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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文
毛泽东：如何奠定新中国的家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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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城以后，共产党人面对的是国民党政府留下的烂摊子，工厂停工、工人失业、经济崩溃、投机商人乘机兴风作浪，囤积居奇，为此，中共中央重拳出击，组建了中财委，统一处理全国经济问题。1949年4月到1950年3月，全国各地区先后发生四次大规模的物价上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为此进行了历时一年的稳定物价的斗争，这是新中国成立前后经济战线上的一次重大战役。这场战役的胜利，结束了国民党统治时期延续10余年的恶性通货膨胀和物价暴涨的混乱状态，建立起物价稳定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秩序，为迅速恢复发展国民经济创造了良好的开端。
1、陈云受命组建中财委
1949年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走向全国胜利的一年，同时又是解放区财政经济困难的一年。由于帝国主义长期侵略和掠夺，国民党政府的腐败统治，加上长期战争的破坏，到了1949年，财政枯竭，投机倒把猖獗，城乡交通阻隔，原材料匮乏，产品滞销，工人失业，正常经济活动受到严重破坏，并出现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的局面。1949年，全国已解放的地区出现四次大的物价波动。
当时，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已充分意识到了这个问题。1949年10月10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通知中指出：目前解放区的经济状况和财政状况，存在着很大的困难，虽然我们的困难要小得多，但是确实有困难，这主要是物资和兵员不足供应战争的需要，通货膨胀已达到了相当大的程度。
1、陈云受命组建中财委
1949年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走向全国胜利的一年，同时又是解放区财政经济困难的一年。由于帝国主义长期侵略和掠夺，国民党政府的腐败统治，加上长期战争的破坏，到了1949年，财政枯竭，投机倒把猖獗，城乡交通阻隔，原材料匮乏，产品滞销，工人失业，正常经济活动受到严重破坏，并出现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的局面。1949年，全国已解放的地区出现四次大的物价波动。
当时，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已充分意识到了这个问题。1949年10月10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通知中指出：目前解放区的经济状况和财政状况，存在着很大的困难，虽然我们的困难要小得多，但是确实有困难，这主要是物资和兵员不足供应战争的需要，通货膨胀已达到了相当大的程度。
而当时财政工作主要是由华北财委来负责的，华北财委是在统一了华北、华东、西北、中原几地的财经工作基础上建立的，它在协调和组织几个区的财经工作中仍存在着实际的困难。许多中央领导人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毛泽东了解到这些情况，党中央因而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建立中财委来统一领导全国的财经工作。
1949年5月31日，中央发出了《关于建立中央财政经济机构大纲(草案)》的文件，由刘少奇起草，毛泽东审定，这个大纲指出了中财委的目的是“为了供给目前人民革命战争的需要及改善人民生活之目的”，“并使各地方的财政经济机构和中央财政经济机构建立正确的关系”。《大纲》还要求：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之下，立即建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并陆续建立若干中央财政经济部门，作好目前中央的财政经济机构，这些机构，在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以前的几个月内，由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以命令建立之，并受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之委托，计划并领导国家的财政经济工作，中央各财政经济部门在财政经济计划方面应服从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决议，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应加入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为委员；
