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对文化大革命历史成因的分析逐渐逼近文化大革命的大幕时，特别有必要使我们政治斗争的眼光越来越开阔与深刻。

社会政治斗争是非常复杂的，文化大革命便是一场大规模的社会政治斗争。当历史学家描绘他们视野中的任何重大社会政治斗争时，无论怎样穷尽有关历史素材，都可能在概括中将历史本身简单化。特别是当他们抓住了所描述历史的主要线索和主要思路时，常常有一种难以避免的趋势，那就是，将丰富的千方百面的历史事实都归为已经抓住的思路，各种现象不过成为他们论证自己思路的事实而已。

任何深刻的思想都有可能简化生活。任何有力的逻辑都有可能使丰富的历史变得干燥。结果，我们读到的历史描绘，可能在某一条思路上是深刻的，然而，相对于丰富的历史却是简单化的。

就好像我们原本要阅读一条滔滔千里的长河，然而，读到的只是河流主航道上的一条航标连线。当这条航标连线位居航道中流时，还能为我们标出一个正确的逻辑。倘若它偏离主航道，逶迤在长河岸边或者无关紧要的支流湖泊中，我们得到的或许只是一个有关长河的错误印象。

我们对文化大革命得以形成的历史分析，或许已经使我们抓住了位于长河主航道上的航标线，然而，对于历史的概括还应该更丰富、更全面。

对文化大革命前的历史分析，已经使我们抓住了这段历史的根本线索，那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这个斗争不过反映着经济本身发展的规律，反映着商品经济的力量，反映着价值规律的力量，反映着生产关系必然适应生产力并同时要求上层建筑适应自己的趋势。在这一点上，我们越来越清楚了。

在对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的剖析中，我们会更加清楚地看到历史怎样实现这个基本的逻辑。文化大革命的失败，究其实是商品经济的胜利。文化大革命的失败，不过典型地表明了生产力要求生产关系以及相应的上层建筑适应其发展的必然规律。这一基本的逻辑是我们标出的历史发展长河的主航线。

然而，作为对一场重大社会政治斗争的描述，我们不能只停留在对这个基本逻辑的描述中，更确切地说，当我们描述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乃至上层建筑的历史进程时，本身就表现为丰富复杂的社会政治斗争的方方面面。

首先，我们将看到，作为一场重大的社会政治斗争，文化大革命有着国际和国内多方面的背景。

就国际而言，涉及到非常具体的经济、政治、外交、军事、思想和意识形态的斗争。

就国内而言，这场政治斗争是各种力量的汇集，各种矛盾的交叉。

各种力量、各种矛盾又各自依据于它们深厚的利益基础；它们与国际上的不同力量有这样或那样的联系；它们也与广泛的社会思潮与传统文化有这样或那样的联系；它们各自表现出相应的意识形态结构。对方方面面的力量、矛盾和因素，我们都应该一览无余。

当把与历史进程相关的任何重大因素排斥在视野之外时，我们的判断必然是偏颇的。

就好像身历其境的各派政治力量，其代表人物的行为是各种因素汇集的结果。任何一个因素的消失或增加，都可能改变他们当时的行动，也会由此改写当时的历史。因此，武断地略去历史中的某些重大因素，必然离开真实的历史。

其次，我们还应该明确，一场社会政治斗争的诸多力量、诸多矛盾以及诸多因素，是在互动中合成的，是一个生动的运动过程。一切静态的分析只能提供叙述中的相对方便。任何对这种相对方便的过分迷恋都可能使我们失去对历史本来面貌的把握。

不同的政治力量与不同的矛盾在斗争的演化中此起彼伏，有着无比生动的力量对比的变化，有着瞬息万变的格局的变化，我们的概括必须紧随这种变化。深刻的结论应该在这种变化中不断地形成着、修正着、深化着，绝不要轻易停留在一时一刻的发现上。

