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故事和黄段子是现代餐桌文学最重要的两个组成部分。在移民城市的餐桌上，大江南北的黄段子和鬼故事汇聚一堂。然而天下黄腔一般污，唯有鬼故事来解腻。黄段子讲的时候膨胀，但只会越讲越小，再精彩也不过是一张床上的事。相比之下，鬼故事才是真的wild。

图片来自故宫淘宝

世界之大，没有你想不到的，只有你不敢听的。当今中国，最会讲鬼故事的一个是东北人，另一个则是广东人。东北人凭着会说普通话的先天优势和小品二人转的艺术修养，讲起故事来眉飞色舞，舞台效果极佳。广东人走到哪儿，手上的佛珠都散发着宗教圣地的光芒，讲鬼故事不动声色，身后是积累了30年的港产鬼片。

讲故事的技巧不分高下，内容却大有不同。一方水土不只养一方人，也养了一方“鬼”。鬼故事里面超越自然法则和人们常识的现象，或许正是更“软”的、文化的产物。撇开“迷信”的污名，通过品味“鬼”背后的文化，或许可以窥视不同背景的人看待世界的视角和方式。

所以，东北人讲的是什么鬼，广东人讲的又是什么鬼？

东北的鬼故事格式通常是有个正常人，有一天突然患病或者疯了，找“大仙儿”做法或者“跳大神”之后，他/她就恢复了正常。故事的结尾通常是由“大仙儿”来解释“病因”。

“跳大神“

东北鬼故事的一大特色是非常可信，多为讲述者“亲身经历”的事件。在讲述者口中，这些故事通常发生在“我二舅他家孩子”、“我媳妇她大姨”、“隔壁村一个老太太”等与讲述者在现实中有着间接联系的人身上，不仅符合传播的5w要素，叙事者与当事人的社会关系又加强了故事的真实性，生成了可信度较高的民间传说，传播起来也比较受欢迎。

东北的灵异故事里，“猫脸老太太”可能算是改革开放后最有代表性的一则。这个故事甚至有百度百科词条：

事件发生在1995年或1996年。传说在哈尔滨道外区的一个老太太，买菜回家的时候死在路上，然后被一只猫扑了，当时就诈尸了，身子没变但是半边脸变成猫的脸。这个猫人通常是夜间行动，动作敏捷力大无穷，喜欢吃小孩的肉，当时的小学生应该都听说过这个。

东北人故事讲得多了，听的人就会发现：在东北，“中邪”和被“上身”好像是个挺常见的事。东北的“鬼”通常以人或动物为媒介，通过媒介的异常行为来“现身”或“显灵”。人也可以主动请“大仙儿”或“招阴师”等具有职业身份的媒介，通过“跳大神”等仪式与“鬼”进行交流。在东北的鬼故事里，人与“鬼”可以实现在同一维度中的交流。

跟东三省这些通过肉身“显灵”的“鬼”不同，广东人描述的“鬼”多是与肉体分离的“灵体”。广东民间的鬼故事以“看到鬼”和“灵体附物”这两种现象的叙事为主，典型的广东民间灵异传说有“绣花鞋”和“辫子姑娘”。

著名鬼片演员”龙婆“罗兰

绣花鞋讲的是公共厕所的女厕第四格有一双绣花鞋，有些单独去厕所的人会在洗手的时候看见那双鞋向你走来，仿佛有人穿着它一样。

辫子姑娘是香港中文大学里流传最广的一则鬼故事。传说在70年代的某个夜晚，有男生独自走在校园里的小路上，看见有一个大辫子姑娘背对着他坐在一块石头上哭泣，男生走过去，竟发现女孩没有脸，脸上是另一条辫子。那条小路都因此被命名为“一条辫路”。

港中大一条辫路

虽然在港产的鬼片里，“鬼”通常伴随着绿光，以脸色煞白、披头撒发的形象示人，在民间传说中，“鬼”并不是谁都能看见。不论是绣花鞋还是辫子姑娘，都只有特定的对象或具有“天眼”等特殊能力的人可以看得见。人和“鬼”的交流媒介则是物体，而非生物。

鬼片里的人可以看见“鬼”，甚至被“鬼”游说去跳楼，但总的来说，广东和香港地区的人们通常是通过远距离感官，即听觉、视觉或嗅觉来感知“鬼”的。

东北的“鬼”是可以触碰的。当一个人变得不对劲，每个人都可以感受到；广东的鬼则是需要一些“运气”才能在特定的环境中碰到。这说明东北的鬼故事是以人的社会关系主导的，而广东地区的鬼故事则是由人与空间的关系来主导的。

《Hello!树先生》王宝强“中邪”

“我二舅他家孩子”、“我媳妇他大姨”的故事都发生在人的身上，东北“鬼”的剧场在人的身上。这个规律体现了东北地区是一个以社会关系为主导的强社交环境。通过“异人”为主角的民间叙事，东北鬼故事讲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如果人和人之间的关怀薄弱，比如暴毙街头的老太太没有得到安置，就会导致“猫脸老太太”事件，造成“吃孩子”这种破坏力更强的社会事件。

人类学家段义孚认为，人类从最早的经验中就识到，个体需要完全依靠他人才能获得食物和关于现实的概念。所以，人是我们安全感的来源，同时也是我们恐惧感的来源。人和人之间可以关怀备至，也可以不怀好意、背信弃义。他们就是鬼怪、巫婆、强盗、陌生人和不怀好意者，他们会对我们纠缠不休，将街道和校园都变成让人恐惧的地方。

相比之下，广东地区的鬼故事突出表现了对环境的畏惧。不论是厕所的绣花鞋还是小路上的辫子姑娘，“鬼”只会在特定的时分现身于公共场所。基于现实空间中的鬼怪叙事间接承认了另一个“不可触碰”的维度的存在。住酒店、搬新家要“拜四角”这样的民间风俗也随之产生。

《僵尸》中的阴差过街

可以说，广东人对环境是相对敏感和好奇的。广东鬼故事包含的不仅是有形的环境，还承认了混乱、不可测的无形环境。段义孚认为，人类自身具有的远距离感觉（嗅觉、听觉、视觉）能力得到了体现。这些能力可以让人意识到更大的空间，这些空间既可以为其提供诱惑，也可以为其提供威胁。

东北的“鬼”是他人，而广东的“鬼”则是环境。混乱的力量无所不在，人们想要控制它们的行为也是无所不在。鬼故事滋养了不同地方的习俗，让缝隙中的文化得以传播留存，与法律规则形成互补。“鬼”的存在，是人与人之间尊重的体现，也是人对环境的敬畏。

现在，鬼故事越讲越少了。不论是东北的“鬼”还是广东的“鬼”，基本都只存在于乡愁之中，大家也只会在春节假期结束后的餐桌上讲讲，给带回来的家乡特产增添一点风味。酒足饭饱，从移民城市的高楼看下去，哪还有什么鬼。灯火通明的摩天大楼，闪烁的都是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