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名《欠安的中国》）

【一】中国人的集体焦虑

当今中国最大的特征，就是进入政治焦虑、经济焦虑、信仰焦虑、生存焦虑等等全面焦虑期，上至政治领导人、各类精英，下至普通百姓，都缺乏安全感。中国数十年的野蛮成长，没有能够建立有效的精神秩序、政治秩序、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在丧失精神凝聚力的背景上，丧失了基本的政治伦理、经济伦理和社会伦理。于是，所有的权力、财富和荣誉都失去了合法性和可持续性，都经不起法律和伦理的拷问与推敲，因而全部失去了安全感。

当你把财产托付于股市，股市崩溃；当你把精神信仰托付于寺庙，方丈贪腐；当你把美好的念想托付于精英，精英们又丑闻不断。这就是今天中国的实际境况。

★政治焦虑

当今，中国最缺乏安全感的阶层当属政治家，职位越高，安全感越低。当我们看到诸如周永康、徐才厚等家藏成吨的美钞、数十支枪支时，你会认为他们仅仅是贪婪吗？其实，他们最主要的是缺乏安全感。那么多人把孩子移民到美国，仅仅是崇洋媚外吗？其主要原因仍然是缺乏安全感。因为中国缺乏正当且安全的政治逻辑、经济逻辑和社会逻辑。

在中国的历史上，“腐败”与“反腐”从来都是封建王朝的政治手段。在以儒文化为基础的人治结构中，官员之间的制衡恰恰是“你腐败、我放心”，你能授我以柄，那就形成了政治制约的“投名状”。发现了你的软肋，我才可以任用你，因为这样你才必须效忠与我，形成生死同盟。有的则是为了消除帝王对自己的提防，故意自毁名声、假作平庸，以求自保。如曾国荃、蔡锷等。

在人治的政治环境中，官员的权力来自于他的上级而非民众，所以他只需要对上负责，“忠君”意识成为主流。由于缺乏合法性和制度的保证，个人的兴衰荣辱，也都系于政治帮派之上，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在中国，这些寄生于政治帮派之上的官员，每天处于极度的焦虑之中。

★经济焦虑

中国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可以说是挖空心思，什么“一带一路”、什么“PPP”、什么“全民创业”等，频频出招，足见中央政府出于极度的经济焦虑中。但是，这些密度极高的经济号召，其社会的相应却很低，这些经济手段缺乏内在动力。而以往为了刺激经济发展，地方政府的政府负债已达56万亿，再采用大规模负债的方式刺激经济显然不妥。

应该说引导民众创业是对的，但不能搞拔苗助长式的创业“大跃进”，尤其是“大学生创业”。因为大学生创业的成功率不足5%，当今城市的创业成本极高，一味鼓励所谓的“大学生创业”无异于杀鸡取卵，其95%的失败率会耗蚀多数家庭的资产储备，而每一个家庭的创业损失，实际都是国家损失。而且，中国主要的经济资源集中在央企和政府，并没有向公众开放，又如何能营造良好的创业环境呢？

作为经济的主体，企业家无疑是当今最焦虑的群体。

许多企业家难以摆脱原罪的阴影：在中国的经济环境中，按照完全合法的原则做生意很难发家，因为最主要的经济资源掌握在政府官员手中。中国的顶级富豪多是房地产或能源型产业的经营者，要获取这些资源，往往需要参与权力寻租。同样，如果不避税的话，按照正常的税赋企业可以存活吗？如果不超载，长途运输还能赚钱吗？也就是说，中国既没有形成民众公平共享的经济资源环境，又没有形成民众可以正常经营的政策环境，在此环境中的成功者，很大一部分属于官员腐败的共犯或违法经营者。政府为了保持经济的稳定，尽可能不动这些商界精英，但许多企业家难免原罪的恐惧和焦虑。

★社会焦虑

首先，在中国股市上有大量的借钱炒股、代客理财类型的炒股者，此次股市塌陷之后，如果短期股市不能解套，无数家庭面临债务纠纷，大批股民陷入“股市焦虑症”。很显然，中国股市已被境内权贵资本和境外财团劫持，中国股市“欠安”！

其二，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工资收入赶不上物价飞涨的速度，社保金负担越来越高等等。在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位的中国，民众居然还生活在教育、医疗、养老和住房等生存危机的焦虑中。

