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后问题的解决

与毛泽东被迫选择“终身制”

一

革命天然是合理的。但革命后问题的解决往往比革命本身还要艰难。革命只是固定靶射击，革命后问题的解决则是移动靶射击和飞碟射击。世界历史上任何一场改变历史进序的大革命，都不是革命本身的波澜壮阔留给后人最深刻的经验教训，而是解决革命后诸问题的成败得失留给后人最深刻的经验教训。资产阶级革命是这样，如法国大革命，美国革命，中国辛亥革命;无产阶级的革命也是这样，如巴黎公社，苏俄革命，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这在某种程度上正如《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的故事，诸葛亮用兵如神，但他留给后人茶余饭后谈论最多的，不是他如何进兵，而是他如何退兵。

无产阶级的先驱革命是巴黎公社革命。革命迅速取得胜利，但革命后问题没有解决好，公社只维持了几十天就不复存在了。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历史时说，革命过程中革命者存在最大的两个失误，一个是在取得了巴黎的胜利后，没有及时扩大革命的成果，进军凡尔赛宫，彻底捣毁资产阶级的大本营，使他们失去反扑的能力。二是没有没收巴黎银行，断绝凡尔赛资产阶级的财政源泉。在这两个失误之下，公社即使采取了一系列旨在建立一个清廉政权的内部努力，还是未能抵抗住凡尔赛立即发起的反扑，永远地倒在了血泊里。马克思还提出了著名的巴黎公社原则：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之后，不能简单接过旧的国家机器为自己所用，而必须要彻底打碎它，建立无产阶级的专政。马克思因此还提出无产阶级的革命要取得成功，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

就巴黎公社革命而言，革命、革命后问题的解决和资产阶级的复辟，三者在短短几十天内发生，以致于这个革命到底是失败于革命自身的策略，还是失败于革命后问题的解决，或者失败于两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并不那么好确定。毛主席领导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其革命、革命后问题的解决和资产阶级复辟，都经历了远比巴黎公社长久得多的历史阶段，且各个阶段自己的问题都有足够的时间呈现出来，所以相对于巴黎公社而言，我们更容易观察到这一革命各个阶段的成败得失。

1946-1949年的革命即将取得胜利的时候，国民党试图与共产党划江而治，毛主席果断提出要“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将革命进行到底”。毛主席拒做项羽，避免了巴黎公社革命者没有及时进攻凡尔赛的历史教训。1949年十月一日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革命的完成，革命后问题的解决摆上革命者的工作日程，包括政权的建设，战后的经济恢复，社会文化文艺活动和公众日常生活有秩序的展开等等，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在社会基本制度确立之后，使国家政治生活制度化，让国家转型为现代化国家。

在这两步中，毛主席都遇到了革命当初不曾考虑到的强大挑战，并与那些来自党内外的代表旧统治者旧习惯势力的人和事物斗争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然而，直到现在为止，许多人攻击毛主席的一个重磅武器，是所谓毛主席搞了终身制，没有像华盛顿那样，在革命成功之后，立个法就退出政治舞台，还说这是毛主席没有华盛顿的政治智慧，道德人品，如何如何。泛左翼中也有不少人自觉和不自觉附议这类言论。但是，这样的言论忽视革命后问题解决过程中遭遇到的种种历史难题。

毛主席领导的中国革命从一开始就是根据《共产党宣言》把目标确定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新中国成立后，解决革命提出的问题，兑现革命的承诺，建立公有制经济基础，本是自然而然的。然而，在政权构架完成之后，在是否走集体道路(合作化)的问题上，毛主席立即遭遇了挑战。他主张希望通过合作化向社会主义公有制过渡，刘少奇则反对合作化，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这两种意见在党内形成对立，毛主席的意见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在1953年夏取得最后优势，其后是三大改造全面实施，社会主义制度在1956年得以初步建立。可以说，即使遇到了挑战，到此为止，解决革命后问题的第一步是成功的，也是顺利的。所以，1956年毛主席生了退隐之心，提出了中央工作分一二线开展的思路，并在当年的八大上做出相应安排。但是，1957年部分民主党和社会上大批的知识分子，借国际风云和共产党1956年发起的党内整风的时机，挑战起了社会主义制度，根本不顾他们自己对1954年宪法是点过头的，签过字画过押的。他们中有人说，毛主席搞的社会主义是封建的社会主义，要废除，要搞真正的社会主义。而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他们并不能提供任何历史的样本或者现实的模型或者未来的蓝图，可见他们其实就是要废止当时的社会主义，就是要回到之前的封建的资本主义制度中去。

