，刚强果敢的杜十娘和白素贞，倒是比那些雌性化的雄性更显雄性特征。
　　8　中国文化反对理性的“性恶论”，感性地认为人性是善的。人变恶是因为受了恶的影响，对恶人应当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去“感化”，讲究充满母性色彩的“以德服人”，而不是理性的惩罚。皇帝坏是因为有奸佞；如果找不到奸臣，皇帝就是昏君——清醒过来就好了。
　　孝道是中国文化的中心思想。“存天理灭人欲”只能出自太监思想，太监奉行的就是“杀子文化”、“无性文化”。所以中国文化坚决镇压雄性的“弑父情结”，认为这是“大逆不道”的危险思想。
　　中国文化只有“心文化”和“身文化”，缺乏“脑文化”，所以食文化和诗文化最为卓著。思想贡献在2000年前停止，小说文体始终没有成熟。
　　中国人重感情轻理性，重关系轻界限，动辄得咎，就是“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这是一种莫名其妙兴意盎然的“人治文化”。这种文化爱屋及乌感情用事之下，制造出“株连法”和“出身论”之类的荒诞逻辑，也就没什么奇怪。
　　中国人对罪恶的认识也常常从主观出发，善解人意，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对大人物或与自己有关系的人，执行“功过论”和“动机/出发点是好的”；对小人物或陌生人则吊民伐罪，“不杀不以平民愤”。对是非的判断取决于感情而不是理性，愤怒也取决于对象而不是行为，对人而不对事。
　　在中国这个数千年思想禁锢的皇权专制社会，焚书坑儒文字狱不断，中国文化在民间不可能得到健康地成长，只有强势的官方文化意识形态才有可能成为中国文化主流。
　　谁也不能否认，太监群体一直是中国历史长河中永不衰败的权势阶级。从赵高到李莲英，简直可以说，古代中国的最高元首从来都是太监，或者“太监人”。因此，太监文化在中国滥觞以致成为主流文化，也就水到渠成。
　　如果说法家是一种准雄性文化，那么儒表法里的中国统治文化则是一种真雌性的伪雄性文化——以雌性方式矫饰雄性特征。这种阴阳莫辨的文化实则就是太监文化。
　　好比一只披着羊皮的狼，“成王败寇”本是其雄性的真实，却往往淹没在雌性的羊群中，而没人承认这里有一只狼，连这只狼自己也在学羊叫，不敢承认自己是一只狼。这样“狼吃羊”就被解释成“羊丢了”，因为没有人相信羊会吃羊。
　　狼跟羊混久了，狼就吃起草，最后变成羊，被新来的狼吃掉。
　　中国文化的雌性化，产生了太监阉党这种人类的怪胎，并使去性化的“太监文化”成为中国文化雌性化的代表作和活化石，同时也发展繁衍出极其庞大而系统的太监社会文化：
　　虚荣、嫉妒、自私、脆弱、说谎、矫饰、冲动、迷信、缺乏理性、没有原则、心胸狭隘、人身依附、丧失自我、热衷阴谋、趋炎附势、逆来顺受、怯懦苟营、自我安慰、欺软怕硬、把道德当成法律、把伪善当成智慧、把强奸当成做爱等等。
　　佛教在中国几度滥觞与观音菩萨女性化，是中国文化雌性化的一个偶像标签，它一方面进一步软化民众逆来顺受的太监精神，另一方面以仁慈和善这种雌性特征，来包装这种对雄性强权的崇拜。唐以降，佛教的命运与太监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太监也不乏以佛自慰自居者。
　　在太监文化的大旗下，孝道文化就显得形而下之，二十四孝、岳母刺字等故事更是等而下之。
　　“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英雄岳飞，之所以匪夷所思地在风波亭恭顺而光荣地引颈受死，正体现了这种发育畸形的雄性文化，被雌性文化绑架、被太监文化扼杀的可悲可叹。
　　相对而言，近代之初，壮烈如谭嗣同和秋瑾，则唱出了不屈不挠的中国雄性文化的悲歌。岳飞只是名词“牺牲品”，谭嗣同秋瑾则是动词“牺牲”。

