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尔塔秘密协定”框架下

中共反分裂成功的重大战略意义

作者：张文木

【摘要】回首历史，在周边国家，比如印度、朝鲜、越南都被大面积肢解的背景下，中国却能在美苏两大国直接插手的艰难条件下实现国家统一，并使中国走上一条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道路。为此，我们不能不感谢在其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毛泽东，并为中国人民在最危难的时候有这样的领袖而感到幸运，我们应对毛泽东那一代共产党人致以永远的敬意。

回首历史，在周边国家，比如印度、朝鲜、越南都被大面积肢解的背景下，中国却能在美苏两大国直接插手的艰难条件下实现国家统一，并使中国走上一条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道路。为此，我们不能不感谢在其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毛泽东，并为中国人民在最危难的时候有这样的领袖而感到幸运，我们应对毛泽东那一代共产党人致以永远的敬意。

1、试图肢解中国的“雅尔塔秘密协定”是如何形成的？

雅尔塔会议的龌龊交易并不仅限于欧洲，对中国而言更是一次撕心裂肺的屈辱。它不顾中国人民八年抗战为太平洋战场作出的巨大贡献，在中国人民不知情的情况下，秘密作出导致中国再次被瓜分和分裂的《雅尔塔协定》。

1945年2月8日，在三国首脑的第五次会议之前，罗斯福先与斯大林私下会晤，协商立场。这次会晤对远东，尤其对中国的命运至关重要。

谈话涉及三方面内容。一是东北亚的利益分割，结论是朝鲜托管，蒙古维持现状，苏联获得大连旅顺和中东铁路。也就是说，从蒙古到东北整个属于中国的地区将被苏联纳入势力范围，苏联获得千岛群岛、库页岛及邻近一切岛屿。二是印度支那实行托管，但实际被纳入美国势力范围。三是日本将台湾、澎湖群岛及满洲的主权交还中国。

这实际上是将远东利益一分为二。值得注意的是，罗斯福和斯大林之所以同意交还台湾地区给中国，原因在于台湾地区离美苏的核心利益线较远，而在接近苏联并对苏联有重要地缘利益的蒙古和东北地区，中国主权利益已被大打折扣。

2月10日，雅尔塔第七次全体会议举行。此前，莫洛托夫向哈里曼递交了一份《斯大林元帅关于苏联参加对日作战政治条件草案》，经斯大林、罗斯福两次修改后，即成为2月11日的雅尔塔正式文件《苏美英三国关于远东问题的协定》，文件不长，但对远东政治影响却至为深远。内容如下：

苏美英三大国领袖同意，在德国投降及欧洲战争结束后两个月或三个月内苏联将参加同盟国方面对日作战，其条件是：

1.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须予维持。

2.由日本1904年背信弃义进攻所破坏的俄国以前权益须予恢复，即：

甲、库页岛南部及邻近一切岛屿须交还苏联;

乙、大连商港须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苏联之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须予恢复;

丙、对担任通往大连之出路的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应设立一苏中合办的公司以共同经营之;经谅解，苏联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而中国须保持在满洲的全部主权。

3.千岛群岛须交予苏联。

经谅解，有关外蒙古及上述港口铁路的协定尚须征得蒋介石委员长的同意。根据斯大林大元帅的提议，美总统将采取步骤以取得该项同意。

三强领袖同意，苏联之此项要求须在击败日本后毫无问题地予以实现。苏联本身表示准备和中国国民政府签订一项苏中友好同盟协定，俾以其武力协助中国达成自日本枷锁下解决中国之目的。

1945年雅尔塔会议：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进行会谈。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英外交部事先对这份协定并不知情。罗斯福和斯大林对丘吉尔也是先斩后奏。2月11日，丘吉尔被邀在自己事先并不知道内容的协定上签字。

苏美双方一致同意对这个协定实行保密。直到1945年6月14日，杜鲁门才指令赫尔利将这一内容通知蒋介石。对美苏来说，一个破碎的亚洲远比一个有主体板块从而有主体政治的亚洲更易控制。而肢解亚洲的关键，就是肢解中国。

分裂中国的关键是利用当时中国的内战，令国共两党同时并存，在内耗中演变为以长城或长江为界的南北政权。于是，美国和苏联在中国抗战胜利后力促国共和谈的表面下，实则隐藏着南北肢解中国的目的。正因如此，当斯大林听到罗斯福说美国“正在进行各种努力以使北方的共产党人同国民党实现联合”时，立即表示“这很好”。

斯大林明白这样的结果将意味着什么。几个月后，斯大林见到蒋经国就直言，“只要你们中国能够统一，比任何国家的进步都要快”。那么，阻止中国“进步”的终极手段，就是肢解中国并使中国政治破碎化。要实现肢解中国，美苏需要合作——美国约束中国国民党，苏联约束中国共产党——实现中国不统不合的局面。而目前的台海两岸现状，就是当年美国策略的残存后果。

