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主张彻底改造国务院，作为“顶层设计”的突破口，是因为中国社会的诸多乱象来自国务院，国务院主导的医药市场化、教育产业化、住房投机化、交通私有化、金融欺诈化、资源枯竭化、环境污染化、稀土贱卖化、粮油基因化、国企瓜分化，核心技术萎缩化，人文社科庸俗化、美国利益最大化，已把中华民族推向深渊。

    近十年来，跨国财团和“资本士族”毫无阻拦地对我国资源的疯狂掠夺，环境的严重污染，已是伤筋动骨，留下祸患。这资源枯竭的民族、这深度污染的国度，满载十三亿人口，又怎能持续发展？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就要“断子绝孙”了！！

    今天的国务院是怪异庞大的“利维坦”，是我国各种危机的策源地和各种麻烦的制造者，它远不是周恩来领导的廉洁高效的为人民服务的政府，甚至不如迷信市场、罔顾民生的朱镕基政府，它已是全心全意为“大资本”服务、彻头彻尾为“华尔街”谋利的工具。国务院的有些部门已沦为美国在华“办事处”，有些领导已成了华尔街金融寡头的事实“代理人”，他们已不是“中国的共产党员”，倒像是“美国的共济会员”。

    他们对公有制事业冷冷清清、视为眼中钉，他们对共济会领导的跨国财团怀有宗教般的虔诚、“心向往之”的热情，甚至对劣迹斑斑、到处行骗、无人搭理、害了许多国家的的破烂货，那个华尔街的行骗工具，美国世袭的所谓“世界银行”，言听计从、奉若神明，还把共济会的“老党员”、世行行长佐立克引为座上宾，尊为“太上皇”，给以国师的待遇，指导中国的“改革大业”。

    温家宝领导的两届政府，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大无畏精神，不在乎资源枯竭、环境毁灭导致的洪水滔天！不在乎食品中毒、饮水污染引发百姓的生命安全！不在乎高房价制造的“拜物教”打破一切价值观，在钢筋水泥的丛林中，爱情理想、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原创成果，都处于从属的地位和价值的边缘！不在乎两极分化、贫富悬殊形成“门阀大族 ”，以致酿成内乱！不在乎转基因粮油埋下灭种的祸患！不在乎国企私有、股份外流、跨国集团占领我国的经济主权！不在乎牺牲环境、耗尽资源，用国人的血汗换回一堆堆随时贬值的白条美元，投资于一文不值的两房债券，帮助美国人回笼资金，因此，美国便有钱收购我国的命脉资产，打造航空母舰、飞机导弹，伙同日、菲、越、韩等东亚诸国，围堵中华民族的半壁河山，阻止台海两岸人民的团圆，染指我仅剩的东海、南海矿产资源，重演八国联军肢解中国的局面！

    他们不怕千古奸邪的骂名，无惧毛派党人反攻清算的危险，冒着人民批判的炮火，打着反腐败反垄断的旗号，披着民营化股份化的外衣，干着寡头化殖民化的勾当，高举“共济会主义”伟大旗帜，团结内外一切资本的力量，并力一向，先易后难，在“住房投机化”战役所向披靡、初战告捷，“粮油基因化”战役里勾外联、高歌猛进的形势下，发扬“英勇顽强、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作风，风雨无阻，日夜兼程，闪电发动“国企瓜分化”第三大战役，摧毁最后一点公共资源的堡垒，向财阀资本主义阔步迈进！

    他们要设计最有利于金钱操纵的选举制度，假借人民的同意，把掠夺人民的巨额财富合法化，把已经形成的利益格局固定化，把资本做主世袭化，把人民主权虚无化！早日实现对美国共济会的朝圣！这将了却“寡头世袭天下”心！这将赢得“资本士族”一片赞许声！这将令中国社会阶层固化如钢板，陷中国于万劫不复的“财阀寡头政治”之险境，非流血的阶级斗争无以突围！

