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走资派迫害和武装屠杀手无寸铁造反派和人民群众的几个案例
案例1：
有一篇达20来万字的反文革的文章中，有关于“前文革”有这样一段话：“刘、邓派到基层的工作组，站在党委一边，把起来造反的造反派镇压下去，结果引起很多激进分子‘造反派’的不满，激起很多矛盾和争斗事件。仅在首都24所高等院校统计，工作组把10211名学生打成‘右派’，把2591名教师打成‘反革命’”。
大家知道，他们仅干了56天，就打了这么多“右派”、“反革命”， 他们后来都是大力宣传文革“迫害知识分子”的，而他们是无比“爱护知识分子”。在此算一笔帐：56天迫害了这么多知识分子，平均每天打了182.34个“右派”、46个“反革命”。 参照这个打法，文革10年，每年按365天计，则共3650天，就该打“右派”665541个(66万5千多)、“反革命”167900个(16万8千略少一点)，合计为83万多，平均每校打34580个“右派”、“反革命”，即把当时全校师、生都打成“右派”、“反革命”还不够，还得借调不少人来打成“右派”、“反革命”。假设当时全国为500所院校，则就该打成1729万多“右派”、“反革命”。这还不包括中专、科研院所、县以上政府机关和工矿企业等。这就是“精英”们大力宣扬的他们“不打击、迫害”人的真相。可喜的是毛主席、党中央及时发现了他们的暴行，并给予了迎头一击，沒有造成更惨重的后果。
对此，邓小平有一段讲话：“在十一中全会中，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就是炮轰刘少奇同志和我两个人的司令部。毛主席在这张大字报中，一針见血的指出我们所犯错误的性质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又何其毒也！”毛主席这一炮打得很准，打中了我的要害，在五十多天错误中，由于派工作组的结果，实际上起到了压制左派、打击左派，压制不同意见，扼杀了刚刚起来的，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普遍地发生了学生斗学生，群众斗群众的现象，把运动引导到了邪路上去。这种群众对立的状况，主要是派工作组的结果，而在工作组撒离之后，还难于扭转，特别是在十一中全会以后，我们所犯错误，仍然在全国范围内产生很坏的影响，可见其后果之严重”。(注：选自1966年10月2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
这50多天，是文革时期走资派挑动群众斗群众的起点。影响了整个文革。
案例2：
凤凰网知青频道文章《1967年六千长沙知青大逃亡始末》遮遮掩掩讲的事情，就是1967年发生在湖南的“道县大屠杀”事件。该文为什么遮遮掩掩？因为它妄图颠倒黑白，用这样的事情诽谤文革，诽谤毛主席（不这样，文章在凤凰网发表不了）。但是，只要您认真解读，就发现，文章实际上披露了文革中，“走资派”屠杀“造反派”的罪恶真相。1986年7月，章成到湖南道县调查后，写的调查报告《公元一九六七年夏末秋初湖南道县农村大屠杀纪实》，可以说是代表官方态度的资料。报告表明，“道县大屠杀”非常血腥，惨无人道。
但是，该文章有这么一段话耐人寻味：【零陵地委的朋友说了这么一段故事：1980年12月22日，胡耀邦在其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前夕，视察中南五省，专程来到湖南零陵地区，听取零陵地委关于道县杀人事件的汇报。听着听着，胡耀邦坐不住了，脸色变得越来越难看，他似乎要怒吼几声，但他不知道冲着谁去。他坐了下来，指示道：“没有处理完的要处理完，主要是要对受害者要安置好。”但这样的事是不能宣扬出去的。】道县大屠杀基本情况：
**【道县杀人事件……从 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历时66天，涉及10个区，36个公社，468个大队，1590个生产队，2778户，共死亡4519人，其中被杀4193人，逼迫自杀326人……。受道县杀人事件影响，全地区其余10个县市也在不同程度上杀了人。全地区（含道县）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亡9093人，其中被杀7696人，逼迫自杀1397人；另外，致伤致残2146人。死亡人员按当时的阶级成份划分∶四类分子3576人，四类分子子女4057人，贫下中农1049人（大多数有不同程度的历史问题），其他成份411人。其中未成年人826人。被杀人中，年纪最大的78岁，最小的才10天。与杀人事件有直接牵连的有14,000多人。】
**【一位工作组的朋友告诉我们这样一件事，1985年春，他在询问一个杀人凶手的杀人动机时，这个凶手理直气壮地回答∶“他们是剥削过我们的阶级敌人。” ……另一个凶手回答得更简单∶“上头要我杀我就杀，要是现在上头又要我杀，我也会杀！”】——其实，他们是以杀五类分子为名义屠杀造反派，与1966年8月北京郊县杀害“五类分子”不同，那次是以杀害五类分子来转移斗争大方向。
(注：以上摘自互联网报导)。