而要实现第二个目标，苏美就需要以官僚买办为基础的蒋介石政权的配合。总而言之，既不能让中国在抗战中灭亡，又不能让中国在抗战后强大。在这个目标下，斯大林与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上开始联手，谈判桌下隐藏的是他们分割亚洲的真实目的。

1945年2月，在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基本满足了斯大林在中国的要求。4月12日，罗斯福逝世。4月15日，赫尔利与斯大林面谈，以确定苏联支持蒋介石的立场是否改变。在确定斯大林对中国态度不变的底牌后，杜鲁门便于6月9日在华盛顿接见宋子文，将雅尔塔协定内容正式通知中国，要他在7月1日之前去莫斯科。6月15日，赫尔利在重庆通知蒋介石，美国政府将支持雅尔塔协定。

6月30日，宋子文到达莫斯科与斯大林谈判，争论的主要焦点是外蒙古问题。宋子文向斯大林提出，如果割让了外蒙古，那么任何一个中国政府都不能继续存在下去。斯大林认为，外蒙古是苏联的一个“缓冲地带”，它将保护苏联远东的领土。而且“外蒙人民既不愿意加入中国，也不愿意加入苏联，因此应当独立”。

随宋子文赴苏联谈判的蒋经国以特殊的私人身份就外蒙古独立问题与斯大林交换看法。他告诉斯大林：“你应当谅解，我们中国七年抗战，就是为了要把失土收复回来，今天日本还没赶走，东北台湾还没有收回，一切失地，都在敌人手中;反而把这样大的一块土地割让出去，岂不失却了抗战的本意?

我们国民一定不会原谅我们，会说我们‘出卖国土’;在这样情形之下，国民一定会起来反对政府，那我们就无法支持抗战;所以我们不能同意外蒙古归并给俄国。”斯大林也不将蒋经国当作一般的外交人员，干脆直接表态：

你这段话很有道理，我不是不知道。不过，你要晓得，今天并不是我要你来帮忙，而是你要我来帮忙;倘使你本国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今天，你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废话!

7月7日，斯大林设宴招待乔巴山一行，斯大林举杯致词：“为蒙古的领导人，为蒙古的独立干杯。”这是变相在蒙古问题上给宋子文施压。晚23时，斯大林与宋子文第三次会谈，宋子文在得到蒋介石的授权后答复斯大林：中国可予以外蒙以高度自治，这符合雅尔塔协定“保持外蒙现状”的精神。斯大林坚持：今天的外蒙古事实上是一个“人民共和国”，所谓现状，就意味着独立。双方争吵，致使斯大林两次说：“谈判到此为止吧!”

两天后，在第四次会谈中，宋子文再次得到蒋介石授权，同意外蒙独立，但“交换条件”是：保持东北三省领土、主权及行政之完整，苏联今后不再支持中共，不再支持新疆“匪乱”。斯大林对此表示欢迎，立即同意了蒋介石的要求。

8月7日，中华民国新任外长王世杰在蒋经国随同下赴莫斯科。当天宋子文抵达莫斯科与斯大林会谈。关于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关于将库页岛南部和千岛群岛交给苏联问题，双方均无异议。在外蒙古边界问题上，中方让步同意“外蒙以现在边疆为界”。

1949年4月20日晚，人民解放军开始强渡长江天堑，

突破了国民党的长江防线。

双方另就中长铁路、旅大港的经营和管理达成协议。苏联政府还同意只承认国民党中央政府，不干涉新疆事务，尊重中国对东北三省领土的主权完整。中苏于8月14日达成并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至此，中共面临的是“黑云压城城欲摧”的艰难形势;而此时的中国，在苏美的合谋和蒋介石的出卖下只剩下一个“主权”空壳。

2、马歇尔竭力“调停”国共内战的要害和实质

美国和苏联利用蒋介石分裂中国的图谋遭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和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的中国人民的实质性抵制，而这种抵制又招致苏美联手对国共两党统一力量实施更大的压力。具体表现是，美国限制蒋介石全面“剿共”政策，而另一面斯大林则劝中共走法共道路，放下武器，成为议会党派。

1945年12月20日，马歇尔以总统特使身份来华，“调停”中国内战。马歇尔的“出山”让斯大林欢欣鼓舞。在马歇尔来华前一天，莫洛托夫向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重申：“支持蒋介石是苏联的政策，他们遵循着这项政策。