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应陆续设立中央计划局、中央财经人事局、中央技术管理局、私营企业中央事务局、合作事业中央管理局、外资企业中央事务局等工作机构，此外，以现在华北人民政府各财经部门为基础，应即陆续建立中央财政处、中国人民银行、海关总署、中央商业处、交通处、燃料处、金属处、纺织处、工业处、农业处、林业处、水利处和中央铁道部等各中央财政经济部门；
在东北、西北、华中、华东等区域及各省各大中城市，均应建立财政委员会及各级人民政府委员会的若干财政经济部门，并在中央与上级财政经济机关的领导之下进行工作。这就确定了中财委作为党在经济战线的统一领导机构的地位。新中国建立后，它成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的财政经济委员会，统一领导全国的财经工作。
当时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谁来领导中财委。毛泽东等中央领导首先把目光投向了陈云。陈云曾主持过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财经办事处，后来领导东北财经委员会，工作十分出色，稳定了东北经济形势。因此在新中国建立初急需懂经济的人才的时候，自然陈云就被任命为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主持新中国的财经工作。在毛泽东和其它领导人确定大政方针的情况下，中财委作为党中央的财经参谋部和具体作战的指挥机构，在陈云的领导下，工作是做得出色的。
中财委成立后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召开上海会议，研究部署以稳定金融物价为中心的经济工作。
1949年5月31日，中央发出了《关于建立中央财政经济机构大纲(草案)》的文件，由刘少奇起草，毛泽东审定，这个大纲指出了中财委的目的是“为了供给目前人民革命战争的需要及改善人民生活之目的”，“并使各地方的财政经济机构和中央财政经济机构建立正确的关系”。《大纲》还要求：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之下，立即建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并陆续建立若干中央财政经济部门，作好目前中央的财政经济机构，这些机构，在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以前的几个月内，由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以命令建立之，并受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之委托，计划并领导国家的财政经济工作，中央各财政经济部门在财政经济计划方面应服从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决议，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应加入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为委员；
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应陆续设立中央计划局、中央财经人事局、中央技术管理局、私营企业中央事务局、合作事业中央管理局、外资企业中央事务局等工作机构，此外，以现在华北人民政府各财经部门为基础，应即陆续建立中央财政处、中国人民银行、海关总署、中央商业处、交通处、燃料处、金属处、纺织处、工业处、农业处、林业处、水利处和中央铁道部等各中央财政经济部门；
在东北、西北、华中、华东等区域及各省各大中城市，均应建立财政委员会及各级人民政府委员会的若干财政经济部门，并在中央与上级财政经济机关的领导之下进行工作。这就确定了中财委作为党在经济战线的统一领导机构的地位。新中国建立后，它成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的财政经济委员会，统一领导全国的财经工作。
当时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谁来领导中财委。毛泽东等中央领导首先把目光投向了陈云。陈云曾主持过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财经办事处，后来领导东北财经委员会，工作十分出色，稳定了东北经济形势。因此在新中国建立初急需懂经济的人才的时候，自然陈云就被任命为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主持新中国的财经工作。在毛泽东和其它领导人确定大政方针的情况下，中财委作为党中央的财经参谋部和具体作战的指挥机构，在陈云的领导下，工作是做得出色的。
