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学校失联一天后，在读博士研究生杨宝德被发现溺亡西安灞河中。1月8日，死者杨宝德的哥哥杨宝佳，以及西安交大新闻中心工作人员向封面新闻记者证实了这一消息。据了解，杨宝德生前系西安交通大学药理学系在读博士研究生。今年28岁。另据当地警方调查，已排除刑事案件。

据报道，杨宝德自杀后，其女友于1月8日以网名“追寻杨宝德”发布长微博：《名校博士不堪导师奴役自杀身亡，导师冷漠无情不闻不问》一文。文章中称，2017年5月，杨宝德曾想自杀，但被阻止。杨曾因周老师批评产生巨大的心理创伤，以致独自步行去秦岭，自杀未遂。回校后有跳楼倾向，被女朋友发现后制止。 

“12月18号，周老师答应帮杨联系出国事宜，他很高兴想考了英语资格证。12月21号，杨却因学英语而被周老师批评，让他明白周老师不会放他出国。……出国无望，学术无果，这直接导致杨产生了巨大的精神压力而作出了轻生的行为。”对此，西安交通大学新闻中心一名工作人员回应称，关于杨宝德自杀的原因，学校目前还在调查中。

在学校的调查还没有出来之前，就认定导师“奴役”学生，显然是不合适的。但这件事，也引发诸多思考。读博士的意义何在？导师和学生之间到底应该是怎样的关系？为何我国大学的教授一再遭遇类似的质疑？

 “学历崇拜”、学历贬值与学历高消费

按照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速度，到2020年，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将达到50%，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本来，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中，学历情结应该淡化，对人才的评价将从学历转向能力，但在我国，大学毕业生就业难，与根深蒂固的“学历崇拜”，促使一批学生，把成才与“升学”、提升学历层次直接挂钩。

今年，报考研究生的人数，达到238万，而调查显示，八成考研者，是希望通过考研获得更高的学历身份，以提高就业竞争力。这一考研出发点，根本就经不起推敲：读本科没有提高就业竞争力，难道读研就提高就业竞争力了？如果读研没有提高就业竞争力，是不是要继续读博呢？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还真有不少这样的学生，本科毕业，找不到理想工作（或者不愿意找工工作），想考研；研究生毕业，继续读博；博士毕业，再读博士后；然后就……只剩下“圣（剩）斗士”了。以提升学历层次为目的的读研、读博，在高等教育精英化时代，还因“物以稀为贵”而有一定的价值，但在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却催生学历贬值、学历高消费和盲目的“混文凭”问题。

我国博士教育的规模早在2007年就已经变为全球第一，但是，博士教育质量却和欧美发达国家的博士教育有很大的差距。一个令中国博导和博士生极为困惑的问题是，连中国大学自己也看不起自己培养的博士：几乎所有国内名校在招收新教师时，都明确要求有海外名校的博士学位。于是，很多本土博士，追求的不是搞学术、进大学和科研机构工作，而是想考公务员（相应的公务员、事业单位招考，都提高学历层次）；想搞学术研究的学生，则不想在国内读博士，因为在国内读博士，没有多大“学术前途”。

这都带来博士教育的尴尬，对于不想搞学术研究的博士，导师布置学术任务，学生必定心不在焉，因为他们只希望混到一张文凭；对于想搞学术研究的博士，希望出学术成果的导师，必定希望其一直跟着自己，“产出”更多的学术成果，但学生却并不愿意留在国内。这次引发舆论关注的西安交大博士生自杀事件，据说这名博士就想出国，却遭到导师阻扰。

某名校的一位博导，曾告诉我，他在博士生入学时，就和学生谈话，明确掌握学生读博的意图，如果不想从事学术研究者，他努力帮其获得学位，并不会特别给他布置过多的学术任务；而对于想搞学术研究者，他则建议趁早出国。这名博导说，他由此被学生认为是最好的导师。

这名导师深刻了解当前我国博士教育、大学办学的现实，但并非所有博导都如此。而从博士教育的的实质看，这是针对现实的“务实”的选择，但是，却不是博士教育应该有的样子。因为博士教育，主要就培养学术人才，我国大量攻读博士学位者不做学术研究，以及攻读国内博士，很难顺利获得研究岗位，是不正常的现象。

