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孙中山之比较

宇 太

摘要

不难看出，无论是对孙中山先生纪念的重视程度，还是以孙中山创建兴中会时的“振兴中华”口号为全党全民的口号，乃至两党党首对面沟通所表露的政治信息，都不难闻到当今中共高层要淡化毛泽东并转而亲近孙中山的政治味道，并企图把孙中山当做两党两岸以及海外所有华人具有普世价值的共同精神领袖。其意在于背叛本党领袖及其根本宗旨，既要全力挣脱毛泽东“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这个紧箍咒，又要彻底甩掉毛泽东“为人民服务”这个累赘或包袱。

       我要善意地提醒中共，不要把孙中山搞的比毛泽东还伟大。那是错误的，不合于实际的。这样搞，不仅显示了中共后人不敬本党领袖，丧失了政治伦理道德，还大大伤害了中国绝大多数人的普遍政治感情。
　　
　　中国现在的做法，实际上是按宇太二十三年前的粗放思路进行的。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曾写过一篇文章，是谈大陆与台湾的统一出路问题的。名曰参加所谓世界华人散文大赛，实际上是为“中国往何处去”出招儿。核心思想是淡化党派与主义，强化民族共同腾飞。五百字文章，还中了奖，得了千元美金。你们问问台湾的曾经的中国广播公司的刘娟娟女士，就清楚这回事了。中共目前与台方国民党的关系架势与走向，很符合我二十年前的思路。但我那时讲的是暂时淡化党派与主义，强化民族共同腾飞，不等于就彻底不要党派与主义，我是主张先把港澳台收回来，先形成民族凝聚力，让所有炎黄子孙先都富裕了再说。
　　
　　按思想倾向，那时我应该算右派。经过透析中国，我早已改变了原来的观念。所以我现在的想法，也就必然与二十年前的思路完全不同。
　　
　　统一可以，以谁为主？是大陆统一台湾？还是台湾统一大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统一中华民国？还是中华民国统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社会主义统一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统一社会主义？恐怕是不可回避的问题。从根儿上说就是，是让毛泽东当这个统一后的祖宗？还是让孙中山当这个统一后的祖宗？我思来想去，还是让毛泽东当这个统一后的祖宗为好。只有让毛泽东当这个统一后的祖宗，才最合于最广大老百姓的根本利益，也最能给中华民族增加气势。
　　
　　不难看出，无论是对孙中山先生纪念的重视程度，还是以孙中山创建兴中会时的“振兴中华”口号为全党全民的口号，乃至两党党首对面沟通所表露的政治信息，都不难闻到当今中共高层要淡化毛泽东并转而亲近孙中山的政治味道，并企图把孙中山当做两党两岸以及海外所有华人具有普世价值的共同精神领袖。其意在于背叛本党领袖及其根本宗旨，既要全力挣脱毛泽东“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这个紧箍咒，又要彻底甩掉毛泽东“为人民服务”这个累赘或包袱。
　　
　　惟其如此，装模作样的共产党叛徒们，才可以无忧无虑的进入早就预设的贵族生活轨道。否则，他们必将由于心怀不轨做贼心虚而噩梦不断。也难怪，共产党高层变成了官僚资产阶级且早已代表了资产阶级，也只有尊崇孙中山为领袖，才符合逻辑，才更合拍。而毛泽东那一整套的以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为纲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实在是让他们没法子再干下去了。
　　　　

非常明显，当代中国是以孙中山为宗，还是以毛泽东为祖，已经是一个事关中共党性的根本问题，也是一个事关还要不要社会主义的问题，还是一个把人民群众是当成服务对象还是当成剥削对象的问题。