中财委成立后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召开上海会议，研究部署以稳定金融物价为中心的经济工作。
2、打一场经济的胜仗
新中国建立伊始，百事待举，需要解决的财经问题很多，遇到的困难很大，如何迅速治理好国民党政府留下的满目疮痍的烂摊子，尽快实现财经统一，制止通货膨胀，稳定市场物价，恢复工农业生产，是新生的人民共和国面临的一项十分艰巨复杂的任务。
1949年8月到10月，由于经济发展需要，货币发行额曾一度比7月底增加了6倍多，而此时物资又明显不足，再次出现了通货膨胀的危险，而当时一些投机资本家敌视新生的人民政权，认为新政权是土包子，只会打仗，不懂经济，即所谓“共产党军事一百分，政治八十分，经济是零分”，因而正借此兴风起浪，妄图打击新中国的经济基础。
奸商们的投机活动严重地威胁着人们生活，扰乱了社会秩序，惩治奸商，稳定市场，稳定人民的情绪，已成为一件十分急迫的事情。
在毛泽东和陈云等中财委的人看来，遇到问题和困难是不可能照搬过去的经验或引用外国的经验的。只能根据实际情况办事，碰到了问题，才能拿出新的观点和办法，一件一件事来做。在农村和城市遇到的问题不一样，解决办法不一样。东北中等城市的财经工作和上海、天津、武汉、南京等大城市的财经工作又不一样，苏联十月革命后的经验与中国的经验也不一样，这些都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需要深刻的洞察力和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而这些都是毛泽东一贯提倡的，开国前后与私营工商业在市场物价方面的斗争，几经反复，斗争激烈，才稳定下来。
这场斗争，是关系人民币的信用，关系城市上亿人民的生活，关系社会主义市场与资本主义市场谁胜谁负的斗争，经过四波三稳四次较大的斗争，稳定物价才打下了基础。最初，毛泽东和陈云等中财委的人都意识到必须同先稳住上海，才能进一步稳住全中国的经济和政治。
在上海的五次经济决战中，有1949年5月北京市场上的银元斗争，这次是政府用行政命令打退的。政府公布黄金、美钞、银元不许自由买卖，不许流通。第二次是1949年7至10月的物价风潮，当时毛泽东和陈云等中财委的人意识到上海的涨价风潮不能抑制主要是粮食和纱布，一个是吃，一个是穿，“人心乱不乱，在城市中心是粮食，在农村主要靠纱布”。
当时中财委组织粮食调度，到1950年底，国家掌握的粮食最高达17亿斤，够一年半的周转，在米价风涨时，国家做统一抛售，打垮了大投机商，而对于纱布，一方面是组织从全国统购，另一方面用经济手段迫使资本家抛售囤积的纱布，即在资本家大量用资金囤积纱布时，用税收、公债、工人工资等来迫使资本家急需资金，而又不许国营企业和银行向他们贷款，这样资本家只有出售手中的纱布，并且只有以低价出售。
新中国建立伊始，百事待举，需要解决的财经问题很多，遇到的困难很大，如何迅速治理好国民党政府留下的满目疮痍的烂摊子，尽快实现财经统一，制止通货膨胀，稳定市场物价，恢复工农业生产，是新生的人民共和国面临的一项十分艰巨复杂的任务。
1949年8月到10月，由于经济发展需要，货币发行额曾一度比7月底增加了6倍多，而此时物资又明显不足，再次出现了通货膨胀的危险，而当时一些投机资本家敌视新生的人民政权，认为新政权是土包子，只会打仗，不懂经济，即所谓“共产党军事一百分，政治八十分，经济是零分”，因而正借此兴风起浪，妄图打击新中国的经济基础。
奸商们的投机活动严重地威胁着人们生活，扰乱了社会秩序，惩治奸商，稳定市场，稳定人民的情绪，已成为一件十分急迫的事情。
在毛泽东和陈云等中财委的人看来，遇到问题和困难是不可能照搬过去的经验或引用外国的经验的。只能根据实际情况办事，碰到了问题，才能拿出新的观点和办法，一件一件事来做。在农村和城市遇到的问题不一样，解决办法不一样。东北中等城市的财经工作和上海、天津、武汉、南京等大城市的财经工作又不一样，苏联十月革命后的经验与中国的经验也不一样，这些都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需要深刻的洞察力和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而这些都是毛泽东一贯提倡的，开国前后与私营工商业在市场物价方面的斗争，几经反复，斗争激烈，才稳定下来。
这场斗争，是关系人民币的信用，关系城市上亿人民的生活，关系社会主义市场与资本主义市场谁胜谁负的斗争，经过四波三稳四次较大的斗争，稳定物价才打下了基础。最初，毛泽东和陈云等中财委的人都意识到必须同先稳住上海，才能进一步稳住全中国的经济和政治。
在上海的五次经济决战中，有1949年5月北京市场上的银元斗争，这次是政府用行政命令打退的。政府公布黄金、美钞、银元不许自由买卖，不许流通。第二次是1949年7至10月的物价风潮，当时毛泽东和陈云等中财委的人意识到上海的涨价风潮不能抑制主要是粮食和纱布，一个是吃，一个是穿，“人心乱不乱，在城市中心是粮食，在农村主要靠纱布”。
当时中财委组织粮食调度，到1950年底，国家掌握的粮食最高达17亿斤，够一年半的周转，在米价风涨时，国家做统一抛售，打垮了大投机商，而对于纱布，一方面是组织从全国统购，另一方面用经济手段迫使资本家抛售囤积的纱布，即在资本家大量用资金囤积纱布时，用税收、公债、工人工资等来迫使资本家急需资金，而又不许国营企业和银行向他们贷款，这样资本家只有出售手中的纱布，并且只有以低价出售。
