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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忠发其人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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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向忠发是一个极少有人提及的最高领导人。此人原是有吃喝嫖赌恶习的流氓无产者，却因有一顶“工人出身”招牌，靠偶然机遇一跃而成为无产阶级政党的总书记，可谓是典型的“唯成分论”产物。此人没有领导能力，被捕即叛变，实属极为可耻。不过国际史学界有句名言：“历史没有垃圾箱”，意思是不能把不光彩的事物简单抛弃，仍然要记载下来并加以总结。正视向忠发这个混进共产党内的败类，恰恰能看到党的早期建设中的一些弱点，对今天的党员干部也会引发有益的启示。
革命大潮泛起。流氓无产者乘机混入
向忠发，生于1880年，湖北汉川人，本属破落人家子弟。他从小未读书还染上不良习气，因家道败落曾在汉阳兵工厂和轮船公司做过学徒，后来到汉口码头上混事，因能降伏众人而当上了装卸工头，同时参加帮会。向忠发曾带手下徒弟坐茶馆、骂街打群架，负伤多次，右手还被砍掉一指，面有伤痕，带有典型的流氓无产者特点。
马克思、毛泽东论断：流氓无产者在反对旧社会秩序的斗争中虽常常能冲锋陷阵，却带有极大破坏性，还易于被反动势力收买。向忠发的表现恰恰证实了这些论断。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马上组织工人运动，向忠发恰恰在这一大潮中被卷入。1922年湖北的共产党员林育南、许白昊等人组建了武汉工团联合会，年已42岁的向忠发感到入党会有好处，便提出申请。许白昊认为他有流氓习气不想吸收，项英却认为此人有些能力，还可以拉来向控制下的“汉治萍工会”上千人壮大力量，许才勉强同意介绍他入党。
向忠发入党之初，以跑江湖练出的鼓动口才影响了不少工人，当上了汉口驳船工会会长。1926年北伐军到达武汉，李立三、刘少奇等人组织起省内30万工人队伍。不过他们两人都是湖南人，又是知识分子，为了更好地号召当地工人，组织上要求找本地籍的工人担任湖北省总工会主席。向忠发正好遇到机会担任此职，一跃成为名义上的湖北工人领袖，由此还于1927年5月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中央委员。当时党内许多人不了解他的底细，最初的印象是此人文化虽低，但还是个能鼓动群众的工人领袖。
私分公款搞走私。找人代笔写文章
像向忠发这种既不懂革命理论，也无高尚理想追求的人，一步登高后便马上暴露出贪婪本性。他当时便提出“做人不可一日无权，处世不可手中无钱”。他在总工会主席任上，只是经常出席工人大会讲话出风头，日常工作推给李立三，自己热衷于私营受贿。1927年7月汪精卫发动反共政变，向忠发竟私分工会的公款10万元，不告而别逃到长沙开轮船驳运公司搞走私。8月间中央召开八七会议时找不到他，却因国际代表强调要多选工人，还是将这个在湖北名气挺大的向忠发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
不久，国民党在两湖缉拿共产党，向忠发在长沙感到危险，又跑到上海找到中共中央，谎称前一段只是隐蔽，随后又作为工人党员代表到苏联。他到莫斯科后，拿出擅长投机的本事，迎合共产国际领导人的想法，指责此前的中共领导人都是知识分子而政治不坚定，并自我标榜是工人阶级的代表。向忠发还找人代笔写了文章（这在当年党内是很罕见的），送往共产国际的刊物，一时让苏联领导人误认为他还有些政治水平。