　　
　　孙中山与毛泽东，到底谁更伟大？我必须要给人民回答这个问题。两者虽不完全处于同一历史时期，但仍然多有可比之处。
　　
　　对此，我要实话实说。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先驱，我对孙中山先生一向是尊敬的，但还远远够不上崇拜。原因很简单，有毛泽东在，他被崇拜的价值，也就只能一落千丈了。实际上，在我的心目中，毛泽东是世界屋脊—珠穆朗玛峰；而孙中山，充其量是五岳之尊—泰山。无论怎么比较，两者的能量、素质、分量，档次，都相距甚远。
　　
　　我所以对孙中山自行文至今毫无不敬之词，一是因为毛泽东对孙中山有过很高评价；从我的内心实际出发，毛泽东肯定过的东西，我是极不情愿违背的；二是因为不愿意伤害所有国民党人的心，因为国民党人里面，大有好人仁人存在。从历史发展上说，国民党人也是有过历史推动力的。因此我不愿意伤害他们一直敬奉的国民党首任党首。再说，也不能因为蒋介石、汪精卫混蛋，就毁了整个国民党党组织这一锅粥。别忘了，毛泽东也曾是国民党党员，还曾当过他们的代理宣传部长。
　　
　　我所以对孙中山自行文至今毫无不敬之词，也绝非是因为今日中共当朝过于青睐孙中山。相反，中共当朝越是过于青睐孙中山，就越是能激起我的反感。因为这与连战、宋楚瑜等人青睐孙中山，完全不是一个性质。人家是孝敬本党党首，理所当然。你们呢？吃着本党开国领袖毛泽东所创造的巨大政治红利和经济老本，却要把他老人家甩了，更换门庭寻求改嫁。如此践踏政治伦理，如此作践政治良心，实为各国各党历史所罕见也。
　　
　　以中华民国而言，孙中山是国父；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而言，毛泽东才是国父。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生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不是中华民国的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大陆，中华民国在台湾，我的国家只能在大陆，因为总根子一直在这里，所以只能认毛泽东为国父，不可能跑到台湾那个偏远的地方去改认孙中山为国父。所以，我只认毛泽东是国父，不会认孙中山为国父。要认，只能认他曾是民国时期的总统。这是正常的，也是理所当然的。我就是再不是东西，也还不至于干那种先抛弃亲爹再去认干爹的混蛋勾当。我总要知道自己是直接打哪儿来的，是因为谁才有的，靠着谁才走到今天的。这应该是人所应有的最起码良心。
　　

　　我为什么崇拜毛泽东不崇拜孙中山而只尊敬孙中山呢？因为孙中山跟毛泽东比，虽然各自都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历史，但至少在人才量级上，不仅不是一个档次，而且相距遥远。便是泰山再尊贵，再伟大，又怎能与根系九层地狱、顶戴高天寒流的珠穆朗玛峰比肩呢？
　　
　　孙中山创立中华民国，毛泽东创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各自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并论。从历史发展阶段论来说，甚至孙中山在前，毛泽东在后。后人都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发展的，这也符合历史辩证法。但从人才量级上讲，两人却难以比肩。比，则孙中山必相形见绌，凸显渺小。或许有人说，两人没有可比性。但我说，有可比性，绝非风马牛不相及也，也非八竿子打不着也。这跟关公战秦琼，不是一回事。我还不想全方位比较，只需随意举出几点众所周知的事实，即可使我的观点立于不败之地。　　
　　