1957年反右派运动，打乱了毛主席的隐退计划，但没有完全中断这个计划。大跃进运动多多少少含有反右派运动胜利的惯性推动因素。大跃进中，毛主席起初还是退在二线，让刘少奇、邓小平他们在一线。大跃进工作中的具体的极左错误发生后，党内再度爆发集体道路和单干道路之争。民主党派吸取了1957年的教训，蛰伏起来了，他们的意见和社会反对集体道路的意见，通过党内代理人体现到党内斗争中。党内的单干思潮在1959年庐山会议遭到压制后转入“地下”酝酿反扑，并在在1962年卷土重来，一直延续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

毛主席对刘少奇说的话是发人深思的：你慌什么，不顶住?毛主席的质问涉及的就是基本制度的维护和巩固问题。刘少奇若坚定了社会主义的意志， 不是还想回头去搞单干，那么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就不会发生，一二线分工就完全可能转化为一种制度性的安排，让刘少奇之后的接班人选择由制度来完成，而不是通过党内不同宗派的权力斗争来实现，进而完全可以过度到固定期限的党内选举，为社会主义的普选制打下第一步的基础。是刘少奇的政治态度和单干制度倾向性，让这一切不能实现。

毛泽东要实现的是集体道路的社会主义，而不是单干且最终必然会回到私有制的那个社会主义。毛主席不得不用政治手段铲除刘少奇的路线。这引发了一直延续到1976年的全部党内斗争，斗争延伸到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而毛主席反过来又成为各种对立力量之间的平衡器，想退也不可能退下来了，“终身制”成为一种毛主席拒绝而不能的被迫选择。

社会主义并不天然地排斥普选制，巴黎公社革命也早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并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但普选制的前提是，社会的基本制度必须得到所有各政治团体，各参政参选的党派的认可，还要得到全民的认可。极少量的异见可以存在，要不让它存在，那就采取某种方式加以清除。例如，麦卡锡主义，就是用暴力和恐怖手段，把当时在美国涌动的共产主义思潮加以清除。在资本主义社会，全民认可资本主义制度是迄今人类最好的制度，即使他们在这个制度下，一无所有，只是一个被欺凌被侮辱被掠杀的对象，他们也不打算去颠覆这个制度，而且还要相信那些统治者的宣传，认可共产主义是邪恶的制度，是法西斯制度，是惨无人道的制度。在这样的全民共识下，资产阶级的选举制可以顺利进行，获得成功，经久不败。

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是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对立物，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敌人而来到这个世界上的。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定型几百年，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下物质相对发达很多，而社会主义是在落后的国家靠革命成功而强制建立的，天然地存在物质基础不足的问题，这就给这个制度的建立本身和这个制度下的一切问题的解决造成极大的麻烦。一般民众并没有也不打算有高远的理想，是被动接受制度，而不是主动选择制度，即使被动卷入革命的许多普通革命者，也并不深刻了解主义，甚至从来不问主义，革命反正成功了，你搞什么主义都可以，而现实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就在那里，他们就会不问资本主义历史的来龙去脉，就会简单以当时物质发达的现实的资本主义为参照，宁愿选择资本主义，这时如果那些崇拜资本主义的知识分子再加以鼓动，再把资本主义的缺点抹去，把资本主义的优点夸大，说的天花乱坠，让其叠加在大多数民众的小生产者自发的习惯势力之上，那么很多民众的心理就会失衡，党内思想也会发生微妙的变化。大跃进后出现的党内外思潮正反映出这样一种状况。在这种时候，社会主义公有制基本制度的维护就全靠革命的领导集体了。单干思想，本质就是小生产者的自发习惯势力的表现。所以，那时毛主席就对党内刘少奇等一些重要领导人说过，群众中有些意见不能听，比如这个单干就不能听。

如果革命领导集体发生对社会主义制度认识的分歧，或者一部分领袖自己不再在乎革命的承诺，不再在乎自己参加和领导革命的初衷，就是要搞单干，还要把单干解释为真正的社会主义，那么革命后诸问题就必然地得不到顺利解决，极端情况下就会爆发激烈的路线斗争。文化大革命就是在这样的一种历史背景下发生的。它是集体路线和单干路线之争无法调和的必然结果。

