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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军知多少?

已有 1006 次阅读2017-9-10 05:24 |个人分类:杂文|系统分类:时政资讯分享到微信


        一般人对伪军都没有深刻的认识,只觉得他们可恨,是背叛了民族、背叛了国家的人,是一群懦夫。简言之:伪军,就是汉奸。

        想了解伪军并不容易,至少目前没有人愿意站出来承认说:是的,我曾经是伪军。于是只有求助于仅有的一点资料和书籍,和一些鲜有人知的信息。

       1932年日军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时,并不想建立伪军,因为怕控制不了这支由中国人组成的队伍。所以那时许多被日本占领的中国国土上,兴起了一个“治安军”的队伍,其实就是日本扶植的当地武装。直到1938年后,日本为了削弱中国军队的实力,才大力收编中国军队。但是,毕竟“和平共荣”只是个幌子,日军和伪军之间实则存在着相互控制和相互提防的“潜规则”。
当看到照片上,还没有枪高的十几岁的孩子、未脱稚气剪了短发的少女,都穿着伪军军装持枪敬礼的时候,不由得想探究,伪军到底是什么样的军队?参加伪军的人,当时是何种想法?
于是得到了形形色色的答案。
这其中,有的农民祖祖辈辈在这片上地上辛勤耕种,好不容易积攒了田地、牲畜、房产,日本人来了,他舍不得土地田产,不愿远走他乡,便留下来投靠了日军
有的是当地的地痞恶霸,和日军合作。
有的既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又被日本人打,索性就投降当了伪军
还有汪精卫此等“曲线救国”的原国民党党魁。
总之理由多种。杭战结束后,中国的伪军竟有几百万之巨。
我们曾经有机会采访一个在“伪满洲国”当过伪军的老人。但几次邀请后,老人还是拒绝了,因为他的儿孙还在,他不想让自己的后人抬不起头来。也很少有人知道他当过伪军,虽然他一直坚持自己不是汉奸,加入的只是“满洲国的军队”,他没有出过当时“伪满”的“国境”打自己的同胞。但这些依然让他不敢承认自己曾经的身份,终身不安。
当年杀抗联英雄杨靖宇的三个叛徒,两个至今还活着。有记者曾分别找到他们,当他们看到当年合影后,同样立刻认出了其他两人,并用最难听的语言咒骂他人的不义罪行。可是当谈到他们以前的叛徒身份时,二人皆不承认。
否认,也许比承认更能说明他们的态度。
不论是否承认,对于那些没有被清算的汉奸来说,肉体上的刑罚可以躲过。活着,才是对他们心理最漫长的惩罚。
香烟误:情报被“抽”掉了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同年12月,就在战事最紧张的时刻,国民党二号人物汪精卫突然出现在越南河内,并发表电报,希望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与日和谈,此举一出,全国哗然。1940年,汪精卫在日本的支持下,在南京成立“汪伪国民政府”,其军队组建也开始紧锣密鼓地进行了。
汪精卫想要组建一支“和平反共建国”军,其鲜明的目标就是“和平、反共、建国”。时任汪伪三十四师参谋长的施亚夫在第一次见到汪精卫的时候,就大胆地向他提问:“反共不能和平,这两者是不是有点矛盾?”汪精卫没想到有人会讲这种话,觉得挺新鲜,发现施亚夫这个人不错,有点胆量。施亚夫说:“汪精卫这个人是很精的,谁要是在他跟前过分滑头了,被他发现就不行,得要有点胆量才行。”
