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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文
上帝--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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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需要上帝，没有上帝，我们应该创造出一个上帝，这个观点是推翻了贵族和僧侣所塑造的上帝后，致力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欧洲思想家和科学家们提出的。他们是仰望星空的康德和看到了上帝之手的牛顿。
一个伟大的民族不可能不千方百计锻造自己的信念，正如摧毁一切神灵的伏尔泰从中国传统文化中看到了“义”--引证于戏剧【赵氏孤儿】，宗教大改革之后的黑格尔从自己的哲学逻辑中得出了绝对精神--如同王阳明的致良知。没有信念的民族只能是倍受凌辱的一盘散沙，只能生活于雾霾中，告诉我们这一切的其实就是中国的近代史甚至是现代史。必须创造一个上帝，这是历史与现实给予我们最深刻的警醒。而中国近代史、中国现实告诉我们，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信念只能是毛泽东和他的思想。
人类需要上帝是人类文化的演变得出的结论：
我们的学习存在一个致命性的缺陷，例如以马克思的理论研究马克思主义，以毛泽东的言论论述毛泽东思想，这种思维方式只能被导入教条主义的牛角尖。对于主义或思想的研究，应该将其置于大文化背景中，有时候也需要它山之石以攻玉。
人类文化经历了两个阶段，即混沌阶段和理性阶段。人类文化的理性阶段肇始于10世纪的中国，即理学的发生；13世纪意大利人但丁的【神曲】则打开欧洲人的理性阶段。中国的文化变革得益于以儒释道融合为内容的第一次夷夏之变，但是其后中国的政治变革却落后于欧洲。虽然16世纪的欧洲传教士在中国明朝看到一个哲学家治理的国家，但是理性在政治上的实施即人治的结束和理治的确立并非发生在中国。是欧洲人以民主确立理治，而中国的仁治所奠基的人治的改变却如此之难。
观察人类文化的演变，我们能够注意到，目前理性所能达到的最高层次其实就是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因为二者在政治哲学上都强调大众民主，区别于前一层次的精英民主。问题在于，大众民主所依赖的制度即社会主义制度有一个演进的过程，大众民主表达越是充分，社会主义制度越是成熟；社会主义制度健全的过程本质上是大众民主完善的过程。而这一点恰恰是毛泽东思想给予论证并且得到实践的--也唯有毛泽东思想，因为马克思没有经历社会主义阶段。
人类需要上帝，只有毛泽东思想可以引导人类的未来
理学对人治的否定在晚明达到高潮，但是晚明理学是庸俗化的，对帝王绝对权力的漠视只是带来党争，理学失败了。
自由主义的晚明意识带来的是混乱，也为满清的铁血政治创造了合理性。当尘埃落定，明清文化、政治的落后性逐渐显露，尤其是当它面对欧洲启蒙运动所创造的理治的成功。一百五十年来中国人在思考，从洪秀全的假洋鬼子主义到张之洞的中学西用，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到毛泽东思想。
洪、张之说谬也，孙、毛二学却决定着当代中国人的行止。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是可比较的：
1、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核心观念是自由民主，其源在美国理念，在中国表达于“天下为公”；
毛泽东思想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其核心思想是“为人民服务”，一个“为”字说明了句外人与人民的关系，不改“仁”之特性。毛泽东思想的成功是传统文化的连续性与变易性的证明，与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外来文化属性并不相同。
2、在中国的文化环境之下，孙中山的美国理念不能不重蹈晚明复辙，再续理学的失败。在政治上，晚明党争再现于民国的军阀混战，直至于当前国民党内部的四分五裂。而毛泽东思想主张民主集中制原则，改变了中国社会一盘散沙的乱象，这个民族的空前团结为克服一切困难、战胜一切敌人提供了最基本的保证。
3、孙中山的美国理念决定了它的精英民主的性质，而毛泽东思想始终导向的是大众民主，这一特质决定了毛泽东思想永远能够获得绝大多数民众的认同。
这种比较或者局限于理论，国民党政权的失败却在实践上证明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有限性，但是毛泽东思想在中国社会演变过程中的表现却一而再地证明它的伟大。
人们常常用颠扑不破来说明他们认同的主义或思想的可靠性，经过文革之后三十多年的变革，我们再来思考毛泽东思想，应该承认毛泽东思想确实具有颠扑不破的属性。毛泽东思想所经历的考验来自文革之后种种政治势力的扭曲、诬蔑、攻击，但是种种锻炼却在证明毛泽东思想的人性化、先进性、与社会大众生死攸关的属性。
毛泽东思想渐渐地深植民心。几乎所有的人都保持着对毛泽东的尊敬和相信。数十年没有政治学习了，这是自然而然的社会背景之上的共识，这一类来自社会本身的发自内心、强大的认同，这是任何一个理性思想者都不能不引为论据的自然现象。
广袤的苍天在上，只有毛泽东的德行与之相衬，
英明伟大的毛泽东呵，功德巍巍。
毛泽东的思想，焕发出灿烂的光华，
亿万民众感受着天与你的恩惠。
崇高的信念，深刻尤如渊默的潭府，博大尤如不竭的苍穹，
是日月的照临，是霜露的滋润；是天的佑护，是地的担当。
充满了万物的灵气，融合着人间的亲情，
毛泽东思想，你是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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