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冷战时期，美苏两霸主宰世界，给新中国造成巨大的压力。建国之初，新中国采取“一边倒”的政策，并靠自己的实力站稳了脚跟；针对美国敌视中国的政策，新中国针锋相对，采取一系列的举措，让美国处处感到新中国巨大实力。针对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推行的老子党政策，新中国给以坚决的批评和反对，最终退出社会主义阵营；六十年代末期至七十年代初，为了有效的抗击苏联的霸权主义，中国适时调整战略，促成中美和解，推动中美苏“三足鼎立”大国关系的形成。在这一系列的伟大事业进程中，毛泽东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新中国建立之时，世界处在冷战时期，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主宰着世界。如何在这个有限的世界中，赢得与自己相称的国际地位，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创建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重大问题。毛泽东运用自己高超的战略智慧，摆脱了近代以来中国在国际舞台没有自己地位的历史，构建中美苏三大战略的新格局，为中国人赢得了自尊和地位，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一个有利于发挥作用的重要的国际合作舞台。

一、与苏联结盟，站稳脚跟

1949年的新中国，按照国力军力，要得到国力军力和科学技术一流的先进国家所接受、并站稳脚跟谈何容易。尤其是美国，不仅国力军力强大，而且在内战之时支持蒋介石。它是绝对不会接纳新中国的。

当时在两极对立的格局中诞生的新中国，它的外交走向引起世界尤其是两个超级大国的关注。按照当时两极世界的思维方式，中国只能在两级中选择一样。这一点，美国总统杜鲁门在1947年3月12日的“冷战宣言”咨文中，说得再明白不过了，他说：世界已经分成两个敌对的营磊，一边是“独裁政权”，另一边是“自由国家”，“在目前世界历史中，几乎所有国家必须在两种生活方式中挑选一种。”当时对国民党政府而言，当然就是完全倒向美国，没有美国的支持和援助，蒋介石根本打不了内战。当然，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蒋介石对美国，就是通过签订《中美商约》《中美航空协定》等，出卖国家主权，给美国在中国掠夺资源、建立军事基地等作为回报。1949年，新中国即将成立时，由于苏共和中共两党在意识形态和社会发展方向的一致性，加上美国政府敌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没有根本的改变，因此，中国选择了“一边倒”的政策，宣布自己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苏联对新中国的走向自然是非常关心的，1949年初，就委派政治局委员来访，了解中共的意见。

新中国“一边倒”的走向，很快就得到苏联方面的回应。新中国的第二天，苏联政府就承认了新中国，并在第二年的2月份，与中国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并放弃了中长铁路和旅顺港，还给中国2亿元的贷款。新中国工业化之初，苏联委派大量的专家来华，帮助中国规划建立156个大中型工业项目。这些对新中国的站稳脚跟，是很有帮助的。

当然，结盟并不自然而然解决站住脚跟的问题，还需要自己的艰苦奋斗才行。朝鲜战争爆发后，战争对垒的双方本应该是美苏两国，新中国应该作为苏联的帮手，以配角身份参与战争，因为造成朝鲜一分为二的就是美苏造成的，金日成的解放计划也是斯大林首肯的，但是，在美国大兵压境的情况下，苏联却有意退却，将抵抗美国的任务抛给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按照唇亡齿寒的道理以及与苏结盟的责任，中国经过反复考虑，决定“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经过3年的与美国的军事对垒、苦战，终于“以小米加步枪”劣势武器抗击了以先进武器装备的美国军队，赢得战争的胜利。

经过朝鲜战争的洗礼，新中国的国际威望得到空前的提高。正如基辛格说的：经过朝鲜战争，使“新中国”经受住了战火的考验，彻底倾覆了中国一贯的软弱和被动的形象；向西方（在一定程度上也向苏联）证明中国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军事力量，为了保护国家它将不惜一切代价使用武力；确立中国在亚洲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主导作用。它确立了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军事强国和亚洲革命中心地位，它在世界和自己的眼中，都换了新貌。

与苏联的结盟给美国造成了无形的压力，这是客观存在。按照毛泽东的说法，就是“在我们面前站着一个强大的对手，那就是美国。美国只要有机会，总是要整我们的，因此，我们需要朋友。”“在帝国主义者如果准备打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请好了一个帮手。”这个帮手的帮助也许是直接的，也许是间接的、无形的。

