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
多年来，某些中国人在谈到中日关系的时候，总要重复一下中日友好的调子。然而，历史与现实非常明确地显示，中日友好的提法是缺乏事实根据的。综观中日两千年的交往，中国与日本之间，中国人民与日本人民之间从来没有过平等友好的关系。
宋朝以前，日本称臣于中国，而中国人毫无保留地传授文化与技术，特别是在唐朝，日本人多次派人到中国留学，而中国也有鉴真东渡等。从明朝开始，则是日本人对中国不断侵略、破坏，不断残杀中国人的历史。中国强盛时，日本人是中国人的门生，而中国人奉日本人为上宾;中国衰弱时，中国人却沦为日本人的刀下鬼。
中日之间过去没有过友好，现在也没有。将来会不会有?现在言之过早。中日友好，充其量只是一个虚幻的愿望。中国发展对日关系时，必须以史为鉴，而不能以虚幻的愿望为基础。
“东夷貌柔顺”的伪装
日本对中国的狼子野心早在盛唐时即已显露无疑。唐大宗时朝鲜内乱，中国应新罗之请以宗主国身份平乱。唐高宗龙翔三年(公元六六三)日本以援助百济为名，出动舟师数百。占领锦江口。唐朝不得不遣刘仁轨领兵击之，“仁轨遇倭兵于白江口，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贱众大渍”。
一千二百多年后的甲午战争与这一幕何其相似，同样是朝鲜内乱，中国以宗主国身份平乱，然后日本乘机寻衅。然而，强弱易势，甲午之战的结果是日本吞并朝鲜、屠城旅顺、割取台湾、牟获暴利，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痛苦和灾难，给日本国民带去了巨大的欢乐和利益。
显然，日本人在唐代对中国的尊重不过是他们崇拜强权的特性的表现。当时的日本尚处于近乎蒙昧的时代，无论在文化技术和国力上都远远落后于大唐。于是日本多次派遣唐使到中卧学习制造工艺、建筑美术、典章制度等等，并仿照中文草书偏旁等而造成日文，使日本开始走出原始时代，完成所谓大化革新。
日本人向唐朝称臣的目的，无非是要通过引进文化来改善他们蒙昧落后的状态。当时日皇即告诫其使者：“言语必和，礼意必笃，毋生嫌疑，毋为诡计”。史称东夷貌柔顺，没有识别倭人的伪装。
崇强鄙弱的日本人
二战后，日本对美国千依百顺，连天皇也每天早晨起来就去给麦克阿瑟鞠躬行礼，获得美国的信任，以从中国和亚洲掠得的资金购买设备和获取先进的技术，如汽车、电器、半导体等。一旦感到羽翼丰满，就开始看不起美国人。把美国的工程技术和管理水平说得一无是处的《日本敢于说不》，就是一个例子。
然而，美国在计算机方面取得的巨大进步把日本远远抛在后面。而南朝鲜等生产的随机存取芯片也侵蚀了日本的市场占有，这无疑是给那个狂妄无知的索尼总裁打了一计耳光。他曾狂言日本的一兆位的存取芯片能打破美苏的战略平衡，认为日本人的智力无与伦比，殊不知日本不过是在做计算机里最简单重复的一个部件而已。而现在，这个日本人在藐视中国人之余，又对美国人毕恭毕敬了，连声说他不反美国，他最佩服美国人。
在日本人这种对强者的恭敬面前，善良的中国人看不到日本人的目的，而把他们当做了谦卑好学的朋友。李白就曾写诗哭祭阿倍仲麻吕。中国人确实是重情义的民族。但是日本是如何回报中国人的善良与帮助呢?