二

三年文化大革命完成了预定目标，即铲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也提出了革命后要解决的问题。但如同1946-1949年的革命在1949年革命成功之后遭遇到解决革命后问题的困境一样，三年文化大革命胜利后，也遭遇到解决大革命后问题的困境。革命自身不能解决革命后的问题，后来的决议派正是把革命和革命后问题的解决混为一谈，用革命后问题没有全部解决，或者有些问题解决得不够完美而否定革命本身的必要性、合理性、合法性。与此同时，泛左翼有人则是以革命后问题没有得到圆满解决，就以为革命是失败的，就也去否定三年大革命的成功。这样一来，复辟的历史事实就被掩盖了，仿佛复辟从来没有发生过，只存在革命本身的失败。

毛主席说文化大革命要每隔七八年再来一次，这一论断写在了1973年十大的王洪文做的修改党章的报告中。1966-1969年的大革命叫做第一次文化大革命，而这个大革命按照其预定的计划，是要多次进行的。中间的间隔或者是在解决革命后问题，或者是在迎战复辟，或者是复辟成功后革命又在酝酿再起。这样的大革命是一个多次革命的连续过程，所以毛主席提出的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1969年九大后是解决文化大革命后问题的开端。林彪事件是一个意外事件，复辟派借批判林彪开始对大革命搞反攻倒算，于是迎来了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1970年的庐山会议(九届二中全会)之后，周恩来、康生向毛主席建议，在全党展开对陈伯达的批判，毛主席接受了建议，但无意中逼出了1971年的林彪事件。1972年周恩来借批判林彪而提出批判极左思潮和批判无政府主义，借以全面彻底干净消灭各级革命委员会中的造反派。这是走资派复辟全面开始的标志，毛主席则是坚决把林彪事情定性为“是极右，是叛党卖国”，否定了周恩来定性的“极左”，让周恩来发起的复辟运动不能名正言顺进行，气得周恩来回到西花厅大骂：“他妈的，什么极右，明明是极左”。1973年夏，毛主席提出批林还要批孔，说法家的道理是厚今薄古，主张社会要向前发展，反对倒退的路线，代表社会前进的方向，儒家则是总是往后看，时刻想着复辟。1974年1月，毛主席又说“林彪是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把孔孟之道作为复辟资本主义的思想武器”，在全国发起批林批孔运动，反复辟的斗争开始具有社会规模，也导致了周恩来去世引发的1976年4月的所谓“四五运动”，随后是一个“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延续到毛主席去世，华国锋等人完全破坏党内民主集中制，公然发动政变，暴力终止了这个反复辟的斗争，导致复辟运动在1978年取得终极胜利。

华国锋实现了林立果的设想：“B52的权力要拿掉，B52的路线要继续”。当然，1976年十月的B52的物质形式已经不是毛主席，只能用四人帮来做比喻。四人帮完全执行毛主席的路线，但不可能具有毛主席的个人权威。决议派把1976年10月到1978年12月这个时期叫做“两个凡是”期，说它继续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却不把它也叫做文化大革命时期，还是坚决把文化大革命的讫点放在了1976年10月，并给予了华国锋粉碎四人帮终止文化大革命有功的评价。邓小平钦定的胡锦涛等人饮水不忘掘井人，看到自己的权力本质上是来源于华国锋的政变，就超规格给予死后的华国锋特别的待遇，为他建造了一座宏大的陵园。可见华国锋发动的政变所开辟的政治局面对于走资派最终完成复辟大业何其关键。

陈伯达，林彪，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都是大革命的直接领导者(王洪文则是1966年在安亭事件中崛起，最终在1972年在毛主席的建议下从上海调到中央工作)。陈伯达事件是1970年发生，林彪事件1971年发生，四人帮事件是1976年发生。 九大在1969年召开，1970年后的党内斗争，如果也算是大革命，那大革命就变成了一个个地消灭自己的领导者的革命。这岂不怪哉?实际情况当然不是这样，而是1970年开始的历史属于文化大革命后问题的解决过程，这个过程所面对的主要问题是走资派的复辟，而走资派最后确实复辟了。

三

三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九大召开，政治生活制度化再次回到日程。毛主席提出了不设国家主席为先导的国家制度改革，打算在四届人大上落实。毛主席初衷是用林彪作为过渡，用林彪-张春桥搭档，取代毛泽东-周恩来体制，完成接班人体制的过渡，把权力交给三年文化大革命培养起来的完全社会主义派，终结党内的路线斗争。但是，这个设计遭到林彪的拒绝，也不为周恩来所接受，就演变出了1970年的庐山会议之变(九届二中全会陈伯达事件)和1971年913林彪事件。林彪事件之后，毛主席再次做了大胆的设想，用邓小平-王洪文体制替代原定的林彪-张春桥体制，然而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派，尤其是造反派，有不共戴天的仇恨，公然表示了与王洪文不合作。毛主席新的一次的努力是在1973年8月打算设立中顾委，自己当中顾委主席，不做党的主席，但这一动议遭到周恩来率先反对，政治局没能通过主席的动议。这样一来毛泽东-周恩来体制就到他们各自生命的终点了。