在此之后，毛泽东和中财委的人又决定继续增加纱布的控制量和定期存款量，又采取紧缩的财政、金融、税收及劳动工资紧缩的办法，以进一步稳定物价，到1952年物价基本稳定下来了。毛泽东对这个事关全局的问题，予以了高度重视，他多次致电情况严重的华东局和中财委的负责人，作出了重大的判断和英明的决策。在1949年7月21日，他即致电华东局说：上海问题须从农村、精简、疏散三方面着手才能解决，要用大力进行苏浙皖三省农村工作，获得农民群众的拥护，这是首先重要的，否则上海及任何城市的困难问题都不能彻底解决，其次是精兵减政，节省国家开支，这也是很重要的，你们现在即可以开始做，又其次是疏散，这需要有陈云商量后提出一具体计划交中央议订。
依靠群众争取人民的支持这正是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关键，毛泽东相信人民是力量的源泉，革命和建设依靠人民，也为了人民，这是辩证的，不可分离的。同时毛泽东在经济工作也十分尊重陈云等经济领导的意见，遇到关系经济全局的事以正确与否为客观标准，共同为新中国的国民经济调整和恢复做贡献。
当时，中财委建立后召开的上海会议上曾提出四条主要的克服困难的办法，即精简节约；在新解放区抓紧征粮；发行公债2400亿元；由中财委主持从各地调拨物资，保证上海之粮食、棉花、煤炭供应，稳住上海，恢复生产。
毛泽东在8月14日即以中央名义致电陈云要求陈云就以下几点加以说明：一、2400亿元的用途；二、为什么需要2400亿之多，是否可以减少；三、估计城市工商业家对此项公债的态度将如何，是否会拥护，如不拥护是否有失败之可能；四、利息4厘是否适当，为什么是适当的；五、为什么规定明年11月起还本付息，3年还清，期限是否太短，为什么要如此规定，以上请答复。时隔三天8月17日，又以中央名义致电陈云和华东局陈毅、饶漱石说，公债问题关系重大，请陈云立即回来向中央报告，加以讨论然后决定，同时，请饶陈试探民建方面资本家的意见，电告中央。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对政府尚存异议，因而中央决定推迟发行。9月7日，毛泽东在华中财委9月5日给中财委的电报上批示说：陈云同志，中央决定暂时不要发公债，为何华中决定10月初发行公债?请即去电制止，如华南东北有同样情形，亦应去电制止。
新中国建立初期，党内外在税收问题上一度以为不与民争利，要行仁政，因而税收越少越好，许多地方都不敢收税了，中财委以税定全局考虑，认为不能靠通货膨胀来发展经济，必须还依靠税收，虽然这样负担重了一点，但也就不会出现大的经济波动了。1950年2月，中财委在呈党中央、毛泽东的报告里阐述了这一方针，报告中指出。现在问题的中心是，多收税少发钞票，还是少收税多发钞票?路子只有两条，少收必得多发，想少发必得多收；不是多收便要多发，此外便无出路。有人要求少收，而又要物价稳，这办不到，收税和发钞票这两者比较，在可能限度内，多收一点税，比多发钞票，为害较小，这样做，工商业负担虽稍重，但物价平稳，对正常的工商业有好处。反之，物价波动大，任何人也不愿拿出钱去经营工商业，资金都囤积在物资上，或放在家中不用，劳动者也跟着没活干了。
毛泽东很早就关注到了税收问题，早在1949年11月，他就曾对收集和研究上海税收办法作出指示，要求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席薄一波，收集上海的税收办法加以研究，因为上海的税收办法得到英国侨民的肯定。英国侨民致政府的备忘录里说：英侨情况，现亦略好转，对身受政府一视同仁的待遇，无不感激。惟对某些税收制度及劳资问题，尚有意见。例如，税收方法、税率及制度，全国应一致。在天津之合并征收所得税及营业税，似非合理，更依照“缴税能力”强定工商业税，亦不科学，对工商业均有严重不良影响，惟上海之营业税法及印花税法，系参酌本市实际情况而定，人民无不称善。当时，毛泽东要求薄一波将此情况告知天津市长黄敬。
1950年4月5日，毛泽东又致电陈毅，同意陈毅等关于公债，税收等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谈到了解决公债税收问题的方针和办法，简单说来，有以下几点：一、做好解释工作，对工作方式和税目方面的毛病进行检讨并加以改进；二、说明续税任务新老解放区和城乡均在分担，共同克服困难；三、召集财经各部人员开会，在不妨碍中央财政部部署的条件下，考虑一些必要松动和辅助的步骤，使上海工商业的维持获得实际办法，并对失业失学问题商讨具体救助方法。
后来，毛泽东又多次表示要妥慎处理税收问题，力争减少阻力，掌握主动权，并且肯定上海采取的有关方针是正确可行的。
这时候，由于中央缩紧银根，不走通货膨胀的路子，在平抑物价的斗争，一些资本家吃亏就较大了，毛泽东也就多次询问管财经的同志，工商业会不会有问题，要求掌握适度原则，否则过份打击工商业，不能恢复生产，财政困难继续，结果适得其反。1949年12月30日，毛泽东即为询问上海工商业者困难的实际情况致陈云电，电称：据上海市委电，上海有许多大型中型工厂负债甚多，难于维持，要求政府贷款，否则有大批倒闭危险等语，上海工商业家是否确有这么大的困难，到底是否已允许贷款及贷给多少，资本家叫得那样凶是否符合实际情况，是否有借此抵制公债的意图，看法如何，盼告。
毛泽东的这种担心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是真正的战略眼光。经济问题是复杂的，往往要考虑许许多多的复杂因素。新中国建立之初，平抑物价，稳定经济这样巨大的成绩的取得，与陈云、薄一波等财经战线上的一代领导的贡献分不开，也更与毛泽东慧眼识人和他深刻的洞察力和战略眼光分不开，正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共中央和人民政府同全国人民一道克服了惊人的经济困难，为国民经济的恢复打下了基础。
