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北京大学钱理群、孔庆东、张千帆、李零、陈波、柴晓明、宋磊等多位师长和张耀祖、李民骐、汤敏等海内外北大校友；感谢黄纪苏、旷新年、祝东力、秦晖、于建嵘、徐友渔和宋阳标、陈洪涛、范景刚等400余位社会各界的老师、朋友们！
 
       感谢你们的仗义执言，使我得以重见天日。
 
        请原谅我不能一一拜访，向你们表达我的谢意！

 
       我是2017年12月29日被取保候审的。但结束了30天的刑事拘留和14天的监视居住之后，我发现，对自己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我无法把这一页掀过去，只能直面这种考验。
 
       有人说我是北大学生，是学霸，是个不那么利己的精英。
 
       然而，马克思主义者和“毛左”，这个被不同的人赋予了不同含义的标签，才是我最珍视的身份。
 
       我能看到，剥削和压迫从未在世界上消失。
 
       家里有很多国企工人，令我自幼懂得国企改制中老工人的毕生心血如何被蚕食，亲眼见证他们被抛向社会，风雨飘摇；而更广大的弱势群体，无非黑煤窑脚手架血汗工厂，其生命轨迹，无非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
 
       “我咽下这工业的废水，失业的订单/那些低于机台的青春早早夭亡/我咽下奔波，咽下流离失所/咽下人行天桥，咽下长满水锈的生活/我再也咽不下了/所有我曾经咽下的现在都从喉咙汹涌而出/在祖国的领土上谱成一首/耻辱的诗”
 
       崛起背后，阴影长长，一寸光环，一寸血色。
 
      诗人坠下高楼，信念冉冉升起。
 
      这就是我立志忠于劳动人民，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原因。

 
       网上某些传言是真实的，北大读书期间，我确实曾是北大马克思主义学会的会员。我和大学里的同路人不仅在读书会上研读那些理论著作，弱势群体所在之处也会有我们的身影。经过数不清的唱歌跳舞讲新闻放电影英语班，渐渐我发现，无论走到哪里，都有校工大哥大姐和我打招呼——在打饭的时候，总会多那么一勺。
 
       毕业后我来到广州，除了参加工作，自力更生之外，生活没有什么不同。说得高尚一些，我在广东工业大学中继续一点一点践行着理想，其实无非是继续参加读书会和志愿活动。
 
        在被拘捕的那次读书会上，我们讨论了几十年来的历史进程和社会问题——涉及重大历史事件、劳动者地位权利等等。我们讨论作为青年人应当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我承认，我们还谈到了29年前有大学生参与其中的那场风波。
 
      一定有人会好奇，我的言论是否真的过激？
 
       当然不如报纸电视教科书那么标准化，如果按照上述标准，承认社会有问题就足够“过激”了，讨论“如何解决”无疑更“过激”。
 
      但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有它的社会问题，都会有人对问题的解决之道提出各种各样的看法，这难道也是一种罪过？
 
      这是权利！
 
      宪法赫然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若言论有“过激”，那“自由”毫无意义！
 
      不过，如果拘捕我的原因是“讨论社会问题”，那至少让我感觉尚且受到了严肃对待。11月15日带走我的时候，警方看我从事教育行业便给我安了一个“非法经营罪”。或许因为过于滑稽，正式刑拘时换成了“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我一个24岁的青年竟然威力如此巨大，能够导致一所上千亩的大学“工作、生产、营业和教学、科研、医疗无法进行”？
 
        这不正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我被要求承认有密谋活动——真的有什么密谋组织吗？
 
       读书会需要什么密谋组织呢？广场舞需要什么密谋组织呢？读书会上种种必要的简单分工，难道就是什么“密谋组织”吗？
 
       我还被要求承认自己有“极端思想”，保证以后再也不参加读书会，被要求“供出”更多有相同思想的人。
 
      看守所冰冷的地板，八小时连续不断的审讯，监视居住的绝对孤独，太多太多精神折磨，难以言说。当被告知更多的人会因我被抓捕，父母会被连累的时候，我承认，我没能顶住这种巨大的精神压力，只想快点了结，哪怕自己进监狱，只要能让其他青年和家人得到安宁。所以，我妥协了。
 
       没有料到随后会被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绝对孤独岁月让我话都说不清楚，思维也十分迟缓。
 
        经过十几天恢复，我终于回过神来——更没有料到：我的妥协竟如此苍白无用！
 
       虽然这次因读书会受到牵连的孙婷婷、郑永明、叶建科几位青年也与我一同取保候审，但左翼青年徐忠良、黄理平、韩鹏和我的女友顾佳悦却被网上追逃！我们的罪名并没被取消，依然是待罪之身——尤其是徐忠良四人，他们现在就是被网上追逃的“逃犯”！

      我不敢想象，他们四人现在处于什么境地。一闭上眼，就仿佛看到了当年在国统区，那呼啸的警车、刺耳的警笛和手持通缉令的密探追捕那些东躲西藏、找不到一处存身之地的进步青年们！

 
       而我，也可以沉默不语——按警方指示，“谨言慎行”，回归“正常”的生活，放上一张平静的书桌，躲进小楼成一统，从此去做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但却要一辈子背负不属于自己的罪名，一辈子远离读书会和我热爱的劳动人民。
 
      更何况，我还要眼睁睁地看着其他左翼青年被四处追逃拘捕！
 
       并非出身名校的他们不会像我这么幸运，能在大家的呼吁下走出来——他们连广州都出不去，更没有当年的延安可以投奔，只能去经历何其漫长的监禁岁月!
 
       我走出了监狱，可是套上了良心的枷锁；逃脱了法庭，但永远遭受道义的审判。
 
       甚至我们都是微不足道的。但自此之后，任何理想青年都可以被抓捕，任何读书会都可以被定罪，任何志愿活动都可以被控制，理想精神不可触碰，言论自由极端廉价，马克思毛泽东都是笑话！
 
      要多么无情无义，才会在此刻低头？！
 
      我听到许多“适可而止”“中庸之道”“退一步海阔天空”。
 
       我当然能理解这是对我善意的关怀。但我怎能躲开我的同志，去做那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更不必说，“言论自由”受宪法保护，无所谓适可而止；毛泽东思想旗帜鲜明，从不是“中庸之道”；我“退一步”让自己“海阔天空”，但我的同志却要跌下万丈深渊！
 
       ——同时跌下万丈深渊的，还有所有青年理想主义者的全部尊严。
 
       与其忍辱偷生，不如迎头面对！我只能说出真相，再不妥协；即便再次经历牢狱之灾，也远胜眼前这苟且的煎熬。
 
       一切善良的人们啊，恳请你看到——你为之奔走的人在这里，他不会辜负你的呐喊。
 
        他将昂首挺胸，面对暴风降至。
 
        他已做好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