其一，其创建国家的性质有着根本的不同。

　　
　　孙中山创立中华民国，毛泽东创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似乎可以各领时代风骚，平分秋色。但别忘了，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阶级性质是不同的。中华民国是资产阶级主宰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无产阶级主宰的国家。国民党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共产党是代表无产阶级的。显然，孙中山创立的中华民国，仍然是代表少数人创立的国家；而毛泽东创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则是第一次代表多数人创立的国家。
　　
　　孙中山创立的中华民国，是由资产阶级的统治取代封建官僚的统治，属于新兴的统治阶级取代旧有的统治阶级。而毛泽东创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则是由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属于被统治阶级劳苦大众一跃而上升为统治阶级。如果说孙中山创立的中华民国，是属于历史发展中的阶段性进步，那麽毛泽东创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则属于颠覆性的进步，彻底性的进步，根本性的进步，是打竹板反上下的质的跨越。因为，他一反中国自拥有国家以来，总是以新兴统治阶级取代旧有统治阶级的历史，而是把被统治阶级一下子提升为国家主人。
　　
　　在毛泽东创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曾有一度，所有公务人员，一律要为这个主人服务，并已初步成为社会风气。如果说孙中山结束帝制是开天辟地，那麽毛泽东在中国第一次让被统治阶级一跃就晋升为国家主人，并成为整个国家的核心服务对象，就属于天翻地覆。必须永远记住：便是孙中山再开天辟地，其性质也仍是以一个新兴统治阶级取代旧有统治阶级；而毛泽东的天翻地覆，则属于历史上第一次由被统治阶级取代统治阶级。
　　
　　换一句话说，孙中山创建的中华民国，是资产阶级共和国，人民并没有被解放，而是继续被压迫、被剥削，只不过是换了主子，剪了辫子。而毛泽东创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得到了翻身解放，消灭了被压迫、被剥削。对于人民而言，大救星并不是孙中山，而是毛泽东。截止到目前为止，毛泽东是中国唯一的一个人民领袖，也是仅有的一个人民领袖。其他任何人，统统都不是，包括孙中山，也还远远不配。
　　
　　中国的任何变化多端的妖魔鬼怪，都可以打马虎眼设法淡化这一点，但人民不能不明白这一点。如果人民也淡忘这一点了，甚至不在乎这一点了，那就等死吧。死也是活该，也是永福。若然，我一个眼泪疙瘩都不掉。反而会对酒长饮，对月高歌，仰天大笑出门而去。
　　　　

其二，孙中山的继续革命和彻底革命精神远不如毛泽东。

　　
　　别忘了，在中国，无产者是绝大多数，有产者是极少数；另，农民是绝大多数，工人又是极少数。这一点，毛泽东看得见，孙中山也同样看得见。而且两人见过面也共过事，在国民党一大上，孙中山是党首，而毛泽东则是这个党的代理宣传部长。这些国家实际情况，就已经暗示了，中国创建一个怎样的国家，才更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根本利益。
　　
　　这一切，年轻的革命家毛泽东能做到心里有数，难道资深老道的革命家孙中山会心里没数吗？既然要天下为公，要为天下苍生，那么创立什么样的国家才能利于实现这样的境界呢？由资产阶级统治的中华民国，可能实现这样的境界吗？不可能。这一点，年轻的毛泽东能看出来，老道的孙中山也一定能看出来。是建立少数人为主的国家？还是建立多数人为主的国家？实际上已经明晰地摆在了革命领袖们的面前。正是因为孙中山也能看出来，才决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
　　
　　孙中山的伟大继续革命精神，也恰恰就集中体现在这里。实际上，到了这里，孙中山的革命，在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土壤里，已经萌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萌芽。他已经隐约看到了由中共带来的新的革命曙光。如果孙中山不死，蒋介石不叛变，两党合作期间孙中山又不断接受共产党宗旨，并逐步改造国民党，那麽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形势就会呈现另一番美景。当然，其难度系数是很大的。但难度再大，也会比毛泽东领导中共独立革命的难度系数小的多。
　　
　　当然，我深信孙中山的遗愿，并不是蒋介石要干的那些，而是毛泽东要做的那些。也可以说，真正能继承孙中山事业或遗愿的，应该是毛泽东，而不是蒋介石。蒋介石继承的只是孙中山的组织形式，毛泽东继承孙中山的，才是政治灵魂。蒋介石掠夺的只是孙中山创造的政治红利，毛泽东发扬的才是孙中山的革命精神。插一句，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国民党的孙与蒋，共产党的毛与邓，这两组关系，是否有某种相似之处呢？
　　
　　我这样表述，可能又会有人以为我丢弃了历史辩证法，会指导我说，路要一步一步的走，饭要一口一口的吃，你怎么可以要求孙中山结束帝制创立资产阶级领导的中华民国之后，就继而提出或建立人民民主国家的主张呢？请问，作为一个继续革命者和彻底革命者而言，怎么就不能继续提出这样的主张呢？关键不在于有多大难度，而在于你的境界到没到位。如果孙中山全面吸收中共宗旨，坚决按中共宗旨改组国民党，军权不是交给政治野心家蒋介石，而是交给赞同中共主张的人，病逝前培养李大钊或毛泽东这样的人做改组后的党的接班人，那么中国革命就会少走很多弯路了。难道不是吗？
　　
　　孙中山无疑是个伟大的革命家，也是个继续革命家。但比较而言，他的继续革命，较之毛泽东而言，仍具有一定的资产阶级的天然的妥协性或软弱性。最典型的例证就是，明明知道袁世凯是个独裁者、野心家、复辟狂，但迫于政治高压，不但让出总统位，还要给袁世凯当总理。只在表面上把皇帝赶出皇宫，只让人民头上割下辫子，其他都没有根本性的触动。这样的腹皮表面革命，恐怕举世罕见，大概也算是孙先生的独家创举了吧。
　　