中国与苏联结盟，从来不放弃独立自主的原则，1954年中国反对加入“华沙条约组织”和积极倡导不结盟运动就证明了这一点。中国不因为结盟就束缚自己的手脚，中国是要通过结盟来加强和提高自己自力更生的能力，通过结盟来寻求自己在国际社会中应有的地位，结盟是手段，不是目的。如果每一个国家在结盟之时，都认清自己的角色和定位，结盟不是依附关系，结盟是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开展结盟，那么结盟就会牢固，否则，结盟就会解体。

按照苏联的结盟原则，加入联盟的成员都属于苏联的卫星国，应当无条件的尊崇苏联的安排，在结盟内部完成分工的任务。长期以来，苏联就是以老子党的身份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自居。其实，苏联的这种做法，与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是相背离的。

中国的独立自主原则与苏联的要求相距甚远，后来发生碰撞和分裂是必然的。

二、长期与美国针锋相对，让美国感到中国的实力

美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的当权者无疑都是反共的。对任何共产主义的表现，美国的态度都是一致的，那就是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消灭共产主义运动。

对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呢，美国的举措如何？

第一，反对。历来如此。如果说有所例外的话，那就是抗日战争期间，由于对日作战的需要，曾经与中国共产党有过短暂的合作。而后，其反攻的面目依旧。不仅如此，在麦卡锡时代，当年对中国革命做过客观报道的美国记者、进步人士均受到政治迫害，失去自由。

新中国成立后，是否站稳脚跟，就是由于美国存在的缘故。美国对中国的敌视政策，不仅丝毫为改变，而且是变本加厉。

第二，敌视与伺机报复。敌视中国来源于看不起中国，因为美国实在是太强大，一个是世界第一，一个是“小米加步枪”。中国内战是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然而，战争的结局是强大的美国竟然输给中国共产党，这是美国从未甘心的。同时，由于美军并没有直接与人民解放军面对面的较量，因此，一有机会，他必定会报复的。“二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一个信心十足的超级大国，目睹共产党人在中国内战中的获胜，他们开始重新审视自己漠不关心的立场。”这个机会让它等来了，那就是朝鲜战争。朝鲜战争结果是美国不得不接受的无奈的结局，表面上是打了个平局，其实美国非常清楚，按照双方的武器装备的差距，平手就意味着自己输了。如果让对垒双方互换武器交战，结果就不会有任何悬念了。此后，美国在世界军事战场上，都竭力避免与中国直接交锋。

第三，遏制和孤立。军事消灭达不到目的，那就采用“遏制和孤立”中国，打外围战。此后，武装中国周边地区，对中国实行军事包围、经济封锁、贸易禁运以及操纵联合国排斥新中国的合法地位等就是遏制与孤立政策的表现。

第四，和平演变。通过中国内部实行演变，把中国演变成美国的附属国，纳入他的管控范围。他的计划是培养民主人士，从中国内部着手，瓦解中国。

第五，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台湾，干涉中国内政，使台湾问题国际化。

对于美国的这些政策，新中国做法一直就是针锋相对，要让美国承认自己的实力和存在。

第一，军事反击。从朝鲜战争结束第二年起，毛泽东就借台湾海峡危机向美国发出军事挑战，先后炮击金门、妈祖，随后，解放了一江山岛、大成岛等。在1958年为反对美国制造的“两个中国”的阴谋，人民解放军第二次炮击金门等；面对美国对印度支那的武装侵略，中国实行抗美援越战争，使得美国不能够从战争中脱身。

第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发展经济，加强国防建设。经济的发展是立身之本。毛泽东说：中国“如果能在国际上发生什么影响的话，主要靠我们自己把国内工作做好，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把事情办好。”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封锁，毛泽东在建国之初就预料到了的，“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害怕困难吗？……过去三年的一关也闯过了，难道不能克服现在这点困难吗？没有美国就不能活命吗？“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正是带着这种信念和决心，毛泽东预计中国可以很好的建设新中国。面对美国的封锁，中国利用内在自身的条件，大力发展国民经济。当然不放弃一切可以利用的外在和平的环境发展对外经济。同时，加强国防建设，按照现代化、正规化要求，着力科技强军，发展自己的国防力量。六十年代实现“两弹一星”，无疑增加了中国国防的实力，在国际关系的大格局中增添了无穷的力量。