因此说，国务院总理的专权乱政，是造成今日中国社会乱象的根源。

    为什么国务院总理权大无边？为什么国务院总理无法无天？

    这固然与中央委员会集体默然，人大和政协装聋作哑，视而不见，放弃监督职责有关；

    这固然与人民大众遇事忍耐，麻木不仁，明哲保身，怒而不言有关；

    这固然与总理个人的的兴趣、价值、良心，甚至阶级立场、阶级感情，以及政治信仰的异化有关；

    这固然与美帝国主义对华和平演变，中情局和共济会处心积虑的长期布局和渗透有关；

    但主要还是因为我们的制度性漏洞和缺陷。

    一、在意识形态领域，不能与时俱进，适时调整，僵化地奉行总设计师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由此导致GDP主义成为政府工作的主流价值。应该说，仅在后文革时期的几年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冲以阶级斗争为纲才具有正能量。撇开姓资姓社不谈，除了监察和司法两项关键性辅助职责，任何常态政府都有安全、财经、社会三大基本职能，财经工作仅是政府事务的一小部分。

    二、在国家最高权力中心，即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没有指定专人分管社会事务。在国家权力机构的设计上，国家主席仅是虚位元首，不参与决定国家事务，国务院又实行总理负责制，总理领导国务院的工作，对重大政策做最后决定，因此国务院总理就成了“无冕之王”。

    国务院总理虽然兼理社会民生，但由于政治局常委会又明确规定国务院总理分管财经事务，兼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并负责GDP增长，而且又有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却没有一年一 度的中央社会工作会议，这就在制度上淡化了总理做好社会事务的责任；也由于国务院总理不是民选，感受不到选票的压力，拉不进与民众的距离，因此没有做好社会事务的紧迫感、危机感和责任感。

    三、中国国务院是古今中外权力最集中、事务最广泛的政府，集行政、立法、监察和国资管理四权于一体，一是具有最高行政权，可以根据宪法和法律，规定行政措施，制定行政法规，发布决定和命令；二是事实上的立法权，国务院有关部门拟定法律，国务院常务会议粗略讨论，人大会议稍加修改就成为国家的法律，即人大的“立法重器”移到了国务院；三是包括监察部、审计署和国家统计局在内的监督权；四是规模庞大的国有资产监管权，包括国资委系统、金融系统、铁路系统、广电系统、教科文卫系统以及中科院、社科院等研究单位。

    四、邓小平留下的党政双首长二元领导体制

    毛泽东去世，邓小平主政，彻底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评党的一元化领导，反对毛泽东的个人专权，强调集体领导。邓采取制定新党章和新宪法的措施，把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改为党、政、军三元领导体制，一是1982年9月通过新的党章，规定党中央不设主席，只设总书记，防止个人崇拜，削弱党的最高领导人的法理地位；二是1982年11月，通过新宪法，恢复设立国家主 席，但作为礼仪性的虚位元首，不参与决定国家事务，同时规定国务院实行总理负责制；三是设立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武装力量。于是形成了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三驾马车”的领导体制。邓小平是老一辈革命家，享有崇高威望，又身兼军委主席，自然是牵头人、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遗憾的是，这“三驾马车”并没有良好的运行，先后发生了胡耀邦和赵紫阳两任党总书记的变动，引起1989年政治风波。由于邓小平兼任军委主席这一强权职务，算是闯下了“六四”政治关，保持了党和国家的稳定。

    鉴于此，邓小平也认识到，“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因此在第三代领导集体全面接班时，邓有意维护江泽民的政治核心地位，由总书记江泽民兼任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家主席是虚位元首，自然不在话下，然而总书记兼任军委主席却具有特别的意义，从而结束了邓小平时代党、政、军三元领导体制，确立了江泽民时代党、政二元领导体制。如此安排，可以化解党军对立引发的政治主权危机，却埋下了党政对立引发的经济主权和社会主权危机。

    如果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比作中华总公司，那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就是董事会，总书记就是董事长。由于国务院总理是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又实行总理个人负责制，因此国务院总理就是“中华总公司”的执行董事兼首席执行官，在国家经济事务和社会事务两方面，国务院总理拥有主导权。

    1993年3月，江泽民总书记兼任国家中央军委主席，李鹏任总理，朱镕基任常务副总理主管经济事务。但在国务院会议上，副总理朱镕基的政策主张，必然受到总理李鹏最后决定权的牵制和压力，因此朱镕基的经济改革政策，必须求得江泽民总书记和政治局常委会多数成员的认可才能实行。还有，朱要晋升下届总理，多少有些顾虑，也得收敛个性，谨慎从事。