如果我们把握的历史素材还未达到绝对丰富时，尤其要透过素材看到它们所依据的丰富历史。要把已经被烘干燥了的素材放到历史的长河中还原水分，使其在今天的研究中再现鲜活的意义。因为一切历史的素材对于今天，几乎都只是文字的记录。文字似乎代表了一切，又远不能代表一切。这是要特别清醒的。只有重新面对那段曾经鲜活的历史，才能对之做出生动而深刻的描述。

这样，再其次，我们就势必又会提到历史的必然性与偶然性这对范畴。

一个严肃的思想文本，总在对历史的描述中艰辛地寻找必然性，把一条条铁链似的逻辑发现出来，条理清楚地挂在世人面前。而那些文学性的历史记载，总在捕捉各种生动的偶然性，他们不关心那些令人敬畏的必然性，只希望在生动的偶然性中找到别致的趣味。

然而今天，我们严肃的思想却试图把必然性与偶然性对立统一地掌握在我们的视野中。

我们确实看到了由大及小的层层必然性，包括生产力将冲破各种各样的束缚为自己开辟道路的根本必然性。同时，我们也将不放过历史进程中任何重大的偶然性因素。

例如，像文化大革命中的重要角色江青。可以说，这一类人物的产生是必然的，但这一类人物的代表以毛泽东夫人的面貌出现，或许有某种偶然性。江青这一类人有必然性，江青这一个人却有偶然性。

我们不得不说，这个带有偶然性质的江青的存在，对于文化大革命绝不是无足轻重的。

所谓时机经常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结合，很多时机都带有偶然性的色彩。从历史哲学而言，一切现象都是偶然性的。历史规律这个必然性存在于历史现象这个偶然性之中。

每一个政治家都绝不错过对他们有利的偶然性。至于这里包含着什么必然性，那是三思而后得的东西。我们描绘这场重大的政治思想斗争，要尽可能还历史以真实的面貌。

再其次，还要指出的是，在研究这场重大的社会政治斗争时，作为对各派政治力量相互矛盾和斗争的描述与剖析，一定不要忘记透视他们各自的代表人物。

在文化大革命中，前前后后的政治较量是惊心动魄、残酷激烈的。各派政治力量的代表人物都在历史给他们提供的可能性范围内处心积虑地行为着。当我们将这些代表人物的思想、行为及其依据的背景、环境掌握之后，对他们的行为、意识形态特征及策略、动机，也都能入木三分地掌握之后，我们就有可能对这段历史有比较深刻、中肯的把握。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可以对任何历史描述做出我们的结论：当我们准确道出了一段历史中各种代表人物的行为逻辑及其背景基础时，我们就近乎把握了这段历史的最大真实。

这样做绝非容易。

在这个世界上了解他人从来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而要了解一段重大历史中的诸多重要历史人物，更是不容易的。可以这样说，对一段历史中那些特别重要的人物，如果缺乏正确的把握，哪怕对其中一两个人物把握有偏差，对那段历史的概括就将是片面的，有缺陷的。

用一个我们刚才用过的方式就是，那些重大的历史人物倘若有一两个偏离了原有的背景环境与思想行为逻辑，历史就不会是原来的样子。所以，偏离了人物，就是篡改了历史。

在这方面，我们不可有任何主观主义的偏见，不可有任何先入为主的成见。无论我们有多么丰富的历史知识，多么独到的思想，都要放下执著，做一个面对历史万分虚心的人。

我们在描述这段历史的过程中，绝不是在陈述已有的发现，而是要做出新的发现。叙述的过程就应该是再发现的过程。永远使我们的思维和语言追随历史本身的事实，按照历史的逻辑去探究历史的逻辑。

我们进入历史的思维，而不是让历史来注释我们的思维。这样，我们就可以面对一个完整的社会政治斗争。

这场斗争在一个完整的国际、国内的经济、政治及文化背景中产生和进行。这是一个巨大的系统。这是一个巨大的过程。这是一个多方面的格局。这是一个始终在变化中的格局。

千万不可纸上谈兵，将其简单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