日本自卫队举行阅兵
以唐朝之强势，日本人吃了败仗之后自然不敢明目张胆地侵犯，而且他们表面上还对中国非常恭敬，不时派人朝贡，领取赏赐。但一旦中国势弱，日本立刻变了态度。
宋朝抑兵太甚，版图收缩，国力疲弱，于是日本便不再朝见中国天子，而向北方势力日盛的辽国称臣，只是从中国引进历法、医药、印刷等技术。
到明朝时，更有日本民众自发组成团队到中国沿海行杀人越货之事。明史记载倭人“载方物戎器，出没海滨，得问则张其而肆侵略，不得则陈其方物而称朝贡。”开始时，他们还假装是入贡使者，一有机会则杀掠而去，没机会就呈上土产换取赏赐。明太祖洪武二年四月，倭寇数次侵掠苏州、崇明，杀略居民，劫夺货财。此后倭患连年不断。
到明成祖时，其规模越来越大，大的寇群多达万人，小的数百人，其据点深入沿海各省，到处为害，已形成一股极为残暴的海盗武装，其所侵犯的地方，无不杀个鸡犬不留。如成祖三十四年，拓林一带倭寇“犯乍浦，海宁，攻陷崇德，转掠西塘、双林、乌镇、菱湖诸镇、杭城数十里外流血成川，巡抚李天龙束手无策”…成祖四十一年春，“倭馅福建永宁卫，大掠数日而去。
复攻永宁城，破之，大杀城中军民，焚毁几尽”。总计沿海倭寇肆虐达七十八年之久，明朝天下骚动，耗费国库巨额经费，军队死伤数十万。后经戚继先等与之苦斗多年，才告平息，但中国也因此元气大伤。而倭寇屠杀中国居民十多万，抢劫财产难以计数，更从此开始轻视中国。
企图灭亡中国
明万历年间，也就是甲午战争之前三百年，丰臣秀吉在统一日本六十多小国之后，出兵二十一万，攻占朝鲜，意欲以朝鲜为基地，一举征服中国。丰臣秀吉的计划包括：占领中国后定都北京，将朝鲜王移至日本，巩固中国的统治之后，即向印度进军。这一计划的主旨就是将日本举国从贫瘠的岛屿上迁移到大陆，也就是日本后来的所谓大陆政策。
在丰臣秀吉时代，日本的国力当然不足以完成这一设想，而且其计划也尚处于不成熟的阶段。明朝虽然内政疲蔽、外交乏术，但毕竟是个大国。李如松出兵朝鲜与倭兵恶斗，尽管中国军队多次中了倭寇的狡计，也终于迫使日军撤退。
丰臣秀吉的美梦虽然破灭，却鼓舞了后来的日本人。此后，日本的战略家们便开始不断研究和制订灭亡中国的周密计划。一九二七年，田中义一的占满蒙、灭中国的详细计划可以说是集日本人三百年研究之大成，其对中国的资源人文的了解程度与其用心之险恶、计划之周密，任何不麻木的中国人看了都会出一身冷汗。
根深蒂固的恶意
缺乏危机感的中国人却似乎并未把日本的威胁放在心上，使一直在暗中窥视等待时机的日本人终于找到机会，刚从西洋学会了制造枪炮，便立刻拿中国人开刀。一八九四年引诱清朝出兵朝鲜，然后借保护侨民为由，向中国不宣而战，攻城掠地，奸淫杀戮，逼迫清庭割地赔款。此后中国人在日本人眼里更是猪狗不如，成了杀光、抢光、烧光的对象，男人的脖子被当做比试刀锋的试验品，女人被日本人任意奸淫后开肠破肚，儿童成了日本人刺刀上的玩物…
世界历史上有哪个民族像我们一样遭受过如此的耻辱?今天连菲律宾、印尼人都动辄打杀中国人，不就是因为我们曾经被日本人杀得太惨，所以谁都敢踩我们一脚?
由上可见，说中日人民有过友好的历史，是不符合事实的。持这种说法的中国人的唯一根据，是唐代日本留学生与一些中国学者的密切交往。然而，这种交往是由中国向日本单方向的文化和技术输出，日本留学生对其中国导师的尊重，根本不能作为日本对中国友好的证明，只能证明中国人对日本的无私的善意。在唐朝以后的所有年代，包括宋、明、清、民国，日本人对中国不但没有尊重，反而一有机会就疯狂地侵略破坏、烧杀抢掠。日本对中国怀有根深蒂固的恶意。
日本人以恶意对待中国人，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任何对不起日本的事，而正是因为我们教了日本人大多的东西。日本没有创造自己的文明，他们引进了中国文明作为其文化的根本。
日本人要称霸世界，必须首先彻底打垮它的启蒙老师一中国，以摒除它固有的自卑心理。一旦消灭了中国，日本就可以把自己标榜为世界文明的一支，成为世界的领导力量。这种心理，和那些武侠故事中不肖弟子艺成之后要杀害恩师是同样的。
不能以己度人看日本
如果我们作一个统计，考虑与中国人接触过的日本人对中国的态度，我们将看到，无论是日本军队还是日本平民，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对中国都是极端仇视的。只要有机会，他们就会做危害中国人的事。在中国施行“三光”的日本兵当然不用说，那些控制中国矿山工厂的日本管理人员，用最残忍的方法折磨中国劳工，制造了数以百计的万人坑，被劫持到日本的中国劳工也被日本平民残酷迫害而大量死亡。
日本人的罪行
当日军占领南京时，日本全国一片欢腾，日本媒体连载两日兵“百人斩”比赛的比分。106：105的进度成了他们饭后的谈资。
在所有与中国人直接接触的日本人中，90%以上用了极端残忍的手法对付中国人，而其它没有直接接触中国人的日本人，大都则赞同前者的作法。直到今天，日本人中间认为日本曾经侵略而不只是“进入”中国的有多大比例?认为日本应该向中国赔罪的又有几个?