依靠群众争取人民的支持这正是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关键，毛泽东相信人民是力量的源泉，革命和建设依靠人民，也为了人民，这是辩证的，不可分离的。同时毛泽东在经济工作也十分尊重陈云等经济领导的意见，遇到关系经济全局的事以正确与否为客观标准，共同为新中国的国民经济调整和恢复做贡献。
当时，中财委建立后召开的上海会议上曾提出四条主要的克服困难的办法，即精简节约；在新解放区抓紧征粮；发行公债2400亿元；由中财委主持从各地调拨物资，保证上海之粮食、棉花、煤炭供应，稳住上海，恢复生产。
毛泽东在8月14日即以中央名义致电陈云要求陈云就以下几点加以说明：一、2400亿元的用途；二、为什么需要2400亿之多，是否可以减少；三、估计城市工商业家对此项公债的态度将如何，是否会拥护，如不拥护是否有失败之可能；四、利息4厘是否适当，为什么是适当的；五、为什么规定明年11月起还本付息，3年还清，期限是否太短，为什么要如此规定，以上请答复。时隔三天8月17日，又以中央名义致电陈云和华东局陈毅、饶漱石说，公债问题关系重大，请陈云立即回来向中央报告，加以讨论然后决定，同时，请饶陈试探民建方面资本家的意见，电告中央。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对政府尚存异议，因而中央决定推迟发行。9月7日，毛泽东在华中财委9月5日给中财委的电报上批示说：陈云同志，中央决定暂时不要发公债，为何华中决定10月初发行公债?请即去电制止，如华南东北有同样情形，亦应去电制止。
新中国建立初期，党内外在税收问题上一度以为不与民争利，要行仁政，因而税收越少越好，许多地方都不敢收税了，中财委以税定全局考虑，认为不能靠通货膨胀来发展经济，必须还依靠税收，虽然这样负担重了一点，但也就不会出现大的经济波动了。1950年2月，中财委在呈党中央、毛泽东的报告里阐述了这一方针，报告中指出。现在问题的中心是，多收税少发钞票，还是少收税多发钞票?路子只有两条，少收必得多发，想少发必得多收；不是多收便要多发，此外便无出路。有人要求少收，而又要物价稳，这办不到，收税和发钞票这两者比较，在可能限度内，多收一点税，比多发钞票，为害较小，这样做，工商业负担虽稍重，但物价平稳，对正常的工商业有好处。反之，物价波动大，任何人也不愿拿出钱去经营工商业，资金都囤积在物资上，或放在家中不用，劳动者也跟着没活干了。
毛泽东很早就关注到了税收问题，早在1949年11月，他就曾对收集和研究上海税收办法作出指示，要求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席薄一波，收集上海的税收办法加以研究，因为上海的税收办法得到英国侨民的肯定。英国侨民致政府的备忘录里说：英侨情况，现亦略好转，对身受政府一视同仁的待遇，无不感激。惟对某些税收制度及劳资问题，尚有意见。例如，税收方法、税率及制度，全国应一致。在天津之合并征收所得税及营业税，似非合理，更依照“缴税能力”强定工商业税，亦不科学，对工商业均有严重不良影响，惟上海之营业税法及印花税法，系参酌本市实际情况而定，人民无不称善。当时，毛泽东要求薄一波将此情况告知天津市长黄敬。
1950年4月5日，毛泽东又致电陈毅，同意陈毅等关于公债，税收等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谈到了解决公债税收问题的方针和办法，简单说来，有以下几点：一、做好解释工作，对工作方式和税目方面的毛病进行检讨并加以改进；二、说明续税任务新老解放区和城乡均在分担，共同克服困难；三、召集财经各部人员开会，在不妨碍中央财政部部署的条件下，考虑一些必要松动和辅助的步骤，使上海工商业的维持获得实际办法，并对失业失学问题商讨具体救助方法。
后来，毛泽东又多次表示要妥慎处理税收问题，力争减少阻力，掌握主动权，并且肯定上海采取的有关方针是正确可行的。
这时候，由于中央缩紧银根，不走通货膨胀的路子，在平抑物价的斗争，一些资本家吃亏就较大了，毛泽东也就多次询问管财经的同志，工商业会不会有问题，要求掌握适度原则，否则过份打击工商业，不能恢复生产，财政困难继续，结果适得其反。1949年12月30日，毛泽东即为询问上海工商业者困难的实际情况致陈云电，电称：据上海市委电，上海有许多大型中型工厂负债甚多，难于维持，要求政府贷款，否则有大批倒闭危险等语，上海工商业家是否确有这么大的困难，到底是否已允许贷款及贷给多少，资本家叫得那样凶是否符合实际情况，是否有借此抵制公债的意图，看法如何，盼告。
毛泽东的这种担心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是真正的战略眼光。经济问题是复杂的，往往要考虑许许多多的复杂因素。新中国建立之初，平抑物价，稳定经济这样巨大的成绩的取得，与陈云、薄一波等财经战线上的一代领导的贡献分不开，也更与毛泽东慧眼识人和他深刻的洞察力和战略眼光分不开，正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共中央和人民政府同全国人民一道克服了惊人的经济困难，为国民经济的恢复打下了基础。
3、“杯酒”释“财权”