第三，建立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中国周边有30多个国家，加强与周边四邻的友好合作关系，是中国构建和平的国际环境的首要任务。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提出要在平等、互利及相互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基础上，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1953年，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总理在同印度政府代表团谈判期间，正式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把它作为国际关系准则。1954年，毛泽东会见缅甸总理时，提出：“五项原则是一个大发展”，“五项原则是一个长期方针，不是为了临时应付的。这五项原则是适合我国的情况的，我国需要长期的和平环境。五项原则也是适合你们国家的情况的，适合亚洲、非洲绝大多数国家的情况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确立，为新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奠定了基石。

第四，放眼第三世界，剥离两大阵营，拓展国际舞台。中国要在世界舞台上发挥作用，必须扩大自己的活动空间才行。毛泽东1946年提出的“中间地带”，指明了中国未来外交关系发展的空间所在，而这些国家历来都受到帝国主义国家的奴役，在世界上没有地位。随着民族独立运动的向前发展，这样的国家会逐渐的增多。这些国家也渴望自己在世界事务中有自己的地位，因此，为中国发展与这些国家的关系提供了便利。历史上，大家均遭受国帝国主义的奴役，现实中，大家都面临发展经济的繁重任务，都需要加强与其他国家平等有好的往来，这一点，只有中国能够做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主张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处理国家相互关系，符合第三世界国家的利益，得到第三世界的积极响应。因此，中国在世界上活动范围巨大，也取得了卓越的外交成就。不仅如此，两大阵营并非铁板一块，他们的成员国均有反对“两霸”控制的愿望，因此，他们都是可以分化的。建国后，新中国就积极开展同“美霸”中的成员国即第二世界发展关系，就好像剥竹笋一样，逐层剥离美国的力量，促使他们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在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要团结，不中立的可以争取中立，反动的可以分化和利用。”到70年代中期，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就有110多个。

第五，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新中国历来都是反对霸权主义的坚定力量。五六十年代，新中国最危险的是来自美国，美国也是世界最主要的霸权力量，新中国到处都支持第三世界国家为维护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反对美国推行的霸权主义。

第六，不急于要求美国承认新中国。1949年春天，毛泽东指出：“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决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的。”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关心如何使美国承认它的问题，因为“我们必须赢得时间以便在自己国内整顿好所需的秩序。”我们实行这些措施将激起中国人民的政治热情，将有助于进一步孤立具有亲美情绪的中国资产阶级的右翼。由于上述思想，新中国在对美的任何举动当中，“绝不可给美国人一种印象，似乎中共有求于美国。”1957年，在谈到跟美国的关系时，他说：“迟几年跟美国建立外交关系为好，这比较有利……我们采取这个方针，是为了尽量剥夺美国的政治资本，使它处于没有道理和孤立的地位。”“越拖就越没有道理，在美国国内，在国家舆论上，你就越孤立。”就是到了六十年代，也是这样。陈毅元帅说：“中美关系，保留一定距离比较好，现在还没有到解决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到美国确确实实完全输光，对他不利了，不解决不行了，那时水到渠成，可以解决。”正如毛泽东所讲的：你不让我进联合国，那我就在体制外干革命；你不与我建立外交关系，那我就团结亚非国家跟你斗争。

此外，针对美国的和平演变战略，中国在国内开展反和平演变的斗争，有效地防范美国的和平演变。

三、联美抗苏，构建中美苏“三足鼎立”的大国关系

在美苏主宰世界的冷战时期，中国大国地位的确立能否实现，取决于三个因素：首先，中国自己的外交成就是否达到作为一个大国的程度；其次，中国要敢于从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脱离出来，并且具有应付脱离社会主义阵营所带来危险的能力；再次，要得到美国的肯定和认可。

关于第一个因素，新中国建立以来，到了六十年代，遵循“两个中间地带”理论的指导，中国积极倡导和支持不结盟运动，支持战后其他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团结两大阵营中的其它成员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可以说具备了基础。

