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前夕，丹麦电台记者多勒俄普在访问中国国后，在丹麦电台连续播讲了他的访华观感，下面是他的讲话摘要：

造就一代新人——具有毛泽东思想的人

鞍山位于过去称为满洲的中国东北，是一个中等城市。现在它是中国重工业的中心。共产党中国企图以勤劳和智慧来使它变成一个中国的鲁尔区。

我访问了鞍山钢铁公司的幼儿园，听到六岁的孩子们合唱“小红花爱太阳，小朋友热爱党”的颂歌。还听到唱“感谢党和毛主席”的赞美歌。除这些歌曲之外，孩子们也唱一些例如帮老人过马路的教育歌。在中国唱这类歌子是自然的，其目的是为了造就新人——毛(泽东)主义的人。

我也访问了鞍山钢铁公司的宿舍。这个宿舍的居民组织起来每月学习毛(泽东)的著作两次。

现在只有少数老年人不识字，所有的年轻人都能读写了。我忘了问课本内容，但我相信是政治性的。当中国正致力于完成扫盲大任务时，表明人们有了受教育权，但只是为了革命的目的。这也表明现代社会与文盲是不相容的。

北京南郊一校长告诉我，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因之，教育必须与体力劳动相结合。学生要从事体力劳动，接触劳动人民，从而建立起体力劳动光荣的感觉。

中国人民艰苦劳动是为了避免产生穿轧别丁料子的贵族，知识分子的党领导人和工厂领导去统治穿棉布的群众。中国传统的读书人、当官的同农民是对立的，东欧和苏联的党与知识分子，红与专也是对立的，但中国的知识分子似乎有了恰当的地位。从我接触到的北京高等学校的一位女生的每天学毛泽东著作，参加体力劳动以及服从党和政府的需要来看，今天中国似乎已解决了个人与党的关系问题。所以，我的这一讲就题名为《我的心属于党》。

中国依靠自己建设新国家

中国人要依靠自己来建设新中国，他们正在三面红旗的口号下来创建自己未来的国家。

自一九五八年开始的、为了使社会主义更快建成的大跃进，曾以一步登天的姿态向西方挑过战，也颇使西方感到惊讶。但如把今天的情况跟一九五八年相比则可说是有些成功的。同时，如从中国曾遭水旱灾荒，以致濒于饥饿的边缘和一九六○年俄国专家撤退，使半建成的工厂处于瘫痪状态这两点出发，则我似乎认为中国在经济和社会上的大跃进是一个成功。

“三面红旗”和其他的口号说明中国是一个口号国家。这些口号都是一律的。

“人民公社”这面红旗强调说明要自力更生来建设中国。

另一方面，位于过去日本统治的满洲、现为中国东北的鞍山的大工厂，也是强调自力更生。现在中国能自己生产很多机器，从而摆脱了外国的政治和思想的干涉。

幸福江就是黄浦江。它位于长江流域，流经上海，注入东海，沿江两岸是中国重要的稻米产区。我曾访问过的马桥公社就在这里。

该社党领导干部张友明领我去参观新建的防台风的石堤。他告诉我，他共经历三次大台风。第一次在共产党夺取政权的前一年，即一九四八年。那次台风卷着江水，冲过江堤，淹没了一百个村庄，农民们可在自己的厨房里抓鱼，之后，生活都非常困难。一九五六年又遇到一次台风，后来合作社花了八千多工才修了条土堤。一九五八年公社成立之后，在国家支援下开始修建新的石堤，到一九六三年就完成了。第三次台风发生在一九六三年，但这次只用了一百个民兵在堤上巡逻就守住了江堤。因此，张告诉我，农民说：“过去是面对黄浦江，两眼泪汪汪，现在是黄浦江变成了幸福江。”

就这样黄浦江变成了幸福江。这是一部可怕的历史，一篇创造人民公社的建设性的叙述。但它不同于许多宗教和政治性质的叙述，它确是真实的。因为这类事情也发生在其他的人民公社里。