如此严重案件，胡耀邦不让讲岀去，这位清算文革的英雄，不更证明报导所指：是走资派操控杀害的。这个案例，对照一下前面介绍的毛主席同刘少奇一段针锋相对的争论：“1964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社教运动的工作会议，毛泽东批评有那么多的地方将坏分子划成20%（包括地主富农、新生反革命、和平演变的）。毛强调运动重点是‘整当权派’。刘少奇则认为，运动重点是整下面，整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整社会上对体制不满的敌对力量”。走资派在道县杀害那么多“四类分子”及其子女，这一史实，还不足以教育那些岀身不好的后代们惊醒：是谁搞唯成份论？
案例3：
为搞清死人问题，不妨以青海问题作个典例解剖一下。
青海省革命委员会的结案报告：
“在二.二三反革命事件中，把拥有十五万余人的八.一八红卫战斗队等革命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除打死打伤革命群众三百四十七人外，逮捕革命群众一万三千四百一十四人。据不完全统计：被捆绑吊打的一万七千二百九十三人，被搜身抄家的五千九百六十八人，集中劳动的四千二百七十九人。青海省军管会平反组1967年7月15日”
“二.二三事件”后，“青海省军区在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说：在省会西宁，有个自称八.一八的造反组织，在北京来青海串联的一些红卫兵的支持下，藉口《青海日报》的一篇社论有问题，强行冲进报社。他们在里边大搞打砸抢，对报社的工作人员实行‘白色恐怖’，有的人已被活活打死。他们拥有从别处抢来的枪支弹药，对向他们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部队人员进行武装威胁。……因此，西宁驻军调集八个连队对占据报社的闹事分子实行武装包围，命令他们撤出报社，交出手中的武器，揪出坏头头，否则一切后果由他们负责。”“青海方面的报告说，占据报社的那些歹徒向包围他们的部队开枪挑衅。部队被迫进行武力还击，一部分负隅顽抗的死硬分子已被击毙，其余的人已被驱除报社，一场反革命暴乱已被平息下去了……”。 “三月初 ，总政要刘贤权、张江霖、赵永夫到北京参加军以上干部会。刘、张是武装押送来的，两人在京西宾馆惴惴不安了十几天。赵永夫却多次在会上介绍‘平定反革命暴乱’的经验。”
“青海问题的翻转，源于中央文革的一个报告，戚本禹这样回忆：
‘我们文革小组开始也不太了解青海的情况，只看了赵永夫的报告。但不久，来信、来访的人多起来了，有从青海逃回来的红卫兵，也有北京的学生家长。红卫兵有的送控诉信，有的送血书，家长则哭诉孩子去青海串联生死不明。’‘关锋也从红卫兵的来信中了解了青海二.二三惨案。我们俩人商量这件事，关锋说：‘如果是林总表的态，主席会知道，因为这么大的事，林总一定会向主席报告；如果是叶帅表的态，林总不一定知道，主席也不会知道。但也许他们要报告总理。这事大了，文革小组解决不了，得请尚方宝剑。’于是我们决定写个报告给主席。’”
“3月11日，主席在戚的报告上批示：‘可以调查一下。如果是学生先开枪，问题不大。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值得研究了。’根据主席的批示，中央先后开了四次调查会。第一次是3月13日晚上，由戚本禹和关锋向逃回北京的红卫兵了解情况。参加会议的都是在《青海日报》社现场的红卫兵，事情叙述得具体、真实。第二次是3月21日晚，有陈伯达、康生、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萧华参加，调查的仍是逃回来的红卫兵。戚本禹说：这两次调查会主要是围绕主席提出的谁先开枪的问题进行的，调查的情况由我和关锋向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作了详细汇报。他们听得很仔细。在汇报会上，总理曾反复核对赵永夫组织专人，搜查八.一八组织的枪支、结果一无所获的情况。他听后叹了一口气，说‘义和团还有几支鸟枪，可怜这些娃娃连义和团都不如，你干嘛还要开枪呢！’接着又问反映这一情况的学生姓名，用笔记下。”
“第三次是3月23日晚，总理主持，江青也参加了。调查对象有：青海八.一八、首都三司驻青联络站、地院东方红、北航红旗赴青战斗队、外地赴西宁红卫兵红旗造反团等组织的代表。调查会之后，总理留下康生、江青、叶群和小组成员商量如何向主席、林彪汇报。总理说，经过几次调查会，二.二三事件的主要问题都弄清楚了。主席所提的谁先开枪的问题已是一目了然。工人、学生根本没有枪，就连赵永夫搜查了几天几夜也没搜出一支枪，工人、学生也没杀过人。开枪杀人的是赵永夫。事后又谎报军情，假造林总回电，欺骗大家。康生插话说，赵永夫在青海私自扣押司令员刘贤权，又擅自调动野战部队开枪杀人，简直无法无天。”
“第四次调查会是3月24日夜11点35分到25日凌晨，主持人仍是总理，江青、叶群、杨成武都来了。调查的范围除前三次的人外，还有刘贤权、张江霖、杨植霖、高克亭、赵永夫、王昭、张晓川、张洪。这次会上，总理和赵永夫面对面地落实了一些关键性的情节。”