关于第二个因素，由于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下列不良表现，中国脱离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是明智的选择。具体表现在：一是，自赫鲁晓夫上台后，理论上没有什么建树，又听不得正确意见，社会主义未来发展就成了问题。二是，在社会主义阵营中，苏联以老子党自居，管控、压制其他国家，不把其他国家的政党当作兄弟政党，很难服众。这一点其他国家可能会接受，但是中国共产党绝不接受。中国共产党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经过艰苦磨难成长起来的成熟的政党。“我们从来就不接受强大力量的威胁，不接受这样的威胁，在我们力量再小的时候也是如此。”三是，不以唯物主义的态度对待历史和领袖人物，搞否定一切，结果引起共产主义内部的混乱。四是，在两制尖锐对立的情况下，主动与资本主义搞所谓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对西方的和平演变视而不见，极力讨好西方，其发展的结果就是自毁长城。五是，在中印武装冲突中，支持印度窃取中国领土的挑衅行动。六是，以牺牲中国的利益换取自己的战略利益。七是，在中国遇到困难的时候，撤走专家、撕毁合同、逼债催债等。于此，6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宣布退出社会主义阵营。中国退出社会主义阵营后，怎样去承担反帝反修所面临的压力？后来在一系列事件的处理，中国有效地在反霸中利用“两霸”的矛盾来消解压力。

第三个因素，美国一直视中国为敌人或对手，能否转变，既要看机会，又要看政治家的智慧。

这样的机会终于等来了。六十年代中后期，苏联急剧实行对外扩张，在国际事务中奉行霸权主义政策，实施称霸全球的国际战略。其主要内容是：以美国为主要打击对手，以欧洲为战略重点，以亚洲太平洋地区为重要战略区域，以“缓和”为掩护，以军事力量为后盾，达到称霸全球的目的。特别是在太平洋区域，不断增加海空力量，对中国进行军事威胁。这就给中美两国共同提出了如何应对苏联扩张带来的新挑战。

对中国而言，中国宣布脱离社会主义阵营后，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持续恶化，苏联在中苏边境成兵百万，对中国的安全构成了巨大威胁，中国面临着反帝反修的双重局面。但是，在美苏之间谁才是中国的“头号敌人”呢？中美是否有可能在反对苏联霸权主义方面开展合作？

对美国而言，他的霸权主义不会有丝毫的改变，这是确定无疑的。但是，他的霸权扩张在南亚区域严重受挫。为了征服越南，美国动用了二分之一的地面部队、五分之一的空军力量和四分之一的海军力量，旷日持久的战争给美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带来严重的危机，使得美国深陷越战而不能自拔。在苏联咄咄逼人的进攻面前，美国的会做怎样的调整，中美20多年的对抗会不会因此而走向和解呢？

在大国的关系中，国家间重大关系的转变都有赖于相关的政治事件出现以及领导人的政治敏锐感和政治远见。如果政治事件出现了，政治家缺乏政治敏锐感和政治远见，那他就抓不住这样的机会，贻误转变的机会。恰恰在六十年代的世界政治舞台上，造就了中美两国各自的政治家谋略集团，他们为着共同对付苏联霸权主义的扩张，为了两国各自的利益，走到了一起。从此，持续20多年的中美对立结束。

中苏珍宝岛事件后，正如基辛格所说的：“一切朦胧不清都消失了。”毛泽东断言：两霸中，苏联的霸权主义对中国的安全构成最大的威胁，是中国的“头号敌人”。这一断言改变了他过去一直把美国当成“头号敌人”的认识。为了对付当今的“头号敌人”，毛泽东指出：“两霸，我们总要争取一霸。不能两面作战。”“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可以利用矛盾，这就是我们的政策。”尼克松认识到：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重大的地里政治事件，中美在对抗苏联方面有共同的战略利益，这是“提供可使世界军事朝着有利方向转移的一个不可多得的良机。”也就是基辛格所预言的：当中苏边界冲突发生后，尼克松政府“走向中国的意念”就转变成“战略”和“政策”。尼克松甚至认为，中苏之间苏联是更具有侵略性的一方，如果听任中国在一场战争中被摧毁，那是不符合美国利益的。美国应致力于建立美、中、苏大三角战略关系，应联合中国对付苏联的挑战。至此，中国作为世界三个主要大国的历史条件已经具备。

当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走进毛泽东的书房，中美两国领导人畅谈天下大事之时，中美和解终于实现，这也表明：中美苏三国大战略关系形成！从此，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了更加宽阔的历史舞台，在世界这个舞台上，中国将秉承联合国章程的规定，结合世情、国情，自主而有效的去完成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

四、余论中美苏“三足鼎立”大国关系的形成来之不易！

从实力上讲，中国是一个弱国，长期以来受到两个大国的或压制或颠覆或遏制。这与其他国家尤其是大国有平等的外部国际环境甚至得到别过的帮助是根本不同的。中国的成功主要得益于新中国迅速增长的国力以及毛泽东、周恩来等高超的战略智慧和丰富的斗争经验。