人类史的意义

纵观人类历史，人类与世界的交流和探索一直是一条不息的河流。人类在这种生命的动态中力图认识自我、拓展自我和定位自我。
　　在古代中国，出于这种文化交流的自然欲望，“蛮夷”或“番邦”如过江之鲫纷至沓来，屡屡叩门来“朝觐”我们伟大的“天朝”。而中国却从来没有这种欲望——因为中国就是“天下”，“天下”之外，都是野蛮蒙昧的“化外之地”。
　　除过早期的张骞出使西域，太监文化成熟以后的中国对外历史中，仅有三次算是有点影响的“王道”文化交流事件：玄奘西游、鉴真东渡以及郑和下西洋。前两个是和尚，后一个是太监，就是没有一个“正常人”。
　　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也是唯一一次具有世界意义的文化探索。遗憾的是，这次劳命伤财的壮举的目的，竟是传播伟大正确皇恩浩荡的太监文化，并由一群出类拔萃的太监领队。
　　如今有不少中国人常自豪地将郑和与哥伦布、麦哲伦相提并论。如果把这种充满激情的远洋比作做爱的话，文艺复兴风帆下的哥伦布和麦哲伦具有明确的目的和坚强的斗志，而郑和的梦幻舰队则虚怀若谷身无长物，如同干部拿公款出国“考察”似的，累得满头大汗却一无所获——再豪华的床也无法弥补阳痿的遗憾。
　　所以，“相同”的历史行为竟产生截然相反的历史结果，对此往往有许多人百思不得其解。现在仔细考量下郑和“太监人”的天然缺陷，及其身后非雄性的太监文化，这种问题也就不成问题了。
　　国就是国，家就是家，中国文化却将“国”雌性化为“国家”，对家长的“孝”上升为对国君的“忠”；对民族和国家的理性认同，被雌性化为感性的“爱”（国）；“杀子文化”下，被强迫的对领袖的“尊重”，被雌性化为带有性爱成分的、肉麻的“热爱”、“爱戴”、“亲爱”。
　　雄性冷酷的统治者总被太监文化包装成雌性化的、母仪天下、爱民如子、慈祥庸俗的老祖母形象：“儿孙满堂”的“普通老百姓”绕其膝下，又和又谐“其乐融融”。“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愚民无知”，老祖母就天天讲“皇上英明”的故事。告诉你不要随地大小便，什么是光荣什么是耻辱，要文明孝顺听话，要热爱“母亲”。国家大事是大人的事，教导你多做贡献、多献爱心云云。
　　国家的法理概念被太监文化阉割于无形，国家的统治者被神化为道德优势的权威和完美绝伦的上帝——“天”，国家的法治功能被上帝式的布道和感召所取代，统治者的企图被神化为上帝的福音。国家的公民意识蜕变为上帝面前的（迷途的）羔羊情结，“爱（心）”和“（爱的）奉献”成为民众面对国家和统治者的唯一关系。
　　“爱”再细化，就是所谓“忠”、“孝”——大孝为忠、小忠为孝。杀子文化的国家被神化为民众的“父亲”、“母亲”，“爱民如子”的国家公务员被神化为“父母官”。
　　神化使国家成为形式虚无的社稷，神化使政府成为不可侵犯的庙堂，神化使公务员成为不容亵渎的神圣，神化使神秘成为必须。政治因此完全背离法理的公开和透明，政府由法理的被监督批评的服务机构，变成尸位素餐高高在上受人香火的神殿。
　　这种可疑的雌性化文化和太监文化沆瀣一气，互为表里，发展壮大到现在，果然形成了大行其道、蔚为壮观的犬儒文化、泼妇文化、老大妈文化、谣言文化、鸵鸟文化、势利文化、迷信文化……真不知是幸还是不幸。
　　虽然骡子和弓箭曾经被世界各地早期人类不约而同地独自发明出来，但太监却是古代中国独创的第五大发明。西方几乎没有出现过太监这种人类怪胎。
　　人类在驯化动物时，有意的将一些动物阉割，使其容易驯服，以实现人类奴役的自私目的。比如将猪阉割后，猪更加温顺，除过吃就是睡，为人类多快好省地生产食物——猪肉。
　　人类对自己同类“私处”的阉割，使其不再是完整意义上的“人”。这种被阉的“人”丧失生命根本意义的认知，造成阉人的人生价值追求疾速退化丧失，只勉强留下吃（饭）和活（命）的功能或欲望——吃是为了活，活是为了吃。这或许是中国口腔文化发达的隐秘根源。
　　阉人因为失去生命的延续想象与超越可能，从而对未来丧失感知能力。未来愿景的缺失使诚实、信用和责任感失去存在的依据与基本价值，导致自私、撒谎、欺骗、无理、不负责任等人类隐性缺陷突变成显性缺陷，形成人人信奉的、正常的、熟视无睹的社会普遍现象。

与西方宗教对比

太监文化的愿景缺失与西方宗教文化（现时有上帝，未来有天堂/地狱）形成鲜明的对比。
　　当阉人置身于身体健全的人群之中时，因为缺乏“生存”之外的价值观认同，恐惧感和危机感立即凸显，自卑、懦弱、排斥、嫉恨、自闭、悲情、绝望之情油然而生。
　　大概因为这个缘故，阉人们选择了不会互相嫌弃的封闭的群居生活。因为他们不存在“家”和“性”的“麻烦”与“隐私”。在集体面前，“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而且只有在集体的怀抱里，他才能感到安全自信和温暖。
　　阉人个体的怯懦在群体的数量支撑下，“攒鸡毛凑掸（胆）子”，有时候会如火山迸发，突然变得异乎寻常的亢奋、自大与狂妄，出现“万众一心”、“众志成城”、“试看天下谁能敌”的壮观场面——即所谓“民愤”、“众怒”、“中国人民的感情”等。
　　这种“义和团现象”连同相反的“树倒猢狲散”，是太监文化独特的另一面，根源或许在于生命的虚无感所引起的“大无畏精神”爆发——所谓“光脚的不怕穿鞋的”。这一点常常为人们所忽视或迷惑——忽视使人误以为懦弱，迷惑使人误以为勇敢。[2] 