    因此，在朱镕基任常务副总理主管经济的五年，党的总书记和政治局常委会基本能够控制经济路线。到了1998年3月，朱镕基担任总理，可以在国务院自行决定重大经济和社会政策，必须要在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决定的重大问题，按照朱镕基的性格，也会据理力争，甚至以辞职施加压力。再说，党的总书记和常委会其他成员，未必是市场经济的内行，又没有设立专门的职能机构和顾问班子协助处理庞大的经济和社会事务，因此大大削弱了中央总书记和政治局常委会对朱镕基经济和社会政策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因此“中华总公司首席执行官”朱镕基，是一切重大经济和社会政策的主要决策者和具体执行人。

    朱镕基担任国务院总理期间，只图个人眼前政绩，不管国家长治久安，不顾身后洪水滔天，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确保GDP增长，干脆牺牲社会民生领域，搞教育产业化、医药市场化。结果， 学校和医院，本该是公共服务的领域，却成了少数人“跑马圈地”的工具。朱镕基饮鸩止渴的做法，留下无穷的后患，让后人品尝苦果。

    温家宝担任国务院总理，更加信奉GDP主义，继续执行朱镕基的医、教市场化路线，果如其言“是一个有信念、有主见、敢负责的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大规模开辟新的市场化领域，培育新的GDP增长点。

首先是把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上任仅半年，就出台了国务院18号文件，全面推行住房市场化，竟然到了后来的住房投机化。我一直认为，中国的房地产业，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也不是实践操作上的偏差，而是一场精心设计的政治阴谋，是党内高层出现了帝国主义的经济代理人。

    他们认为中国的私有资本还没有强大到足以颠覆现行制度，公开地建立美帝的附庸资本主义政权，还需要积蓄力量。鉴于先前国企的抓大放小，导致大量国有资产流入私人手中，普通百姓对此已有警觉，如果再明目张胆地私有化大型国企将会遇到阻力，甚至民众的强烈反抗。因此，只有采取间接路线，通过迂回、巧妙、侧翼的手段，以国家政权为后盾，以现代金融工具为扒手，把国家和人民的财产，一面借给房产开发商，一面借给房产购买人，通过这种不流血的手段，隐蔽而快速地创造数以千计的不劳而获的寄生的亿万富翁，把大批社会财富和平地、悄悄地转移到权贵资本手中，培育力量雄厚的资产阶级，为共产党准备掘墓人。

    其实质，是温家宝发动的一场不惜以牺牲中华民族根本利益为代价，从经济基础入手，全面瓦解现行政权的非典型军事政变。

其次是不顾我国人口多，能源紧缺，环境恶化的实际情况，不去发展减少污染、节约能源的公共交通，不去鼓励使用环保、便捷的交通工具，却投入大量的国家财政资金补贴私家轿车，不切实际地鼓励国人像美国一样，人人拥有小轿车。

    总之，朱温执政十五年，本该受到保护，本该由国家投入大量资金，在改良资本主义国家也注重保护的医、教、住、行四大民生领域，统统市场化了。这也是我国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心三大矛盾突出，经济高速增长，幸福指数反而下降的根源，是我国发生大面积社会焦虑症的病因。

客观地说，在过去10年里，国务院也出台了一些社会民生政策，例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农产品保护收购、取消农业税等。但这点低水平做法，犹如杯水车薪，远远抵消不了医药市场化、教育产业化、住房投机化、交通私有化、环境污染化、资源枯竭化所带来的严重恶果。

    综上所述，只有彻底改造国务院，实行以职能转变为核心的政府大部制改革，同时设立党政军法一体化的大国安会，以国家安全统驭一切政府事务，实行党的主席、国家主席、国安会主席“三位一体”的主席制，全面落实国家政治事务“主席主政，总理辅政”责任制,才能终结82宪法以来党政二元领导体制，重造中国历来行之有效的一元化主导的中央集权政府，聚合分散的国家行政力量，形成强劲的国家行政能力，提供实现中国梦的制度保障，铸就一只“反腐锄奸、抗日反美、打击豪右、保护生态、守望国粹”的制度利剑，内破利益集团把持国家资源，外破美日等敌对国家颠覆和侵略中国主权，深入贯彻“绿色、共享、求精、创新”四大发展理念，保持“先进性、纯洁性、实践性”三个党的属性，树立天人共生，多样共存，互鉴共进，合作共赢，不畏强权，坚守正义，自信自立的大中国形象。（本文写于2013年3月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