二战后，美苏两国共同主宰世界。中国与美苏的关系呈现出“非‘友’即‘敌’”或“非‘敌’即‘友’”的境遇。按照常理，人与人的关系最基本的就是：“友”—“一般”—“敌”，国家的关系也是一样的。除了特殊情况之外，从“友”变成“敌”要经过“一般”的关系这一层次；反过来，从“敌”变成“友”也要经过“一般”这一层次的。中国与美苏的这种“非‘友’即‘敌’”或“非‘敌’即‘友’”关系，在世界各国中是少见的。某种意义上说，从“友”变为“敌”容易些，要实现从“敌”变为“友”是很困难的。然而，中国在改变“非‘友’即‘敌’”或“非‘敌’即‘友’”的关系都是不容易的。从“友”中脱离，就意味着原来的“友”要把自己变成“敌”，成为剿灭的对象；原来的“敌”剿灭自己的意志没有改变之前，必须面临双重压力。从“友”脱离，旧“敌”是否会把我们看成是新“友”，就要看我们的实力和智慧了。

显然，毛泽东等在这场大三角关系角逐中，成功的实现了这种艰难的转换。

当然，在按照“实力论地位”的世界里，没有相当的实力，是无法完成这种转换的。

中国的实力在哪里？一是，新中国迅速增长的实力，这种实力体现在与美国20多年的较量中，体现在反对苏联的压制和围剿中。比如，没有中国的帮助，美国要想体面的从越战退出，是不太可能的。又比如，苏联尽管不提供核武器的图纸和技术，中国却能够迅速研制成功“两弹一星”；在珍宝岛战争中，苏联也没捞到好处。二是，中国在国际上产生了强大的震撼力量，在国际事务中独树一旗。这种力量先从中间地带开始，后经过两个超级大国验证，再拓展到整个世界，并且已经在他们心中扎根。这种力量在世界史上的影响将是永久的。三是，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的革命胆识、治国能力、政治智慧、高瞻远瞩和雄才大略。这些无不成为人们永久学习的榜样以及可供研究的范例。

中国为什么有这么大的震撼世界的伟大力量呢？一是，中国对其他国家的帮助是无条件的，实实在在的，深得世界各国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崇敬。二是，中国以平等的态度真诚对待其他国家，使第三世界国家感觉自己在中国这里找到尊重，这对于长期受到帝国主义凌辱的民族是何等的安慰！三是，毛泽东敢于并善于向强权挑战的精神，中国共产党是以弱胜强的革命经验，都使他们深受鼓舞。四是，新中国建设成就，如在农业、工业、国防、科学技术尤其是尖端科技领域中的重大突破等方面的巨大成就，展示了中国未来美好的远景，也使得这些国家在未来的国际事务中可能得到中国的支持而底气更加充足。这就解释了当年中国进入联合国时，第三世界国家为何呈现前所未有的欢快而喜悦之情。对此，邓小平深有体会：“1974年4月，我去出席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代表我国政府发表讲话，受到热烈欢迎，讲完话之后，许多国家的代表前来热情握手。这都是事实。”五是，中国在与强大的对手对垒、较量的过程中，是讲究原则的、光明磊落的，是有理、有利、有节的。这使得他的对手们都感到新中国的可尊、可敬、可畏。

毛泽东一生只有两次出国的经历，但是，他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的震撼世界的伟大“气场”却远远超出了国界，并且将是永存的。正如著名历史学家特里尔说的：在许多国家里，“毛主席”已成了常用词，这一简单的字符已有助于跨越文化障碍。美国资深政治家基辛格指出：“其他社会，包括美国，都声称自己的价值观和体制是普世的。然而，唯有中国在历史的长河的变迁中始终视自己为世界的中心，并使四周邻国默认这一点……中国的语言、文化和政治体制是文明的标志。”中国过去的历史让这位政治家感觉到中华文明的威力。同样，毛泽东向世界发出的伟大的“气场”也让他心旷神怡、震撼无比。这体现在他的下列的言语中：“我的孩子们谈到流行唱片艺术家身上有一种‘颤流’，我得承认自己对此完全感觉不到。但是毛泽东却的确发出力量、权力和意志的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