　　较之孙中山，毛泽东则显出了不屈服一切邪恶的坚决革命性、彻底革命性和继续革命性。
　　
　　正如旧民主主义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不是一个概念，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也不是一个概念。如果说孙中山横跨的是旧民主主义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阶段，那麽毛泽东跨越的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
　　
　　那麽我们回头看看，毛泽东又是怎样对待或处理这两个革命阶段的呢？从形式上看，众所周知，前者是用武革，后者是用文革。
　　
　　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虽有接续性却不是一个概念，各有各的内涵。也只有对这两个概念都有清醒的认识或理解，才会充分理解主席武革与文革两个革命阶段的不同发展战略意义。
　　
　　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时早有明确定性，中共建国前领导的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也就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只能说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及其实绩。形式上建立的虽然是社会主义国家，但并不等于已经充实了全部社会主义内涵，更不等于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实际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恰恰意味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工商业的改造，是变私企为公企；农村从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直至人民公社，是变土地私有为公有；这是经济基础方面的社会主义文革。三反、五反、整风、反右、乃至文革，是变私心为公心，这是上层建筑或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文革。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功勋者们，未必就能接受社会主义革命，至少多数人还缺乏社会主义革命的心理基础。
　　
　　因此，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与主张，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就难以得到普遍认同。特别是那些通过打天下而获得了某种潜在特权的有功者，更是难以认同，甚至具有抵触情绪。因为这将触犯他们的既得特权利益。这就为修正主义集团假借改革开放进行全面复辟并否定毛泽东，埋下了伏笔或曰奠定了社会基础。
　　
　　这一切后果，毛泽东都是预见到了的，但他妥协了吗？没有。仍然义无反顾，一直坚持继续革命、彻底革命。这样的大乘境界，绝非一般领袖人物所能具备。从基督教这个层面看，如果说，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第一次把自己钉上了十字架，那麽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时期，则是再一次把自己钉上了十字架。他早已是中国化了的耶稣，是阶级化革命化更为实际化了的耶稣，其圣迹早已大大超越了西方的耶稣。古今中外的领袖们，有谁能有属于毛泽东的崇高境界？便是孙中山，恐怕也是逊色一筹的。
　　
　　显然，无论是孙中山的彻底革命精神，还是对革命阶段性的清醒认识与战略对策，都还远远没有到达毛泽东那样的境界。不难发现，毛泽东总是不失时机地提出继续革命的动员令。当共产党人遭到“四一二”屠杀时，他及时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当革命队伍弱小时，他及时提出“星火燎原”之策；当革命队伍壮大时，他及时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之策；当斯大林要求他“隔江而治”时，他又奋笔疾书，“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面对中共可能变质，资本主义可能复辟的危险，毅然发动文化大革命，并及时告诫青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当然，孙中山也是一直继续革命的，包括病故之前还念念不忘“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但在继续革命的坚决性、坚定性、不妥协性、及时性、预见性、策略性、气魄性等诸多方面，与毛泽东相比，仍是大为逊色的。
　　　　