1928年6月，中共在莫斯科召开六大。当时共产国际领导人从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这一抽象概念出发，认为此前中共领导人陈独秀、张国焘、瞿秋白是知识分子而领导不力，应实行“领导干部工人成分化”。到会的中共代表多数按这一精神，推举在省港罢工和北方工运中有威信的苏兆征或史文彬；共产国际东方部长米夫却认为苏、史二人是工运老资格，有独立主见，不如“老实”的向忠发听话。到场的斯大林也对此点头。据当时在场的罗章龙回忆，中共六大代表们听到要选此人为最高领导，几乎全体愕然，经过米夫说明是斯大林的意思，大家才勉强同意。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向忠发当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党内也称他为总书记。
开会打瞌睡 会见爆粗口。“我的总书记不过是虚位”
中共六大结束后，向忠发回到上海住进地下秘密机关，因看文件都困难，就向其他政治局委员说“我是大老粗，斗大字不认得一笆斗，党龄也短，对当家事有些尴尬”，实际工作让周恩来、李立三管。中央开会时他总是精神不振，有时还打盹。遇表决时旁人叫醒他，他还不耐烦地说：“你们表决就算了，何必闹醒我瞌睡。”
向忠发文化虽低，有时还能装模作样地拿稿讲话，并经常把秘书或机关其他人代写的文章用自己的名字发表在党内刊物上，以提高自身威信。他入党后参加大革命，受环境影响和同志们催促，多少也认识了一点常用字。此人又善于使用秘书，在参加重大会议需要发言时，都让秘书写好字体大而好认的简单提示稿，并向他反复讲解内容，自己再加强记忆。在一些中央的重要会议上，向忠发经过事先下力气准备，手里拿着稿又加上默记，有时还能做个像些样的讲话。不过人们发现，他经常在讲话中间忘了下一段该讲什么，只好示意秘书在耳边重复和叮嘱。遇到没有准备的即兴发言，向忠发粗俗和缺少文化修养的弱点往往就暴露无遗。
中央领导人从莫斯科回到上海后，正遇沪东地下区委开会，大家想请新任总书记讲话并见见面。向忠发认为这是对下级训话，事先没有准备，到会后竟拿出江湖口气说：“天上有玉皇，地下有阎王，万事万物没个管行吗？中国天下分为两面，地面上的划为蒋老总管，这地面下就归我管，你们不遵守纪律，不服我管，×××祖宗八代！”区委的同志们没想到总书记如此水平，当场一哄而散。
时间一长，中央机关的人都知道了向忠发的实际水平，大都叹息不已。不过他已经当上了总书记，大家按照组织原则，遇到大事或发重要文件时还要找此人签字，日常工作则一般不去请示。向忠发对这样的情况也习以为常，他在被捕后敌人审问时留下的供词就称：“我的总书记，只不过虚位而已。”
向忠发在上海中央机关的三年里，整天无所事事，也不愿意学习，再加上看到外面的灯红酒绿，只追求享受，过去的恶习也随着职务的高升膨胀起来。他见上海街头的汽车时髦，竟要特科的总务部门出钱买了一辆，学会驾驶后就自驾车去闹市游玩。中央机关的同志发现此事后很吃惊，认为这极容易暴露，随后制止了他再开车出行。
不打便招骨头软，落入敌手即叛变
1931年4月下旬，顾顺章叛变事件发生，周恩来带向忠发迅速转移到新居。因顾顺章已向敌特供出向的外貌（特别是缺一手指的细节）、活动规律乃至其“相好”杨秀贞的情况，周恩来禁止向忠发再外出，并安排其转移到江西根据地。6月21日，向忠发坚持临走前要同杨秀贞见上一面，并耍赖说否则就不走。周恩来勉强同意后又嘱咐，告别后应马上回来而不能过夜。结果向忠发留宿不归，次日清晨他刚一出门，就被已掌握他特点的特务在街头抓捕。
周恩来等了向忠发一夜不见回来，估计可能出了事。女地下党员黄慕兰于6月22日外出，听到了一个消息──“今天一早，巡捕房捉了一个共产党的大头头，五十多岁的样子，湖北人。他酒糟鼻子金牙齿，一只手只有四个手指头。这个人架子蛮大，但一点没骨气，还没用刑就什么都交代了。”黄慕兰马上通知新任特科负责人潘汉年，周恩来得知消息马上转移。当夜在楼外蹲守监视的特科人员汇报说，黑暗中发现一个外形像向忠发的人带着特务到原住所，用钥匙打开房门做了搜查。
向忠发的叛变，从多方消息看确凿无疑，不过一向慎重的周恩来说他毕竟是总书记，是否变节要向全党负责。于是周恩来决定不惜付出上千银元，打通上海警备司令部一个书记官，让他秘密抄下一份向忠发的供词。一看其中讲了许多党中央核心内幕，周恩来便气愤地说，这肯定是真的，敌人想编都编不出来！
对这样一个既不称职，又无气节，在党史上又没有多少贡献的向忠发，周恩来回顾党史时称其为“不光彩的总书记”，过去中共党史书中几乎不提此人。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史界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还是提到了向忠发，不过认为此人是典型的腐败分子和可耻叛徒。