新中国建立初克服经济困难除了平息涨价风潮，稳定工商业以外，毛泽东、中共中央还考虑采取有力的措施以克服新中国面临的严重的财政经济困难。其首要的一项手段就是统一全国的财政经济管理。当时已解放的老解放区虽已连成一片，但除了政策上的统一以外，财经管理工作完全处于分散状态，各有货币，各管收支，解放区之间只能做到少数军用品和少数物资可以调拨，远远未能达到全国财经工作的统一，这不能适应全国统一政治局面的需要。
统一财经是1950年3月中央人民政府采取的一项重要的财政经济方针。《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指出：“过去国家支出的大部分由中央人民政府负责和依靠增发通货，现在则公粮和税收大多尚由各区、省、市、县人民政府管理，此种财经上的不统一和收支机关之间的脱节现象，如果任其继续下去，则势必额外增加通货的发行。”
这次统一财经工作的范围很广，基本内容有三项：第一，统一全国财政收支；第二，统一全国物资调度；第三，统一全国现金管理，其中主要是统一全国财政收支，重点又是统一收支，保证中央财政的需要。
财政收入即公粮、税收及库存物资的全部，公营企业的利润和折旧的一部分，统归国库，没有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的支出命令，任何部门不得动支，所有库存物资，由中财委统一调度，合理使用，以减少财政支出，指定人民银行代理国库，一切军政机关和公营企业的现金，一律存入银行，不得存入私人行庄。
支出方面：军队的供给统一于解放军的后勤部，政府机关、学校、团体则按照规定的编制和供给标准供给；统一重要物资调拨，当时，上海无大米，无棉花，同时因为生产没有恢复，运往外地的工业品不多，又无运力把米和棉花运进来，因而，毛泽东和党中央做出决策：为了稳定上海，占领全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实行全国重要物资的统一调拨，以做到互通有无。
在统一财经的过程中一个十分突出的影响深远的问题就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一方面，统一财经是必要的，特别是因为当时收支严重脱节，公粮和税收大半在地方手里，近水楼台先得月，自己可以先用，中央拿不到，但900万人里500万军队是要“吃皇粮”，由中央支出的。发在下面，支在上面，中央存在严重的亏空。同时要进行建设，在经济底子薄的新中国是需要集中一些经济力量、财政力量，才能办成一些大事的，这就同以前毛泽东军事上讲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有异曲同工之妙。
可是另一方面财经统一以后，地方积极性和企业的积极性可能被消磨，难以调动地方、部门、单位的责任心、主动性和创造性。全国财政实行统一管理之后，地方上仍有一定的财力和财政，在财政收入上，公粮附加和地方税收，仍归地方支配，国家工厂的一部分划归地方管辖，此外，东北地区的经济建设可先行一步，以便更好地支援全国，但是这毕竟是有限的，地方要么认为权力受限，要么增长了对中央的依赖思想，总的说来有以下几点：
新中国建立初克服经济困难除了平息涨价风潮，稳定工商业以外，毛泽东、中共中央还考虑采取有力的措施以克服新中国面临的严重的财政经济困难。其首要的一项手段就是统一全国的财政经济管理。当时已解放的老解放区虽已连成一片，但除了政策上的统一以外，财经管理工作完全处于分散状态，各有货币，各管收支，解放区之间只能做到少数军用品和少数物资可以调拨，远远未能达到全国财经工作的统一，这不能适应全国统一政治局面的需要。
统一财经是1950年3月中央人民政府采取的一项重要的财政经济方针。《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指出：“过去国家支出的大部分由中央人民政府负责和依靠增发通货，现在则公粮和税收大多尚由各区、省、市、县人民政府管理，此种财经上的不统一和收支机关之间的脱节现象，如果任其继续下去，则势必额外增加通货的发行。”
这次统一财经工作的范围很广，基本内容有三项：第一，统一全国财政收支；第二，统一全国物资调度；第三，统一全国现金管理，其中主要是统一全国财政收支，重点又是统一收支，保证中央财政的需要。
财政收入即公粮、税收及库存物资的全部，公营企业的利润和折旧的一部分，统归国库，没有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的支出命令，任何部门不得动支，所有库存物资，由中财委统一调度，合理使用，以减少财政支出，指定人民银行代理国库，一切军政机关和公营企业的现金，一律存入银行，不得存入私人行庄。
支出方面：军队的供给统一于解放军的后勤部，政府机关、学校、团体则按照规定的编制和供给标准供给；统一重要物资调拨，当时，上海无大米，无棉花，同时因为生产没有恢复，运往外地的工业品不多，又无运力把米和棉花运进来，因而，毛泽东和党中央做出决策：为了稳定上海，占领全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实行全国重要物资的统一调拨，以做到互通有无。
在统一财经的过程中一个十分突出的影响深远的问题就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一方面，统一财经是必要的，特别是因为当时收支严重脱节，公粮和税收大半在地方手里，近水楼台先得月，自己可以先用，中央拿不到，但900万人里500万军队是要“吃皇粮”，由中央支出的。发在下面，支在上面，中央存在严重的亏空。同时要进行建设，在经济底子薄的新中国是需要集中一些经济力量、财政力量，才能办成一些大事的，这就同以前毛泽东军事上讲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有异曲同工之妙。