汪精卫伪军后来改名为“和平建国军”,也许与此次二人的对话有关,当然,也许无关。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件事情让汪精卫牢牢记住了施亚夫这个人。
汪精卫对这个年轻的参谋长印象很好。
在之后的时间里,施亚夫凭借上司的赏识和自己的能力,在苏皖边区汪伪三十四师成功地站稳了脚跟。他回忆说:“汪精卫的小舅子和我很好,他的儿子也和我很好。有一次,舅舅跟外甥有矛盾了,闹意见不回家,陈璧君(汪精卫的妻子)也没办法,于是要我出来调解,我就把这关系给调解好了……所以和他们越来越熟悉了。”
汪精卫很信任施亚夫,而且很欣赏他的胆识和才华。令汪精卫想不到的是,这个能帮助他解决家庭内部矛盾的小老弟,还有另一个身份-共产党!其实施亚夫在1928年就已经秘密加人了中国共产党,到了1941年,已经是老党员了。
1941年,施亚夫利用手上的小股部队,谎称8000人,自封为伪七师师长。不久,一个自称汪伪政府少将的人有登门拜访了。施亚夫回忆说:“汪精卫的参赞武官来检查,你的部队根本就是空的,他要看花名册,盖在花名册上的图章,有些是临时上海伪造的,用伪造的图章一盖,看着像真的。”
施亚夫成功地骗过汪伪政府和日本人的审查,于是才有了后来汪精卫的常识。深人敌人内部传递情报是施亚夫的一项工作,为避免被发现,情报一般只用口头或暗号传递。有一次,鬼子要搞大扫荡,施亚夫得知后,让情报员用一支香烟代表一个班,整盒香烟代表鬼子的大部队,把情报送出去。结果,香烟送过去以后,却被不知情的人分着抽掉了。后来鬼子来大扫荡,这么大的事情居然没有发出情报,施亚夫就此得到一个极大的教训。
情报工作做得好,八路军才能少牺牲,一次过鬼子据点时,八路军小战士任旭东,见识了地下工作的厉害,因为那一夭,任旭东的队伍以零伤亡过据点。他们事先就和地下人员都联系好了,有引路人员、侦察兵,还有碉堡里的伪军。否则,当部队过据点时,伪军一开枪,附近的日本鬼子就来了,部队就过不去。
随着施亚夫老人的回忆,我们不禁想知道,伪军到底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它是由什么人组成的?有什么特别之处?
    “好歹能挣点钱养家”
    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时,日本《处理满蒙问题纲要》中规定:不允许新国家的陆军存在。但由于东北的抗日力量壮大,伪满不得不建立“兴安军”。之后日军的政策是以华北五省“自治”为目标,以维持治安为目的。这些不需要作战的伪军多以“保安队”、“伪警察”的面目出现。
    1938年武汉会战前,日本改变了原有的政策,改为“促进对杂牌军的拉拢归顺工作,设法分化、削弱敌人的战斗力”,在各地方设立伪政权,组织“治安军”。1940年汪伪政府成立,日本同样限制其军队人数,改称“绥靖军”。施亚夫回忆说:“一部分人是没有组织、自发地抗战,国民党觉得收编他们不行,于是他们最后走了伪军这条路;另一部分就是工人,其中少数是被日军俘虏过来的。”
    在华日军对各地政策不同,导致伪军的组成人员各有差异,在伪满日军颁布了强制征兵规定,满19岁的壮丁,需入伍服役3年,除投降的部分东北军,伪满军队中也有少数抗联叛徒。彭施鲁时为抗联二路军第四军留守处主任,九十多岁高龄的他回忆道:“在困难的时候,情况不断变糟的时候,叛逃是很难避免的。杨靖宇的部队受损失,就是因为有叛变的人,是一个师长,这个师长叫陈斌,他投降日本以后,带着日本人拼命地打我们。”