会议结束时，总理宣布了中央的决定：（一）中央军委发布命令，由军区司令员、党委书记刘贤权同志全权负责处理青海问题，并由兰州军区派负责同志协助。……（七）赵永夫隔离收审，张晓川、王昭隔离反省，听候处理。”
“3月25日，中央决定下达，西宁市又一次开了锅。八.一八成了坚定左派，捍卫队虽然没打成反革命，但也是刽子手的帮凶，‘坏头头’们遭到残酷批斗。”“一个月前拷打八.一八的种种残酷刑罚，如今轮到了捍卫队。一次，近200个‘坏头头’被带到‘烈士’墓地，通通下跪，打得血肉横飞。
最惨的是‘走资派’，他们都被定为镇压群众的黑后台，横遭摧残。民族学院院长戴金璞，不堪凌辱，自缢身亡。”
“1976年后，青海形势再次逆转，叶剑英两次指示洗恒汉作青海同志的工作，把赵永夫从监狱放出来，给予平反。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张江霖和兰州军区司令员冼恒汉都坚持认为：赵永夫的事情是中央决定的，放赵应由中央下文。1979年3月，青海省委报请党中央批准，撤销了1967年3月24日《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并对由这一决定造成的冤假错案一律平反昭雪。”“赵永夫获释后任北京军区装甲兵顾问，后以正军职干部离休。”
“刘贤权和张江霖，1977年都被免去青海省的职务。张江霖同时免去省军区司令员职务，行政级别由十级降为十四级，改离休为退休。”
青海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虽然头上也有“老干部”、“开国功臣”两顶桂冠，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倘若确如孙言诚文章所披露的那样的话，那这个赵永夫就是混进党里、军队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看他，千方百计篡夺了青海军区的领导权后，立即把无产阶级专政变成法西斯专政，把拥有十五万余人的八.一八红卫战斗队等革命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除打死打伤革命群众三百四十七人外，逮捕革命群众一万三千四百一十四人。据不完全统计，被捆绑吊打的一万七千二百九十三人，被搜身抄家的五千九百六十八人，集中劳动的四千二万七十九人。被迫害的还有支持“八.一八”革命群众组织的领导干部，据孙文披露，原兰州军区司令员洗恒汉在《风雨八十载》中写道：赵永夫在指挥开枪屠杀群众后，还“搞了个尸体展览”，“还押解着刘贤权（注：青海军区司令员、党委书记）张江霖（注：青海军区副司令员）及其家属到现场参观、认罪，死难者大都是青年工人和十几岁的学生，尸体堆积如山，院墙上、木桩上、树干上到处血迹斑斑，有的尸体还在烧，发出熏人的恶臭”——。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四日由周总理宣读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是这样下结论的：“经向各有关方面进行了反复调查，青海问题的实质已经基本清楚：第一、青海省军区内部问题是个反革命政变。副司令员赵永夫玩弄阴谋手段，推翻了司令员、军区党委书记刘贤权同志的领导，篡夺了军权。第二，赵永夫篡夺了军权之后，勾结二0五部队副主任张晓川，对西宁“八.一八”等革命群众组织进行残酷的武装镇压，打死打伤革命群众三百余人，甚至向十五、六岁的女孩开枪，逮捕革命群众近万人。第三，赵永夫谎报军情，欺骗中央，蒙蔽群众，所谓“八.一八”等革命群众组织拥有大批枪枝，并首先开枪，毫无根据。经向在场的许多革命群众调查，守卫青海日报社的“八.一八”群众，并没有枪枝。赵永夫等人派了专门小组进行调查，亦未搜到一枝枪。第四，以上事件同原青海省委书记王昭直接有关。（五）人民解放军是伟大的。二.二三事件是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制造的，广大的当地驻军的干部和战士是没有责任的，一切革命群众同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紧密团结起来，坚决打击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
(注：以上参见2010-12-03 10、 毛泽东旗帜网 、云鹤：“‘文革’史的研究，心须‘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从‘文革中的青海二.二三武斗惨案’的真相所想到”一文。文中介绍的事件经过，沒有见说有分歧，但对事件性质有两种观点，包括周总理同叶剑英两人对立观点，有异议者请查看全文)。
关于捏造的“三种人”、三次“严打运动”等，大凡40岁以上的人都亲历、亲见或亲闻，就不介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