“节操还不如一个妓女”
到了上海之后，向忠发把原籍的糟糠发妻早抛在脑后，因调戏机关女秘书遭拒，又闹着要找伴侣。当时生活同样腐化的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这方面与向忠发属于难兄难弟，迎合其需求，便找来一个名为杨秀贞的妓女，并向中央保证政治上没有问题。
中央其他领导人对顾顺章找来的这个杨秀贞还是做了一番审查，了解到此人出身贫苦，而且比较老实，勉强同意向忠发与她同居，并派女同志住到同一所楼内，给予生活照顾和监督。后来证明，杨秀贞还是感谢党组织的照顾，知道了向是共产党重要领导人却口风很紧不外泄，也不随便外出。反倒是向忠发被捕后，供出杨秀贞的住所，并带着特务前往搜查。进入楼内，向忠发指着与杨同住的任弼时的夫人陈琮英喊：“抓那个矮的（指陈），别抓那个高的（指杨秀贞）。”可是特务不分青红皂白，把她们二人一同抓走。
杨秀贞被捕后，特务逼问其向忠发是什么人？杨秀贞回答是“我的朋友”，直至动了刑后仍不肯供认他是共产党。然而可悲可叹的是，倒是向忠发走过来对受刑的杨秀贞说：“都说了吧，他们什么都知道了！”杨秀贞见自己忍痛想保护的人居然是这样，才供认了向忠发的身份。不过据与她关押在一起的人回忆，杨秀贞并没有供出所知的秘密机关的其他情况，在狱中政治表现还算不错。得知此事后，周恩来曾感慨地说：向忠发的“节操还不如一个妓女”。
叛变后为何被迅速枪毙？
向忠发被捕仅两天，便被国民党当局枪毙。后来中共党内有人便对他是否叛变存在怀疑。不过据内线传来的消息称，上海警备司令部致电在南昌督师“剿共”的蒋介石报告已抓获共产党总书记。刚同朱毛红军交战吃了败仗的老蒋恰好满腔怒火无处发泄，马上回电“就地枪决”！阴差阳错的是，发出此令时，报告向忠发已招供的上海下一封电报还未收到。
1931年6月24日，向忠发正在淞沪警备司令部内陈述供词，突然被室外来人提出要处决，他吓得赶忙跪地求饶，并说还有好多事情可说。不过警备司令部接到蒋介石的电令不敢违抗，仍然把他拖到外面的荒地上枪毙。随后，蒋介石接到电报得到向忠发已经招供，又回电要暂缓处决。但前一个命令已执行完毕。
对向忠发临死前的可耻表现，国民党方面也看不起。“中统”头子徐恩曾后来回忆说：“这位工人出身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被捕后的表现远不如多数知识分子出身的共产党。他被指认出来之后，所表现的‘向敌人投诚’的可怜相，比其他的非无产阶级的战士更精彩十倍。”
既没文化人品又差 向忠发缘何被提升
代表中国最先进思想的共产党组织，建立初期是由“南陈（独秀）北李（大钊）”等国内著名的代表新思想的知识分子指导，虽经验不足却保持着清廉并充满朝气。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在党的六大上，向忠发这样既没有文化，人品又很差的人成为总书记，卢福坦、徐锡根、顾顺章等“工人成分”（这些人后来都成了叛徒）进入政治局，结果带来了一系列腐败、混乱，当时党内正直的领导人都叹息出现了“暴徒一大堆”。共产国际对这类“工人领袖”失望后，又派王明等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生来掌握权力，更是给中国共产党带来极“左”灾难。
向忠发一事引发的一个重大教训，便是选拔领导干部必须注重其是否具有崇高的理想和高风亮节。生活上的腐化糜烂必然导致人生观扭曲，这些腐败分子不论喊什么革命口号，关键时刻绝不会保持气节。另外，向忠发是由共产国际施加影响而上台，这又说明独立自主地处理党内事务的重要。此事出现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便是当年党内搞出身崇拜，把工人成分当做偶像，歧视知识分子，而且“惟成分论”的影响此后在中国共产党内还延续了几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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