    随着战事的发展,一些国民党正规军,在反共第一、抗战第二的原则下,投降日军。1941年,国民党少将参议林建五曾公开表示:
    敌后坚持确实不易,必不得以时,可以考虑投伪问题。
    此外,一些与蒋介石不合的“杂牌军”为保存实力,也举起了降日的白旗。
    恽前程老人说:“伪军国民党部队出来,名义上叫曲线救国。原来在国民党中,他们的任务是反对共产党,叛变之后还是反对共产党。因此,同日本人一起,三家集合起来共同对付我们。”
    伪军虽然成分复杂,但数量是惊人的。据统计,中国是“二战”期间唯一一个伪军数量超过侵略国军队数量的国家。伪军充分体现了亲敌性,对待百姓和八路军更加残忍。
    八路军战士王智民曾亲眼见过,和他共同战斗过的11位同志,被捕后如何被残忍杀害。王智民老人表情痛苦地描述着那一幕惨状:“先把人身上的衣服都扒光了,手臂拉平,用手指头那么粗的大铁钉子,穿透掌心,钉在城墙上;两条腿呢,用铁丝给绑起来,钉在城墙上;两个锁骨,用铁丝穿透了拧成个扣,挂在城墙上;两条大腿的内侧和两腋下,绑上4支大蜡烛,点着,就那么烧,烧得人身上都往下流油,最后这人给活活烧死了。”
    据1946年统计,仅鲁西北一地被日伪军杀害者就有47335人,被暗杀者1518人,由于日伪军导致的病残致死者,为319162人。
    从1941年开始,日军和伪军针对共产党制定了“清剿”对策,主要在华中地区由伪军来执行。“清乡”行动让当时还是孩子的洪炉,经历了有生以来最可怕的中秋节。这一天,伪军来到洪炉所在的村子搞“清乡扫荡”,一种不正常的声音吸引了待在家里的洪炉,他往后门一看,结果看到了终生难忘的一幕。“我往后一看,半个村子都是火。”洪炉说。看到村子着火了,他马上喊人救火,这一喊不要紧,把伪军的枪声喊来了。
    那一在正好是中秋节,泰兴县一个小村庄的人们没有月圆,家破人亡是那个中秋节留给人们惨剧。
    折磨中国人的伪军,老百姓又叫他们“二鬼子”,抗联战士卢连峰所在的部队,曾狠狠地打过“二鬼子”。那一次,抗联部队事先得到了准确的情报,知道伪军要来。卢连峰回忆说:“我们就在那个山上埋伏着,我们在那儿蹲了两天。他们的骑兵一来,我们就开打。”抗联部队一下子冲上去,把伪军第四教导队100多人全部俘虏了。卢连峰说:“其中四五个日本鬼子全部杀掉,其余的中国人,那些伪军。都被扒光衣服放回家去了。
    在新四军左勇的印象中,伪军的战斗力不行,他们胆子小,只会趴在地上打仗。左勇说:“尽管我们的装备差,但是和他们一接触、一近战,就把他们消灭了。他们不敢接近我们,我们往上一冲,就把他们的队伍冲散了。他们爱逃跑,好几次打仗我们光追击他们,就把他们的队伍追垮了。”
    伪军的战斗力低,除了不是正规军外,还在于日军对伪军处处提防,日军对伪军的枪支、弹药和重武器的保有量有严格的限制,而且每个班都配有日本人,监视伪军的举动。施亚夫回忆说:“日本人把中国人关起来打死,所以伪军对他们也不是绝对相信的,不保险,要防范。”
    一个夏日的夜晚,时为暂编五十一师上尉连长的战士易庆明曾经和一个汪伪士兵在战地上说过话。在易庆明的记忆中,这个汪伪士兵还是有点良心的,他回忆说:“这个兵大喊,我是中国人,你别打中国人,别打中国人。我说,你为什么打我们呢?他说,我们也是被逼得没办法,不打你们不行,我们只能在打枪的时候,瞄得高一些,不像你们有本领,能瞄得准。我说,你们不知道调军去倒戈一击吗?为什么不去打日本人?”