其三，孙中山的凝聚力、向心力、号召力，乃至领袖人格魅力，都远不及毛泽东。

　　
　　国民党自建党以来，一直山头林立，四分五裂，从来都没有形成过铁板一块的政党。直至一九二四年才召开一大。明显看出，一直都在当首席领袖的孙中山，其凝聚力、向心力、号召力，是很有限的。显然，在整党乃至统一意志方面，孙先生或老蒋，都远远不及毛泽东。
　　
　　毛泽东并没有一直当中共的首席领袖，但仅仅在他遵义会议进了核心层以后，中共高层乃至全党的统一意志，就开始形成了。尤其是在延安，中共在毛泽东的提议或领导下，通过延安整风运动，从而形成了高度统一意志，并组成了中共领袖集团具有绝对权威的核心堡垒，从而为取得抗战胜利并顺势扩大人民力量及解放区，乃至最后与蒋军取得决战胜利，奠定了坚不可摧的统一意志或组织核心。
　　
　　也可以说，毛泽东一旦进入中共核心层，就可以立即给这个党带来最根本性的变化，并从速形成铁板一块。特别是建国以后初期，全党全国人民几乎就变成了一个人一颗心。一个人口众多一穷二白的大国，凝聚的居然就象一个人。这恐怕也只有毛泽东，才会营造出如此令人叫绝的精神奇迹。由此可见，毛泽东的凝聚力、向心力、号召力，乃至领袖人格魅力，具有着怎样的超霸精神力量。
　　
　　那么，为什么孙中山、毛泽东两人，仅就精神力量就差距如此之大呢？这除了毛泽东博览群书，更善于深层思考，致使毛泽东的文化底蕴更为博广厚实以外，还与各自的实际经历紧密相关。毛泽东一直处在最紧关加要之处，从秋收起义，井冈山反围剿，长征夺路而走，延安舍命牵制敌人大部队，这一切神策奇招，早已赢得人民的由衷钦佩，并已经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全党的主心骨。无论是第一支地道的工农武装，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还是最早的瑞金苏维埃政权，都是经由他手亲自创立或主持的。他一直处于革命的实体中，而不是游离于这个实体之外。
　　
　　而孙中山则完全没有毛泽东这样的一线历练，他并没有始终处在革命的风口浪尖上。从成立组织到指导革命，多是在海外完成，遥控指挥。大有早年上海党中央或莫斯科共产国际只通过电文发号施令的意味。虽然他自己的安全系数增加了，但他与一线革命者的血肉联系却减少了。
　　
　　孙中山从1894年创建兴中会，标志着革命生涯的开始。从兴中会到同盟会继而到国民党乃至1924年国民党一大，在其组织晋升过程中，同时也体现了其革命业绩和思想转变。从革命业绩来看，主要有三：一是结束帝制；二是打倒军阀；三是创立新三民主义。从思想转变来看，也是三次升华：第一次是对清王朝彻底失去信心，从而决心彻底推翻清王朝；第二次是对封建割据军阀彻底失去信心，从而决心彻底推翻封建割据军阀；第三次是看到了中共携带的新曙光，从而及时颁布“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
　　
　　也正是这三次思想升华，促进了他的这三个主要革命业绩。其中“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确立，标志着孙中山的思想，已经达到了他一生中的最高境界。他所做的，主要是拟定组织纲领、策划发动起义或筹款。所以，要他达到毛泽东那样的革命领袖境界，也是不可能的。老实说，假如没有黄兴这些人在国内盯着，一线顶着，孙中山只不过是个高高在上的空竿司令而已。但不可否定，孙中山的确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旗手，并已经从共产党身上窥见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曙光，且已经作出了利于共产党发展并由此影响国民党的政策和策略，这已经是相当的了不起了。
　　
　　如果说孙中山的党团内部对他多有离心离德现象，一直有分裂或斗争，那麽毛泽东被党内高层斗争与排斥的情况则更甚。仅在井冈山就有四次遭贬靠边站。长征路上死里逃生之后，又遇张国焘的吞并威胁。好不容易通过金蝉脱壳辗转到了陕北，不久就又从共产国际来了携带尚方宝剑的王明，立长江局与毛泽东分庭抗礼，抢班夺权。但毛泽东仍能举重若轻，胜似闲庭信步，一一化解。真不知穿着洋服，杵着文明棍的孙中山先生，如果遇到上述各类政治危机，会如何面对或如何进行危机处理。
　　　　