可是另一方面财经统一以后，地方积极性和企业的积极性可能被消磨，难以调动地方、部门、单位的责任心、主动性和创造性。全国财政实行统一管理之后，地方上仍有一定的财力和财政，在财政收入上，公粮附加和地方税收，仍归地方支配，国家工厂的一部分划归地方管辖，此外，东北地区的经济建设可先行一步，以便更好地支援全国，但是这毕竟是有限的，地方要么认为权力受限，要么增长了对中央的依赖思想，总的说来有以下几点：
财经的统一给地方带来了困难与不利，限制了地方积极性；统一财经后，在某些工作上中央管得过多了，如国际贸易工作，并没有区别全国性比重较大的业务与地方性比重较大的业务，统一由全国的各个专业公司实行垂直的领导，这样就使得某些地方性比重较大的业务，特别是在土特产的产销上，限制了地方“因地制宜”的作用；属于中央集中管理但又分散在各地的企业，如中央直接管理的工矿业、铁路、银行、国营贸易公司等等，与地方关系不清，在对这些企业单位的领导管理工作中，没有明确决定哪些职权是属于中央的，哪些职权是属于地方的，使得地方当局难于处理本地区与中央直属企业的关系。
黄克诚当时就给毛泽东和中财委写信，批评了中南地区出现的随意上收企业，限制地方经济发展的做法，提出了应发挥地方办工业的积极性。
对此，毛泽东十分重视，当即下令中财委解决，同时他更从战略上提出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问题，要求把独立性和统一性结合起来，中共中央和人民政府依照这个战略思想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调整。当时，政务院就通过了中财委提出的《关于1951年度财政收支系统划分的决定》、《国营工业生产建设的决定》和《划分中央和地方在财政经济工作上管理职权的决定》等几个文件，提出在继续保持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统一领导、统一计划和统一管理的原则下，把一部分适宜于地方政府管理的职权交给地方政府。
这几个文件具体说来主要明确了地方的部分财政权力，其一，把一部分国营企业或一部分财经业务划给地方。其二，分散在各地的由中财委直接管理的企业单位，其政治工作均由大行政区人民政府指定的地方当局领导，政治工作一定要以生产为中心，以业务为中心，必须防止政治工作与生产和业务游离的现象。毛泽东还指出，在统一财政支出时，除了具体的政策办法以外，还要注重讲道理和工作方法，应向各地讲清楚统一与分散的利害得失，说明革命者的责任要服从全局，当然也要保证地方的开支。有些收入可以采取分成或实行按比例提成的办法，预防和克服地方的消积抵触。
毛泽东还多次指出，中央和地方要相互配合，协调一致，地方以大局为重，中央也对地方的情况予以照顾。解决各地区的问题要从全局出发，各个地区的解放，有先有后，情况也各不相同。解决各地区的财经问题，必须从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区别对待。
比如，东北地区工业基础比较大，恢复生产的条件比较好，在经济建设上先行一步，对全国经济的恢复有好处，同时，为保证这个地区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应当允许东北地区单独使用一种货币，即东北币继续在东北地区流通使用，以山海关为界，与人民币保持合理的比价，这样，东北地区的经济建设即可不受关内物价波动的影响，能正常进行。东北地区则以重要物资支援关内，向全国其它地方提供大米、大豆、余粮、钢、枕木等。
同时，地方与地方之间则互通有无，大宗物资的调拨经中财委，小宗物资的交换，各地区相互协商处理。
1950年4月13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七次会议讲话指出：过去的六个月我们在财政收支，稳定物价方面的工作有了很大的成绩，我们的财政方针是正确的，我们国家的财政情况开始好转，这是很好的现象。他还指出全国财经工作统一的胜利，其意义不亚于淮海战役。并且赞美陈云，可称之为能。在这里，他是借用诸葛亮在《前出师表》里叙述刘奋夸奖向宠的用语(“将军向庞，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来赞扬陈云的理财之道。
6月6日在七届三中全会的《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毛泽东再次明确肯定了人民政府在几个月内实现全国范围的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争取了财政收支平衡，制止了通货膨胀，稳定了物价，并进一步指出要巩固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巩固财政收支的平衡和物价的稳定。在此方针下，调整税收，酌量减轻民负。