    作为一个中国人,为什么要加入侵略者的军队?八路军战士任旭东也曾问过被俘伪军同样的问题。他说:“他们不讲民族气节,只讲自己的福利,能吃饭,伪军好歹能挣点钱养家,而八路军没什么军晌,连饭都吃不饱,连衣服都穿不上,生活很艰苦,所以他们宁肯去当伪军,也不愿意当八路军。
    汪伪军事力量的正式形成和大量发展,是在南京政府建立之后,但汪精卫集团的军事活动则是随着它的对日投降活动的进行而在伪府成立前早已开始了。建立军队,发展军事力量是汪精卫集团蓄谋已久的计划。在公开叛国前,注精卫一伙最初曾计划依靠云南、四川和广东、广西的地方军阀部队,来建立其伪政机然后再组建伪军。然而,当他们公然叛国投敌以后,国民党西南地方军阀并无起而响应的行动,预定的龙云等人的行动也未兑现,而“广东军阀张发奎没有跟重庆反目相视,特别使汪失望”;同时,日本军队也并未从原定要让给汪精卫的广东和广西地区撤出。因而汪精卫集团的预定计划破产了。于是,在这以后他们不能不把注意力主要转到自行编组军队上面。而在事实上,汪伪拼凑和组建伪军的活动,也就在这前后开场了。
    一九三九年初,汪精卫在河内时已着手拼凑其最初的军事组织。成立了军事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由汪精卫自任主任委员,陈公博、周佛海是军委委员。因为汪精卫成立伪政权一事当时尚未获得日本的正式批准,所以军委会虽已成立,除了网罗汉奸军事人员外,组建伪军的活动实际上并末进行。同年八月,汪伪国民党在上海召开“六大”以后,随着筹建伪政权活功的开展,注精卫一伙也开始了组建伪军的活动。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后,加速了收编、改编和组建伪军的步伐,扩大了它的军事力量。汪政权的部队来源,除接收“维新政府”所已编者外,大致为(一)原有国军部队,遗散在沦陷区自请收编者;(二)接收日军所已经收编者;(三)不及撤退之散兵游勇或小单位之携有枪械而无所统辖者;(四)上项游兵散勇,已有人利用之而编成较大单位者;(五)巧立名目,无正式系统委任者;(六)由日军移交之国军俘虏;(七)极小部分,系向各地招募者。收编国民党政府的部队和改编原有的各地伪军,则是当时汪伪组军的两个主要途径。从一九四○年春汪伪政府建立以迄一九四一年底,是伪军的初期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组建的伪军主要有以下几个部分:(一)第一方面军。这是由原南京维新政府的绥靖军改编而成的,下辖七个师、两个独立旅、一个教导旅、两个独立团。(二)和平救国军第一军,这是汪伪政府改编张岚峰部伪军而组成的。张岚峰原为西北军将领。下辖三个师:第十六师师长王新民,第十七师师长杨茂林,第十八师师长潘伯豪。同时,将原和平救国军第二军刘启雄部改编为第十四师,和平救国军刘绍琨部改编为第十五师。(三)第一集团军。这一部队是由收编因民党军李长江所部组成。李长江原系国民党苏鲁皖边区游击纵队副总指挥(总指挥李明扬),其部队活动于江苏扬州、泰州一带。一九四一年二月,李长江在泰州发表“和平宣言”,宣布率部投汪,其所部改编为伪第一集团军,共一万余人,李长江任总司令。第一集团军组成四个师,即暂编第二十四至二十七师,另有两个独立旅。 分驻泰州、江都、靖江地区。翌年四月,第十旅升编为第三十七师,丁聚堂任师长。(四)第二集团军。该部由收编国民党杨仲华部组成。杨仲华原任国民党江苏省保安第八旅旅长,属于韩德勤的地方保安部队。一九四一年三月,杨仲华公开投降汪,被任命为苏皖边区绥靖总司令。其所属部队改编为四个师,即暂编第三十二至三十五师,总部设于江苏东台。(五)第十九、二十二、二十八师。汪伪政府在苏北地区不仅收编了国民党苏鲁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所属的部分地方部队;而且也把其一部分正规部队收编了过去,组成为两个师。(六)第二军, 汪伪还在苏南和淞沪地区收编了两支和平军,组成为暂编第二军。在苏州地区活动的谢文达部,原属忠义救国军,后由李士群的特工总部收编,后交与军委会,改组为暂编第十师,以谢文达为师长。活动于上海浦东奉贤一带的和平军丁锡山部,原来也属于忠义救国军,编为暂编第十三师。一九四一年五月,两师编为暂编陆军第二军,并任命刘培绪兼暂编陆军第二军军长。