衍生含义编辑

精神文化

与生理阉割相比，精神和文化的阉割则更加阴暗邪恶，为了得到太监而进行的阉割毕竟是少数人，而精神阉割却使整个民族丧失了独立精神、思想创造性和增长能力，并且制造了无数的精神太监，本来是社会精英的文人，变成了丧失了人格尊严的“精神太监”。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精英们的争宠是可以理解的：做一只受到恩宠的狗，要比做一只流浪的丧家犬舒服的多。在他们主创的太监文化和他们的行为把中国人形象搞坏的时候，他们又像一群无赖的疯狗，把所有的责任推到民众和祖先的头上，于是炮制出民众愚蠢，无知，劣根性等理论。同时指责祖先的愚昧，欺骗、误导。老百姓和孔子等祖先，成了他们错误的替罪羊。

官场太监

广西钦州市原市委书记褚之田，每次私下见到成克杰，都要行跪拜大礼，外加送钱。河南省卢氏县原县委书记杜保乾的继父去世，该县出动小车120多辆，数百名干部赴杜的老家鄢陵县奔丧，三个乡书记自备孝衣，亲自哭灵等等，类似情况并不少见。

官员人格太监化，奴颜婢膝，趋炎附势，是滋生腐败的黑色土壤，害莫大焉。加强干部队伍思想作风建设，扶正祛邪，扬荣去耻，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氛围，人们应警惕“太监文化”污染官风，谨防官员人格太监化。

历史由来编辑

太监文化是京城最有名最为历史悠久的文化，其中的“太监”要从古代说起，“太监”也称“宦官”（初始说法），中国古代被阉割后失去性能力而专供皇帝、君主及其家族役使的官员。又称寺人、阉（奄）人、阉官、宦者、中官、内官、内臣、内侍、内监等。唐高宗时，改殿中省为中御府，以宦官充任太监，少监。后宦官亦通称为太监。

《诗经、小雅》中有一篇叫《巷伯》的诗，汉代经学家郑康成解释：“巷伯，阉官内小臣也”，内小臣就是太监。如此看来远在周代的时候就有太监了，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太监是中国历史上特有的，那是封建统治者为了保证皇家血统的纯正而弄出来的玩意儿。由于两千多年积淀，沿习相传，太监也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有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有他们的群体文化。当然也会有了一些特殊的技艺，大内之中太监有太监的秘术，譬如“玉根重生”。

由于太监的遭遇是非人的，阉割是极其不人道的，特别是宫中遭遇到阉割的青年人，还没成家立室就首遭一截。因此太监的心理是极度阴暗的，也是变态的，一但他们主事，由于他们看待问题的方法和观念与常人不同，也就扭曲了朝政的实施。太监是皇帝于宫中的家奴，他们对皇家是有奴性的，因己及人，太监一但得势就视满朝臣工为其奴才，要是那个官员不递门生帖子（拜干爹），他就视为异己一定要清除。

“太监文化”的发杨光大是在最腐败的清朝，“奴才该死”这句话常见于明朝的后宫，那是太监做错了事面对主子的口头禅。可是到了清朝在太和殿、乾清宫中也常常能听到这句话了，也就是说太和殿上的大小臣工也与太监无异是皇帝的家奴了。其实为祸更大的是太监文化已经深入到整个清朝的官场，于是乎“门生帖子”、“主子”、“奴才”满天飞。至今，中国出名的文化博物馆是“北京宦官文化陈列馆”，在首都北京。

形成原因编辑

太监文化的唯一任务就是一切为主子服务，精神太监们用他们精明发亮的眼睛，紧紧盯住主人那张干瘪的小嘴，即使主子吐出几句自己都不明白的胡话，他们也能马上博引旁征，利用逻辑和各种事例，完美无缺的证明主子所说是绝对真理，而且无懈可击。这种以主子为中心的太监文化，把人类的一切知识变成了证明主子英明的工具。

因此在太监文化统治的中国，一切知识：古代的、现代的、哲学的、科学的都统统变成任意篡改、随意欺骗的工作。在这个文化气氛中，没有规则，没有责任，没有真相。无论什么知识，即使最客观的科学，来到这个太监文化环境中，就会变得面目全非。主子就是一切，就是真理，甚至主子的一句闲话，也是真理，甚至可以用来证明物理学最高原理，并且能够成为权威理论。

从生物学的意义上讲，他们已经不是一个完整的生物。他们丧失了正常生物的基本机能 他们没有正常人的稳定生存目的和正常的心态，因此太监在很多问题上，态度消极，生活随和，甚至会主动地放弃努力。然而太监一旦掌握了权力，或者有了钱财，那么阴暗的心理会随之一变，变得贪婪、凶狠和残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