从1950年3月开始，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下决心统一了货币，统一了财政，统一了物资调拨。这样，中财委即可对各项问题作出统一的规定，统一计划和管理，比如税种、税目、税率，国营工业的生产计划，原料来源，产品推销；外销物资，外汇使用；内地物资的调拨；物价管理，铁路、轮船的合理使用；邮电的管理等等，到1950年第一季度都陆续作出了统一规定。之后，国家财政收入急剧增加，支出相对减少，而且国家收支都集中到中央金库，整顿财政不到半年，在1950年4月，财政收支出现了接近平衡的局面，这也正是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全国各级干部和广大群众协力同心取得的巨大成果。
黄克诚当时就给毛泽东和中财委写信，批评了中南地区出现的随意上收企业，限制地方经济发展的做法，提出了应发挥地方办工业的积极性。
对此，毛泽东十分重视，当即下令中财委解决，同时他更从战略上提出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问题，要求把独立性和统一性结合起来，中共中央和人民政府依照这个战略思想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调整。当时，政务院就通过了中财委提出的《关于1951年度财政收支系统划分的决定》、《国营工业生产建设的决定》和《划分中央和地方在财政经济工作上管理职权的决定》等几个文件，提出在继续保持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统一领导、统一计划和统一管理的原则下，把一部分适宜于地方政府管理的职权交给地方政府。
这几个文件具体说来主要明确了地方的部分财政权力，其一，把一部分国营企业或一部分财经业务划给地方。其二，分散在各地的由中财委直接管理的企业单位，其政治工作均由大行政区人民政府指定的地方当局领导，政治工作一定要以生产为中心，以业务为中心，必须防止政治工作与生产和业务游离的现象。毛泽东还指出，在统一财政支出时，除了具体的政策办法以外，还要注重讲道理和工作方法，应向各地讲清楚统一与分散的利害得失，说明革命者的责任要服从全局，当然也要保证地方的开支。有些收入可以采取分成或实行按比例提成的办法，预防和克服地方的消积抵触。
毛泽东还多次指出，中央和地方要相互配合，协调一致，地方以大局为重，中央也对地方的情况予以照顾。解决各地区的问题要从全局出发，各个地区的解放，有先有后，情况也各不相同。解决各地区的财经问题，必须从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区别对待。
比如，东北地区工业基础比较大，恢复生产的条件比较好，在经济建设上先行一步，对全国经济的恢复有好处，同时，为保证这个地区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应当允许东北地区单独使用一种货币，即东北币继续在东北地区流通使用，以山海关为界，与人民币保持合理的比价，这样，东北地区的经济建设即可不受关内物价波动的影响，能正常进行。东北地区则以重要物资支援关内，向全国其它地方提供大米、大豆、余粮、钢、枕木等。
同时，地方与地方之间则互通有无，大宗物资的调拨经中财委，小宗物资的交换，各地区相互协商处理。
1950年4月13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七次会议讲话指出：过去的六个月我们在财政收支，稳定物价方面的工作有了很大的成绩，我们的财政方针是正确的，我们国家的财政情况开始好转，这是很好的现象。他还指出全国财经工作统一的胜利，其意义不亚于淮海战役。并且赞美陈云，可称之为能。在这里，他是借用诸葛亮在《前出师表》里叙述刘奋夸奖向宠的用语(“将军向庞，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来赞扬陈云的理财之道。
6月6日在七届三中全会的《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毛泽东再次明确肯定了人民政府在几个月内实现全国范围的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争取了财政收支平衡，制止了通货膨胀，稳定了物价，并进一步指出要巩固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巩固财政收支的平衡和物价的稳定。在此方针下，调整税收，酌量减轻民负。
从1950年3月开始，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下决心统一了货币，统一了财政，统一了物资调拨。这样，中财委即可对各项问题作出统一的规定，统一计划和管理，比如税种、税目、税率，国营工业的生产计划，原料来源，产品推销；外销物资，外汇使用；内地物资的调拨；物价管理，铁路、轮船的合理使用；邮电的管理等等，到1950年第一季度都陆续作出了统一规定。之后，国家财政收入急剧增加，支出相对减少，而且国家收支都集中到中央金库，整顿财政不到半年，在1950年4月，财政收支出现了接近平衡的局面，这也正是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全国各级干部和广大群众协力同心取得的巨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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