如果我们不以实证的态度去回答这些问题，而是泛泛地认为任何地方好人总比坏人多，甚至凭空断言日本人中90%是好的，那就太不能汲取教训了。我们不能用自己的思想方法和道德准则去估量别的民族，不能假定别的民族有着和我们类似的善恶观念，否则，日本的所有行为就会变得无法理解。每一个民族都有它持有的个性。我们应当从他们的行为总结出他们的“习性”，研究他们思维和行为的规律。
自欺欺人的善意
实际上，在我们与日本接触过程中，日本人的行为方式显示出了惊人的一致性。一千多年以来，日本人使用的种种手段可以说是老一套，可我们总是上当，原因就是因为没有根据日本人的特点来揣测他们的用心。
多年来，很多反映日军侵略的电影，都带这样一个套路。皇军凶残，但总有一两个有良知的日本人不惜生命同情帮助中国人。这样拍的用意很明显，但是我们应该想一想、问一问，这种情节的构造有事实的根据吗?这种到处都有好心的日本人的现象可能发生吗?
答案是否定的!在南京大屠杀的几个星期内，没有证据显示有任何日本人救过任何中国人，倒是有一个德国纳粹党员叫拉贝的实在不忍看日军的兽行，感于当地人民平日对他的友善，保护了很多人。在整个中日战争期间，没有任何记载证明有电影里那种“浪漫”的日本人救中国人的事情，倒是有不少中国百姓抚养战后被父母遗弃的日本婴儿的事迹。如果真有电影里那种善良日人，当年的保护人与被保护人今天岂不会成为新闻里大力宣传的对象?
这些电影和类似文学作品起到的作用，就是在观众头脑中造成了一种假象，认为日本人其实跟中国人差不多，他们的暴行只不过是因为受了军国主义的灌输。显然，这种将一切归咎于军国主义的说法颠倒了固果。
日本的残暴由来以久，从中国历史看至少可以追索到明朝的倭寇，如果从日本本身的历史来看，嗜杀的血腥特质其实是其文化固有的一部份，军国主义的产生实际上是这种特质发展到高级阶段的必然结果，而不是相反。
什么是日本的民意
在抗战期间，日本为了消磨中国人的斗志，鼓吹东亚共荣圈政策，一边对中国人大肆屠杀，一边大谈“中日亲善”，欺骗了不少人，也勾引了汪精卫等汉奸。现在，如果我们自己大谈中日友好，自己捏着鼻子哄自己，不仅淡化了日本罪行的严重性，还麻痹了我们应有的警觉，实在是不智之举。
中日友好的说法从中国人嘴里说出来，只能让日本人感到可笑，更加加深他们对中国人的轻视。受害者跟逍遥法外、否认罪行的日本人讲友谊，莫非是被杀怕了，要忘却不共戴天之仇，想求皇军日后留条生路?
当日本某某首相上台时，有些人总要称对方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样向日本示好，结果如何?日本人越发轻视中国，越发颐指气使。“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桥本龙太郎敢朝拜靖国神社，敢在钓鱼岛周围陈列大批军舰，军国主义再次粉墨登场……难道不正是因为得到了中国长期以来委曲术全的态度的纵容?
在中日建交前，日本尚未有人敢明目张胆地否认侵略。而七二年之后，日本修改教科书、否认南京大屠杀、参拜靖国神社等种种事情就不断发生，这一切，与某些中国人发明、倡导所谓“中日友好”不无关系。
每当日本政府高层人士发表“错误”言论，中国方面必然指责这是日本“少数”军国主义分子或是极右分子在歪曲历史。然而，只有“少数”日本人是祸水的提法，明显是一种主观臆断。如果日本人大多数是反对军国主义，承认侵略有罪的，那为什么在战后五十年里，他们没有选举出一个历史观不那么反动的政府呢?
九六年的大选中，为了争取选票，日本自民党在其纲领中加上要求内阁成员应该参拜靖国神社等条款，同时桥本首相亲去参拜战犯灵位，“感谢战殁者”。日本的执政党明知这一类行为必然会激起亚洲各国极大愤慨，但为取得日本民众支持，不得不冒由此风险来表现他们的“爱国”。日本的民意如何，由此一目了然。
八国联军侵略中华时，日本罪无可恕
日本为什么不对中国道歉?