他们应中国的要求在满洲留着他们的部队，以便蒋介石的军队争取时间进驻沈阳和长春。”借此暗示美国：这是一个历史机会，美苏同样也可用分割欧洲的方式解决中国的问题。

中共接收东北并于1946年4月19日占领长春后，却又于5月在四平守卫战中失利，不得不放弃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四平。这大大动摇了斯大林对毛泽东的信心，并加剧了对蒋介石倒向苏联的期盼。

蒋介石经过权衡后放弃了苏联，迅速倒向美国。1946年6月28日，美国政府批准新的军事援助蒋介石的协定，延长对其租借法案期限。8月30日，蒋介石同美国政府又签订《中美剩余物资购买合约》，根据合约，美国向国民党政府廉价出售军用物资;11月4日和12月20日，国民党政府与美国签订《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和《中美航空协定》。

3、李宗仁晚年在回忆录中忏悔：感谢中共没有使他成为分裂中国的罪人

斯大林于1948年12月转给毛泽东一封“蒋介石国民党政府请求苏联居中调停国共之争”的请求信。其意不言自明，就是要求毛泽东接受“调停”，步朝鲜半岛后尘建立南北分治政权。但毛泽东以《将革命进行到底》回应了斯大林的暗示。毛泽东直言中国共产党的目的并不是要偏安一隅，也不是要与国民党平分天下，而是要建立一个强大统一的人民共和国!

这一目标不仅使马歇尔，也使斯大林坐不住了。斯大林以前所未有的关注度对北方毛泽东施加高压，以继续推动马歇尔未竟的“事业”。

1949年1月10日，斯大林以菲利波夫为化名打电报给毛泽东，谈国共谈判问题。斯大林转告说，南京国民党政府于1月9日发来照会，建议苏联政府充当南京政府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停战和签订和约的调停人。斯大林电报中的要求遭到毛泽东婉拒。斯大林最终只得放弃。

1月18日，苏联政府复照南京政府，指出中国国家统一事业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情”，这种统一只能通过中国内部的力量，首先是双方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直接谈判来取得。

1月19日，毛泽东在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外交问题的指示稿时批示：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项，不允许任何外国及联合国干涉中国内政。因为中国是独立国家，中国境内之事，应由中国人民及人民的政府自己解决。如有外国人提到外国政府调解中国内战等等，应完全拒绝之。

这里的“任何外国”，当然包括苏联。

斯大林与莫洛托夫交谈。

在斯大林眼中，中国这些“人造奶油”式的共产党人和“牛皮大王”的中国人根本没有能力取得全国性的胜利。而中共在斯大林眼皮下从一个不起眼的“丑小鸭”，终长成为一个“白天鹅”。

1946年2月，毛泽东及时阻止了中共党内的“和平民主建设新阶段”的选择，因为它事关中国前途命运——是建设一个独立自主的新中国，还是再回到半殖民地旧中国。在这个问题上，中共拒绝斯大林的“建议”，并继续同蒋介石作斗争，这是最符合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正确选择。

而在蒋介石之后被美国推举出来的“稳健派”李宗仁，在1949年初上台后的“和谈”，则要另当别论。李宗仁“和谈”正是在变相落实“雅尔塔秘密协定”，只是把秘密协定中的“以长城划界”改为“以长江划界”。“隔江而治”的本质就是分裂中国。关于此，李宗仁本人在其回忆录中也作了深深的忏悔。他说：今天回顾那时的情况，我不禁不寒而栗了。我今天感到庆幸的是：当年与我打交道的美国方面的领袖人物都是一些没有经验的人。这些人在现状不变的局势下指导世界事务是能干的，但处理起严重的国际危机时，则肯定是无能为力。如果他们要像约瑟夫·斯大林那样冷酷和精明，像他一样善于抓住时机，中国肯定是会完了。

如果美国人全力支持我，使我得以沿长江和毛泽东划分中国，中国就会陷入像今天的朝鲜、德国、老挝和越南同样悲惨的局面了。南部政府靠美国生存，而北部政府也只能仰苏联鼻息，除各树一帜，互相残杀外，二者都无法求得真正之独立。

又因中国是六亿人的大国，这样一来，她就会陷于比前面提到过的三个小国家更为深重的痛苦之中，而民族所受的创伤则恐怕几代人也无法治好了。如果这种事情真的发生了，在我们敬爱祖国的未来历史上，我会成为什么样的罪人呢?

这段文字读之令人心酸。若再联想到大宋和大明王朝覆亡的教训，我们便可知实事求是、力戒空谈，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关键所在。

回首历史，在周边国家，比如印度、朝鲜、越南都被大面积肢解的背景下，中国却能在美苏两大国直接插手的艰难条件下实现国家统一，并使中国走上一条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道路。

为此，我们不能不感谢在其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毛泽东，并为中国人民在最危难的时候有这样的领袖而感到幸运，我们应对毛泽东那一代共产党人致以永远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