其四，孙中山的谋略智慧以及前瞻性，也远不及毛泽东。

　　
　　比较而言，毛泽东更为土包子，孙中山更为洋先生。这与各自经历密切相关。毛泽东一直留在国内，一直身处一线最为关键要害之处，与红军战士摸爬滚打，生死与共。一直扎实坚持实际斗争。其谋略智慧以及前瞻性，都是在革命实践中冶炼出来的，也是逼出来的。所以他随机生智，处处设谋，浑身是胆，举重若轻，乱云飞渡仍从容，也就不足为奇了。而孙中山很多时候是流亡海外，干的主要是两件事，一是筹款寻求外援，二是遥控发号施令。
　　
　　因此，要孙中山也拥有毛泽东那样神鬼莫测的智谋或超乎常人的胆魄，或敏捷及时的前瞻性或预见性，也是断然不可能的。当然，孙中山也是有明线上的前瞻性的，比如，1924年他倡导筹办黄埔军校，就为剿灭封建割据军阀起了重要作用。但这些都是明线上的，不难判断到的。而毛泽东的预见有的是明线，更多的则是暗线，神鬼难测。担心新四军被陷害，早就心里装着的；和谈是假打是真，也是心里装着的；率先抢占东北为决战大后方，也是心里早就盘算过了的。
　　
　　就象下棋，一般人走一步能看出三步，就已经不简单了。而毛泽东走一步，已经看到了十步以外。你们说，这棋还怎么下？你怎么走都不会逃出他的意料范围之内，必输无疑。毛泽东的神机妙算以及前瞻预见，孙先生无论如何都是望尘莫及的。
　　
　　毛泽东的传奇故事与惊人之举，可以说是不胜枚举。一个略懂毛泽东经历的人，恐怕都可以随便说出几例。而属于孙中山的，又能有几例呢？考察这两个人的革命经历，不难看出：毛泽东的革命经历，更加充实生动形象，不仅筋骨强健，更有血肉之丰，浸透了多元人文文化蕴藏，品味价值极高。而品读孙中山的革命经历，则远没有如此美感或效果。仿佛除了几条干巴巴的肋骨，及其缺乏血肉。不仅缺乏感人情节，更缺乏迷人细节。从人性美学角度看，毛泽东在革命经历中体现的人性，是活灵活现的，呼之欲出的。而孙中山在革命经历中体现的人性，则是死板的，僵硬的，干巴巴的。即便让编造故事的作家去写他的传奇故事，恐怕也会有几分为难。难道这与两个人的人文文化底蕴或各自的人性特色与魅力，会是毫无联系的吗？
　　　　