该军除上述两个师外,还辖有独立第四、五、六等三个团。(七)第二十九、十一、十二师。武汉地区的伪军,汪伪首先收编的是这三个师。第二十九师系由“黄卫军”改编而来。此地“皇协军”李宝链部,系国民党挂系军队败退时所留一部份溃兵组成,汪伪政府将该部改编为暂编陆军第十一师。张启黄部伪军约五、六百人,为地方团队与溃兵凑集而成,汪伪政府将其收编为暂编陆军第十二师,张任师长。(八)闽粤边绥靖军和第二十、三十师。一九四○年五月,盘踞广东番禺一带的伪军曹辉林部、市桥的伪军李辅群部,由汪伪军委会收编。曹辉林部改编为陆军第三路,约一千七百余人。李辅群部编为陆军第四路,约二千人,翌年五月改编为暂编第二十师第四十旅,李任副师长兼旅长。在广东汕头、潮安一带,国民党军官黄大伟纠合游杂部队,组成和平建国军第一集团军,自任总司令。一九四○年七月,汪伪军委会命令撤销上述番号,改组为闽粤边区绥靖总司令部,任黄大伟为总司令,后来部队扩大到六千人。这一时期,汪伪军委会驻粤办事处、广州绥靖公署先后把收编的伪军,组成两个师、一个独立旅。(九)第三十一师、独立第三、四、十一旅。日军侵占皖中后,合肥一带的地方反动武装由李宗盛纠集组成和平建国军,汪伪政府将其收编后,改称独立第三旅,李宗盛为旅长。山东泗水于惠民部,自称山东第十一旅;临清冯寿彭部,自称山东独立第四旅,都系当地股匪组成,于一九四一年春分别被注伪政府收编。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国民党第三十九集团军所属第六十九军军长毕泽字、教导师师长文大可,在山东韩城率部投敌。文大可部改编为暂编第三十一师,文任师长。(十)南京警卫部队。一九四一年九月,汪伪在南京设立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为伪军培训骨干。一九四二年一月,以军校一部份毕业生为骨干,成立了警卫师,由李讴一以首都警备司令兼警卫师师长。一九四二年九月,军委会制定了直辖军队整备至纲及警卫军整备要领。按要领规定,将警卫师与独立第十四旅合并,编为警卫第二师,由秦汉清任师长。汪伪政府成立后,还在南京成立了宪兵指挥部,由日军从北平调来华北伪宪兵一营充作基本队伍,以张诚为指挥。一九四一年春组成宪兵司令部,由申振纲任司令,士兵扩充到一个团。 (十一)海军和空军。汪伪海军部成立后,将原南京维新政府水巡学校改为“中央海军学校”,到一九四三年先后共招生三百余人。日军将小型兵舰九艘和小炮艇六艘交与汪伪海军,作水上巡逻和军校学生教练之用。汪伪在南京、广州、威海卫三处分别设立要港司令部。总计汪伪海军力量,只不过几十只小舰艇、不足一个旅的兵力而已。汪伪空军力量更是微弱。军委会虽成立了航空暑,但无一架飞机。一九四一年五月,日军给了汪伪三架教练机,过后在常州成立了“中央空军学校”。翌年秋,日本赠给教练机十余架,航空署成立了空军教导队。但始终未建成一支作战机队。一九四三年十月,航空署缩编为一个司,后来又缩小为航空科。
    汪伪军事力量在—九四二——一九四三年期间,有过强烈的发展。这一发展,主要是由于蒋介石政府留在河南、河北、山东、江苏、安徽等省敌后地区的部队大量叛国投敌的结果。汪伪政府这一时期新扩展的伪军,其主要的部队有以下几部分:(一)第二方面军。由国民党孙良城部投敌后组成。孙良城曾任山东省政府主席,一九三九年,孙良诚任冀察游击总指挥,翌年任鲁西行署主任。后任国民党第三十九集团军副总司令,率赵云祥、王清瀚两部驻山东定陶、曹县一带。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一日,孙良诚发出叛国投敌通电。经汪伪政府收编后,改为第二方面军。辖第四、第五两军,第四军军长赵云样,第五军军长王清瀚。另外总司令部还直辖一个三十七师和一个特务团、一个教导团。以上各部共计三万多人。不久,孙良城所部就成为中原地区汪伪的一支规模最大的部队。(二)山东方面军(第三方面军)。由国民党军吴化文部投敌改编而成。吴化文抗战初期为韩复榘部手枪旅旅长,曾任济南警备司令。一九四○年任苏鲁战区新编第四师师长兼山东保安师师长,驻山东临沂、沂水地区。一九四三年一月吴化文等投敌改编为山东方面军。总兵力一万二千人。同年七月,改称为第三方面军,辖第六、第七两军及直属第五十师。(三)第四十三师。由国民党军王劲哉部改编而成。