在欧美发达国家，硕士研究生教育，是过渡教育，具有很强的职业教育属性，而博士教育，则一定是学术性的，今后不愿意做学术研究者，一般不会选择攻读博士，而大学招收博士生，首先必须考察其学术潜能、学术兴趣。

没有学术潜能和学术兴趣，只为一张博士文凭攻读博士学位，做自己不感兴趣的研究，这是痛苦的；有学术潜能和兴趣，但难以实现自己的学术梦想，这也是痛苦的。这是我国博士教育规模已经世界第一之后，必须直面的问题。

扭曲的导师制

在我国，导师被学生叫为“老板”，已经是有20多年历史了。有人认为这是和“国际接轨”，因为国外一流大学，导师也被学生称为“老板”，但是，其内涵是不同的。总体而言，发达国家大学的博士导师，其导师职权是被限定的，导师不能布置学生完成超出学业、学位论文之外的任务；布置额外的任务，需征得学生的同意，且按聘用员工支付相应的报酬，否则，导师的行为会遭到伦理委员会的审查。

但我国大学的导师，有的直接把学生视为“打工仔”，不但给自己的课题项目打工，还要求学生跑报销、接孩子，等等，令学生不甚其烦，有媒体报道，有学生为“躲避”导师，往往配两个手机，一到双休日、节假日就关掉平时和导师联系的导师。这种“小聪明”当然会激发师生矛盾。

另外，虽然我国大学的导师，被称为“老板”，可是，导师却难以用自己的教育声誉和学术声誉，为博士教育质量“背书”。为提高博士教育质量，我国很多大学（学院）都提出统一规定，要求博士生必须发表多少篇论文，才能进行博士学位论文答辩；而为保证博士学位论文质量，在答辩之前，要进行匿名盲审，在答辩时，采取导师回避制。因此，国内大学的导师应该有的导师自主权，却是缺乏的。

由于不需要用自己的教育声誉和学术声誉对自己培养的博士负责，因此，有的导师也并不重视对学生进行指导，一起进行学术研究。攻读博士的学生变得焦虑、苦闷，导师“卡”学生让学生为自己的项目打工的问题，也就屡见不鲜。

推进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回归教育本位

目前看来，很多网友并不相信这名博士自杀，完全是自己的原因，而是质疑这背后定有导师的因素。大学要回应质疑，一方面要认真启动调查，这是对所有当事人负责任的做法，包括当事导师，否则，如果不启动调查，这名导师就一直会背着“奴役”学生嫌疑人的身份。如果调查表明这名导师不存在“奴役”学生的问题，那就还其清白；而如果调查发现这名导师确实存在不当行为，学校应追究其责任，同时要对当前的导师制进行反思和检查。

另一方面，我国大学需要通过建立现代学校制度，提升学校办学的公信力。客观而言，目前以行政为主导的教育资源和学术资源配置模式，以及教师管理、评价体系，会让教育事务和学术事务的处理，偏离教育标准和学术标准，进而影响大学的公信力。

近年来，我国大学经常由于导师行为不端（包括侵占学生成果、性骚扰学生、学术论文造假抄袭等等）而遭遇质疑，而大学的回应，要么不及时（甚至根本不回应、不处理），要么回避重点，这进一步伤害大学的公信力。要让大学办学获得公众信任，需要大学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实行学术自治、教授治校。

具体到导师制建设上，首先，不应该把博导当作头衔，而将其作为职务。在欧美发达国家大学，一名博士毕业的助教就可担任博导，但我国目前还把这作为一种头衔对待，这本身就是对导师制的异化，虽然近年来已有大学尝试聘请讲师、副教授担任博导，但总体而言，博导头衔的观念未变。

其次，要推进教育和学术管理、评价去行政化，建立教授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对教师的教育能力、教育贡献、学术能力、学术贡献实行专业同行评价，让教师有教育声誉和学术声誉意识，减少急功近利；更重要的是，要全面落实导师权，从招生、到培养、论文答辩、毕业，强调以导师的教育声誉和学术声誉，保障人才培养质量。这是一个系统的改革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