其五，孙中山的人文文化思考，远不如毛泽东更深远丰厚。

　　
　　毛泽东不仅关注外在的社会结构，也关注国人的人性结构乃至本源。这在他一九一七年八月二十三日给邵西先生的信中，得到了比较充分的流露。那时的毛泽东虽年仅24岁，但看人类社会就已经不再流于表面，而是进入了大本大源的深沉思考。他在这封信中曾写道：“今之论人者，称袁世凯、孙文、康有为而叁。孙、袁吾不论，独康似略有本源矣。然细观之，其本源究不能指其实在何处，徒为毕言炫听，并无一干竖立、枝叶扶疏之妙。”
　　
　　毛泽东在这里，探讨的是本源问题。为何“孙、袁吾不论”？因为“独康似略有本源矣。”这句话表明，青年毛泽东不认为“孙、袁”曾有过本源性的思考与建树，着眼点都只在外在的社会制度上。只有康有为才涉猎到了。虽然认为“独康似略有本源”，却也是“其本源究不能指其实在何处”。尽管康有为的本源性思考不得要领，但总归还是要比“孙、袁”只看社会之表而不究其里要高明的罢？
　　
　　显然，当时的青年毛泽东，虽然尊崇革命的先驱者孙中山，但对他的人文文化底蕴及其思想内涵乃至思维方式方法，是不敢表示贸然欣赏的，甚至是怀疑或否定的。除了这封信，青年毛泽东还曾写过一篇《心之力》的文章。文章再次强调了“本源”问题。显然，毛泽东不仅拥有通过外在社会制度革命进入共产主义的思维，也有通过人的内心改造进入共产主义的思维，两种思维是交织在一起的。
　　
　　不难发现，无论是建党、建军、建国，主席都是把人的思想建设与外在制度建设融合在一起来搞的。毛泽东领导教育下的人民或军队，之所以威力无比，除了毛泽东指挥得法，则主要源于内在动力的强大，即本源问题解决的好。看毛泽东的人生与文字着述，丰富多彩、品味不尽、余味无穷。再纵观孙中山的一生及其文字着述，则显得十分单调而缺乏丰满。这是因为，孙中山不仅缺乏毛泽东的丰厚人文文化底蕴，也没有毛泽东思想的博大，还没有毛泽东神鬼莫测的多元思维方法，更缺乏毛泽东的大哲人素质及立体性辩证法。
　　
　　毛泽东在给邵西先生的信中还说：“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之源。今日变法，俱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枝节亦不可少，惟此等枝节，必有本源。本源未得，则此等枝节为赘疣，为不贯气，为支离灭裂，幸则与本源略近，不幸则背道而驰。夫以与本源背道而驰者而以之为临民制治之具，几何不谬种流传，陷一世一国于败亡哉？而岂有毫末之富强幸福可言哉？”
　　
　　有谁能说，这些话丝毫没有针对性呢？倘若针对，又能针对谁呢？除了袁世凯或者孙中山，还能有谁呢？在鲁迅的小说里，已经明白地告诉了我们，辛亥革命只有两大成绩，一是不管皇帝叫皇帝了，二是人们割了辫子了。此外，还有什么实绩呢？显然，毛泽东信中所言“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是有所指的。难道孙中山的辛亥革命，不正是只有“显见之迹”，而并未“动天下之心”的例证吗？遗憾的是，孙中山一不是大思想家，二不是大文化人，毛泽东和鲁迅要求的那种境界，不要说做到，恐怕连想都没想到。以他的水平，能把皇帝拉出太和殿，能让人们剪了辫子，就已经算是做到位了，就已经不简单了。再求其他，已经不是他的素质或能力所能够驾驭的了。
　　　　