人民公社是功效卓著的创造中国的威信远远超过爆炸原子弹

在共产主义在中国取得最后胜利的十五年以后所建立起来的人民公社这种形式，是符合农业组织和中国农民的历史的。

中国的农业常遭水旱灾害，因而把多余的水留到干旱时期去使用，就成了中国农业的最大问题。过去旧中国不敢插手，现在人民公社做了。水的问题是我在访问中国公社时印象最深的东西，马桥公社的水泵站和长堤，广东星桥公社的长坝以及台里(音译)公社的水库等都是为了解决水的问题。它们都是公社花了巨大的人力，由农民自己建造的。

对我们习惯于合理运用资金的欧美人来说，只有很少几个人会赞同人民公社以巨大的人力去解决这些任务。但如看到人民公社对亚非访华者所产生的印象以后，那么，即使你不是共产党人或亲华分子，你也会感到激动。于是，理解了公社是一个功效卓著的创造。我觉得与其说公社制度是从马列主义理论出发，倒不如说是基于不发达国家的思想。在中国，人们能碰上印尼人、巴基斯坦人以及受过良好教育的讲法语的黑人。也许中国的人民公社能帮他们解决自己的问题，但毫无疑问的是人民公社是同中国组织的有效性分不开的。因此，在不发达国家模仿中国之前，就得先有这些组织。无论如何，从长远来看，由中国解决自身问题的才能所带来的威信，将大大超过它爆炸原子弹后产生的威信。

香港与大陆的强烈对比

在深圳河畔人们告别了一个世界，但三百公尺以后，就处在另一个世界了。

人们乘车自华南大城广州出发，到关卡查税时，共产党中国职员的态度颇为彬彬有礼。再几分钟后，人们就将在不列颠的直属殖民地——香港了。

丝毫无庸怀疑，人们就这样已在另一个世界了。迅即映入你眼帘的是：共产党中国的过分清洁，从上到下一干二净。不仅在领导新闻记者的外交部新闻服务处的经过挑选的办公地点是如此，而且在你为发现不仅有新中国，同时也存在着旧中国，而在晚上偷偷地溜去的那些地方也是如此。大城市内中国人所住的该称之为贫民窟的地区，紧密地排列着即使以亚洲的尺度来衡量也是住人太多的房屋和座落在逢雨即泞的土路两旁的旧房子。可是，即使在这儿，环境也是清洁的。尽管有泥巴，中国人还是按照所有的公共卫生指示把屋里屋外打扫得干干净净。

香港意味着芬香的海港，但这儿是肮脏的，所以这样称呼是为了不说出它脏透的真面目。

那儿街上堆满垃圾，屋内散发怪味——无论是正规的住宅，或是沿山而上的那些无家可归者所住的用废汽油桶拼盖起来的小屋，都是如此。人们也必须学会其它的保管金钱的办法。在共产党中国没有偷盗。您会习惯于不锁您的旅馆房门，您如把大宗的小纸币(在中国除小纸币外别无其他)一叠叠的乱放，您如不锁上装了箱子的汽车，也决不会发生什么意外。

但是，在用渡船把您从香港的九龙车站载往另一个属于该城的某一地点时，您就会在船上看到写着“小心扒手”的警告牌。钉上这些牌子是颇有道理的。在香港最上等的旅馆所供应您的印刷精美的说明书里，您能看到这样的规定：本馆对您因外人冒称本馆工作人员所受的损失概不负责。在中国，如同没有偷盗一样，其他的犯罪也是相当少的，几乎可以说是不再存在。而在香港则青年罪犯增多了，随着年轻人的成长，较严重的罪行，例如强奸，盗劫等都在发展中。““保护”制度却很吃香。于是，香港的擦鞋孩子，为了取得保护，就得每周支付一次保护金，也就是说，如果他们不付，那就肯定会遭到虐待。

在中国您根本无法请一位女士来喝杯茶——无论如何不能再有所求了。在香港妓院业的兴盛是相当公开的，妓院的招牌就挂在大街上。在中国您看不到一个乞丐，在香港您能看到乞丐同他们的小孩坐在一起。

人们来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这是一九四九年共产党人取胜以前的旧中国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