其三，中国有近3亿徘徊在城乡之间的农民工阶层，这是中国真正的工业产业大军。在中国制造业总体下滑的今天，进城还是回乡，也是深深焦虑的事情。

其四，中国大学生的就业焦虑、发展焦虑。他们的父辈已经透支了他们的生存资源，破坏了生态环境，他们今天可以拿着iPhone手机逍遥于市，殊不知等待他们的是极度的资源匮乏和极度的生存危机。

【二】中国如何重建秩序

由于体制原因，中国政府习惯于将各类难题留给后人，一届一届地往后拖。但到了今天，对于本届政府来说，所有的问题已经再无推诿的余地了。很显然，小修小补的方式已经无法持续，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不能依靠简单的对策论，而是必须进行整体性的全面构建。

中国亟待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是秩序。

★重建精神秩序

精神秩序的创建，取决于中国未来构建什么样的价值取向。

此前的三十年，中国依靠激发人的物欲来驱动经济发展，但到了经济资源枯竭的今天，再采用“激发欲望”和“满足欲望”的凯恩斯经济逻辑驱动中国的发展已经走不通了。可以想象，一个把欲望当做信仰的国家，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

在中国高歌猛进搞经济的三十年间，美国却悄悄地占领了中国青年人的精神领地，被美国文化武装起来的80后、90后已经在成为中国经济社会的主导群体。国家高唱“中国梦”，但中国青年却在默默地营造“美国梦”。

那么，还有什么样的精神力量可以重新号召和动员中国的社会力量呢？

在中国，传统国学派、毛派、西方民主派等等，互不兼容且严重对立，导致中国难以找到精神秩序重构的接口。很显然，现有的意识形态理论已经不能解释中国和世界的现状，在当下世界，精神秩序的重建无法回避普世价值和普世文化的取向。

而真正实现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并不是要闭守于自己的国粹文化，恰恰需要主动性地拥抱世界文化。事实上，中华文化的基因，完全具备对接世界普世价值的接口，但被一家独大的儒文化遮蔽。如不能超越儒文化的局限，中华文化就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复兴。另一方面，中华文化的生命力，恰恰需要西方文化的激活，意识形态重建必须启动第三方话语权，才有可能形成新的文化生命力。

★重建政治秩序

在一个成熟的政治秩序中，可以选择平庸的政治家，比如美国的小布什等。但在中国政治秩序重建中，则需要伟大的政治家，因为中国的政治秩序重建需要大破大立。

一个按照人治构成的政治网络，到今天都没有被完全打破，从结网到破网要经历三十年以上的时间。但是，会不会形成新的人治网络？中国政治秩序重建的切入点自然是法制，但长期习惯于依附人治的中国司法，能否真正进入法制的轨道，这是最令人担心的事情。

★重建经济秩序

如果不建立经济秩序，再依靠拍脑袋的方式决策，一窝蜂地搞什么“开发区运动”、“全民创业运动”等，都只会使中国陷入更大的困局。基于三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中国目前尚有相当的经济存量，中国必须能够在3-5年内完成这些经济存量的合理转换，如果失去了此机会，中国将丧失前三十多年所有的经济积累。

重建经济秩序的切入点在“民生经济”即“安民工程”，而非大兴土木的基础建设和极度的刺激消费。简言之，就是将中国尚有的经济存量，及时地转移到民生经济领域，而非滞留在消费经济领域。这种选择的目的，是为了保住中国社会崩溃的底线，也是根本上“安民工程”、“安心工程”。

不要再无节制地刺激中国人的梦想了，也不要妄称“中国崛起”，那会把中国变成一个疯子。中国经济进入世界前二位其实只是一个幻象，中国经济的实际质量很低，充其量只是世界金融的试验场，有一天浮云散去，你会发现留在中国大地的只是经济的废墟。未来中国需要数十年的韬光养晦，扎扎实实地建立自己的精神安全体系、政治安全体系、经济安全体系和社会安全体系。

当然，无论是政治秩序重建，还是经济秩序重建，都涉及到如何对待政治原罪和经济原罪的核心问题，必须采取文明的方式，有效沉淀政治资产和经济资产，而不能采取武断的革命手法。否则，中国的政治文明和经济文明建设就会重新归零，而不能累进和成长。

在此，真诚地祝愿吾国吾民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