战后，在美国的包庇下，军国主义分子控制了日本的政坛。随着日本经济势力的膨胀，军国主义已经卷土重来、甚嚣尘上。他们不仅仅是否认侵略，他们把日本的大东亚战争美化成解放亚洲的“圣战”。在他们看来，这样能给日本带来巨大经济利益的战争，当然是多多益善。承认侵略有罪，就意味著日本民族必须主动放弃征服中国乃至世界的“梦想”，这对没有得到足够教训的日本人来说是不可能的。
九四年八月，日本媒体访问了包括首相在内的内阁大臣，提问他们对“大东亚战”的认识。结果十九人中，只有五人承认有过侵略。而这五人中，没有一人对侵略中国表示悔罪之意。美国在九五年九月二日，在珍珠港记念日本投降，邀请日本首相参加，结果日本全国舆论大哗，认为是对日本的侮辱。
明白了日本人对其侵略战争的这一认识，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他们不向中国道歉了。我们也可以预期，在未来的某个时候，日本皇军是还要对中国人行“善举”的。对此“恩德”，我们只有指望届时中国军队能礼尚往来：报日本之万一了。
日本的年轻人，多数看不起中国人，而且视中国为敌人，据最近的民意调查，日本的大学生大部份认为中国是日本最大威胁。而极力向西方和亚洲散布中国威胁论的，也正是军费开支为世界前五的日本人。
而在中国方面，最近，中国媒体的调查表明， 99.4%的中间青年认为须牢记日本的罪恶史，95%以上的人认为地不能容忍日本右翼分子美化罪恶，毒化日本下一代，80%以上的人认为日本正走向军事化的危险道路，认为日本时亚洲以及世界和平构成威胁。在对日本民族的性格的评估中，半数以上的人选择了“残忍”作为主要特徽。
中日开战美国一定会插手
应看清中日关系的实质
今天的中国人与日本人之间的交往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中日人民之间的敌意，也随着互相了解的增加而深化。年轻的中国人比他们的长辈更加仇恨日本。原因非常简单，在更多的交往中，中国人才认识到仇视敌视中国的并不只是几个头号军国主义分子，而是整个日本民族。
日本人非常清楚，日本跟中国结下了血仇，这种仇恨若不加以消解，日本过不了安心日子。对日本来说，未来的发展道路只有两种选择：
(1)承认日本对中国和亚洲犯下的罪行，与军国主义划清界线，放弃其征服亚洲乃至世界的野心，争取亚洲人民的谅解。
(2)美化日本的罪恶，对下一代灌输军国主义的“光荣”，以在未来适当的时机全民发动、东山再起，以铁血武力扫荡亚洲，将一切与日本有仇的民族斩草除根，建立“东亚共荣圈”。
日本通过侵略使自己变强而他人变弱，奠定了其今日繁荣的基础
所有迹象表明，日本选择的是第二条路。这里的原因，一是日本固有的顽固，二是因为日本在二战中损失极小而获利极大，以总计三十万的平民死亡人数换取了对亚洲彻底的掠夺与破坏，而日本人，包括众多罪大恶极的战犯都没有受到惩罚。
强弱本来就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日本通过侵略使自己变强而他人变弱，奠定了其今日繁荣的基础。今天的日本处处把自己当成亚洲在经济和文明方面的领袖，如果承认侵略有罪，就得象德国一样向受害国赔款，象德国一样象向受害国谢罪，就必须彻底放弃日本人优越、日本就应当统治亚洲的“信念”，
就会动摇日本社会经济和道德的基础。日本这样的民族，如果没有受到沉重的教训是绝不可能自动反省的。从日本看来，打一次大东亚战能获得如此巨大的利益，又怎么能否定战争呢?
既然日本不会承认侵略罪行，它就要考虑这个问题：怎样对付坚持要讨回公道的中国人?从这样的现实展望中日关系，我们看到的是一场生死搏杀。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中日友好既没有历史的根据，也没有现实的基础。
向中国人民宣传并不存在的中日友好观念，必然造成思想上的错误和混乱，不是导致人们思想麻醉，就是引起国人对政府的不信任。用“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之类的想法来指导中日关系的发展，虽然动机良好，但却只是一厢情愿，在可预见的将来，是不可能实现的。
历史的教训使我们必须以最现实的方法揣测日本的用心，中国人民争取正义的事业和日本军国主义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才是中日关系的主流与实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