一九四三年二月,国民党军第一百二十八师师长王劲哉在鄂中咸宁地区被俘投敌,其所部三旅及独立第一、二、三、五旅等七个旅均随之投降日伪。该师被改编为和平建国军第四十三师,仍由王劲哉任师长。(四)第二十四集团军。原为国民党军第三十四集团军。这个集团军的叛国投敌是从孙殿英所部投敌开始的。一九四二年以后,孙殿英同太原、新乡等地日军暗中勾结,日军授意他在太行山国民党驻军中进行投敌叛变,拥汪反共的阴谋活动。一九四三年,孙殿英所部改编为“和平反共救国军新编第五军”,并配合日军诱捕了国民党河北省政府主席、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庞于五月十日叛国投敌。同年五月十四日,庞孙联合发表投降日伪通电。汪伪政府在同年六月二十二日任命庞为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孙殿英为副总司令。辖伪第四十军、伪第三十七军、伪新五军等三个军,总兵力两万五千人。 (五)第十军。一九四三年六月,国民党鲁苏战区鲁南总指挥部所属第一一二师师长兼第三三四旅旅长荣子恒,率所部四千人投敌,被改编为暂编第十军。(六)第二集团军。一九四一年冬成立苏豫边区绥靖总司令部,胡毓坤、张岚峰为正副总司令,以张岚峰所部为主要军事力量。翌年十月,杨仲华的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部被撤销。一九四三年十月,苏豫边区绥靖总司令部宣布撤销,同时成立第二集团军,以张岚峰为总司令。下辖两个军。(七)第二十一、三十六师和警卫第一、第三师。一九四二年五月,伪军陈玉港部由汪伪军委会收编,组成哲编第二十一师,以陈为师长。同年二月,淮海地区保安司令部所属第五旅及第十二旅,并编为暂编第三十六师。一九四三年伪军委会继编组警卫第二师之后,又以中央军官学校学员为基干,在南京组建了警卫第一师和第三师,以刘启雄为第一师师长,钟剑魂为第三师师长。(八)财政部税警总团。这支部队是由财政部中央税警学校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周佛海为便于控制,把这支部队称为中央税警学校和税警团,置于财政部指挥之下,不隶属于军委会。兵源由日军从被俘的蒋介石军队的士兵中拨充,并收缩忠义救国军和国民党税督团残余人员,武器则由日军供给。税警总团兵力,最多时达一万多人。
    据汪伪政府公布,“迄三十二年(1943)底为止,综计国军实力已达四十二个师、五个独立旅及十二个独立团,华北方面有十二个集团军及八个独立旅。”汪伪军总数最高时达100万人,正规军约60万人。
    伪军的溃败和消亡,这首先是由于中国人民抗日军事力量的不断壮大和对伪军的有力的打击。一九四四年和一九四五年上半年,我军抗击的伪军则上升到伪军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五。从抗战初期到一九四五年十月,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纵队依靠自己的浴血奋战毙伤和俘虏伪军累计达一百万人以上。另一方面,我军对伪军的正确政策和强大的政治攻势,促使伪军内部反正抗日的趋势日益发展,尤其是从一九四四年以后以迄日本投降前后,这一期间,从零星、小股的反正,发展为数千人、甚至上万人的大批伪军反正,从下层军官波及到中上层军官。一九四四年“一年伪军反正者三万四千余人,比一九四三年增加一倍以上。” 这一时期,向我反正的伪军,从地方军到正规军,直至发展到汪伪政府的警卫军。日本宣布投降后,汪伪军事力量中相当大的一个部分被我军歼灭了,一部分向我军反正投诚,还有一部分自行溃散了;但是,大部分伪军却被国民党政府军事机关所收编纷纷列入蒋介石军队的行列。收编伪军以扩大反共军事力量,这是蒋介石的一项既定政策,还在日本投降前就已经决定并开始进行准备。

    抗战结束时,中国战场上全部伪军约200多万,多于日军数量。1、这是中国人的耻辱。2、伪军大部分都不是官员富豪出身。3、他们都是带路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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