其六，论文的也好，论武的也罢，孙中山与毛泽东根本就不在一个档次上。

　　
　　论文的，孙文死性，古板，教条，不好看，不愿读；而毛文则通天达地，气韵流畅，上下贯通，一气呵成，让人爱不释手。毛泽东的三论，论持久战，论十大关系，其大哲学家的素质，已经跃然纸上。毛泽东的诗词，就不用说了，那是人类诗词之冠。而孙文里面，至今也未发现一篇极具思辨色彩的上佳哲学文章，更难以见到一首拿得出手的诗词歌赋。可以说，论文的，俩人没法比。当然，所谓论文的，不单只写文章，更主要的是指出谋划策一类。论这个，孙比毛，差的更远。这个前面说过了，不再重复。
　　
　　论武的，就更没法比了。更是差的天上到地下。
　　
　　谁都知道，毛泽东打仗，神鬼莫测，比兵家诡道更诡。但毛泽东的诡，是把别人的诡都研究透了以后再生的诡，是毛氏独家兵家诡道。这里仅举一种战例，他有几次摆脱敌人大部队的围追堵截，并不是往远了跑，而是往敌军堆里钻。有几次都是迎着敌军来路而进。这一奇妙招法，井冈山反围剿用过，长征四渡赤水用过，延安保卫战，即转战陕北时也用过。别人不敢这样想，更不敢这样做。敌人更想不到，也难以这样想。因为这太反常规了。
　　
　　既然都不会这样想，都不敢这样想，那我毛泽东就偏要这样想，让任何人都出乎意料。这就是毛泽东，这就是毛泽东的安危辩证法。毛泽东就是用奇招险招绝招怪招，一次次挽救了革命。国共两党相争初期，毛泽东的队伍弱如累卵，假如没有毛泽东创造的高超开溜艺术，恐怕早就被彻底剿灭多次了。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丝毫没有夸张。
　　
　　孙中山会打仗吗？天知道，孙中山失败过多少次起义，才换来辛亥革命的表面成功。实际上，孙中山说不上会打仗。他实际上是个屡败屡战的业余将军。他也好，黄兴也好，包括蒋介石在内，国民党打过的仗，几乎难以找到几则惊天泣鬼的战例。而毛泽东打过的仗，惊天泣鬼的战例则随手可拾。这总能说明一点儿什么或者能证明一点儿什么吧？毛泽东打仗，实际上是吸纳了古今军事战略战术精髓以后，结合现实需要，以自己独创的新型军事辩证法为指导的。
　　
　　对战争的起源、性质，战争与政治、经济的关系，人与武器之间的关系，是提出了属于自己的科学完整的战争观和方法论的。特别是他在战略指导中，对于进攻与防御、优势与劣势、主动与被动、整体与局部、持久战与速决战、阵地战与运动战等等的辩证把握，都已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孙中山独创的军事辩证法在哪里？他有战争理论吗？没有正确的军事辩证法为指导，摸着石头过河，能不打败仗吗？毛泽东打了不计其数的仗，绝少打败仗。
　　
　　最惨的失败是第五次反围剿丢了井冈山根据地导致战略上的大转移，实际是大逃跑，更准确地说，是大逃命。之所以败的如此惨烈，恰恰是因为毛泽东被赶下台的结果。如果最高决策层不是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所谓三人团，而是毛泽东一人独断，我断定绝非是如此悲哀下场。这就从反面论证了毛泽东的不可替代价值或集体智慧说法的荒谬。同时还说明，在最关键的时刻，搞民主是没有意义的，只能瞎吵吵乱支持，耽误时间，浪费契机。因为最高智慧只能诞生于最高明者的头脑。
　　
　　实在应该感谢王稼祥和张闻天这两位清醒者或曰大悟者，如果没有这两位的鼎力支持，即便遇到遵义会议，毛泽东也还是难以进入最关键部位的最高决策层。没有了仙人指路，中共及其惨败的红军，也就必将名存实亡。请问，中山先生可曾有过将国民党起死回生的惊世骇俗壮举吗？不错，两个伟人都进入过人生炼狱，但由于炼狱的级别不同，所冶炼出的产品，也就必然质地不等，这没有什么不能理解或不好理解。
　　　　

如果说毛泽东在我眼里早已沉淀为神化了的人，那麽孙中山在我眼里同样也沉淀了半个多世纪，但却始终是个难以超越肉眼凡胎的人。在我看来，一个人神与不神，就已经是个不可比肩的巨大差距了。

　　
　　孙中山跟一般人比，他是伟大的。但跟毛泽东一比，就实在显得太一般了。
　　
　　我不是什么正儿八经的教授，也不是什么正儿八经的专家，自打买断就没进过体制之内，从来没受过体制的任何优待或保护，所以从没过过一天的贵族日子。我是老百姓，抬举一点儿说，至多也不过是略微高级一点儿的人混子。所以，我比那些高高在上的庙堂的贵族精英们，更能体会到最底层人民的疾苦。实话实说，中国多数百姓最需要的，是毛泽东，不是孙中山，更不是蒋介石，也不是邓小平。
　　
　　百姓里过上好日子的，最崇拜的是毛泽东；挣了大钱的老板，内心最崇拜的是毛泽东；就连曾经的敌国领袖，内心最崇拜的也还是毛泽东。由此可以掂量出毛泽东是个什么分量。既然邓小平给中国大地奏响了“春天的故事”，咋就少有人从内心最崇拜他呢？难道这个问题不值得深入思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