在这里我们看到，到底是什么人在阻挡终身制的废除。1956年毛主席就提出一二线思想，1957年右派进攻社会主义制度，1962年刘少奇搞倒退导致党内大分裂;1970年后林彪不合作，周恩来也不合作并对林彪的不合作加以利用，1973年被毛主席特别启用的邓小平又不合作，毛主席要退到中顾委，周恩来还是不合作，就这么一次又一次错失良机。九大到十大间隔是四年，决议派说十大是因为913事件而提前召开的党代会。这是不能成立的。1973年的十大离林彪事件已经两年多，离九大正好是4年，这是一次完全正常化、程序化的党代会，不是什么提前召开。把它说成提前召开，就是故意要说“毛主席在继续搞封建家长作风，在继续破坏民主集中制”。四届人大是毛主席制度化接班人制度的最后努力，但是华国锋用政变改变了毛主席的设计，改变了整个党内民主选举制度的进程。

纵观1956年到1976年的二十年，在这个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刚一建立，毛主席就心生退意了，但社会主义制度遭到来自党内高层的破坏，使他的退隐不能实现，接班人制度得不到落实，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党内民主选举产生领导人的机制也不能建立，他被迫“终身制”了。

对比一下邓小平的“制度化”过程是非常有必要的。邓小平在废除华国锋的权力之后，自己不当主席，还说已经完成了国家领导人产生的制度化改革。但是，他很快就先后把胡耀邦和赵紫阳两位接班人废止了。他与胡、赵的路线分歧还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路线斗争，不过是渐进的资本主义和激进的资本主义之间的分歧问题，其斗争的激烈程度都是如此，那么毛主席和刘少奇的斗争是对立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它又引发了系列斗争，毛主席又怎么可以完全退得下来?毛主席要是不掌这个舵盘，社会主义恐怕在1962年就已经走完其短暂的历史。

李先念在毛主席时代，尤其是1966年-1976年，是一直协助周恩来主持经济工作的。他对于邓小平再度掌权后制造出来的“十年经济到了崩溃边缘”的说法持有异议。这成为邓小平的一个心病，1988年邓小平拿掉李先念的国家主席职务，理由是他年纪大了，要换上年轻人。换上谁呢?就是28个布尔什维克之一的杨尚昆，而杨尚昆比李先念还要大两岁，这事成为当年最大政治笑谈。邓小平敢这么做，就是因为杨尚昆是刘少奇、邓小平几十年来的密友，用杨尚昆可以确保他自己的路线力量再度加强。这才是彻底的破坏党内民主集中制。所以说，体现邓小平个人主观意志的《决议》和决议派对于任何一个历史人物、任何一个历史事件所做的评价，泛左翼都要认真思考一下，不能随便附议，包括十年文革还是三年文革的问题，也包括“毛主席搞家长制，终身制，破坏民主集中制”等等这类说法。

四

1989年到1991年这个时期，社会上怀念毛主席的思潮高涨，党内要求回归正统社会主义的呼声也出现了，邓小平感到他的渐进的资本主义受到了挑战，就“冒着风险”搞了一次南巡。江泽民迫于压力接受了渐进资本主义，党内思想最终完成统一。赵紫阳在十三大报告中，本来是要把邓小平的渐进的资本主义叫做新民主主义，但这个叫法太过于有倒退色彩，怕引发人民的反弹，就用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1997年的十五大废止了初级阶段说，进一步包装邓小平的渐进资本主义，提出了邓小平理论，从此之后特色社会主义之说流行于世。邓小平先期通过清理三种人，把社会主义派切除在体制之外，1980年代中晚胡耀邦，赵紫阳被分别拿下，92年之后邓小平的老搭档如陈云这些人已完全从行动上认可了其渐进资本主义(心底则可能有些人事安排上的不同意见)，南巡之后新崛起的江泽民也归顺了，这样就再无任何体制内和党内高层的反对声音了，特色资本主义就此一统天下，党内废除终身制，制度化接班人制度的真正前提出现了。

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这样的一种领导人换届制度化初级形态，虽然现在阶段还有前领导人的意见带到新的领导集体中来，还一定程度存在“接班”的色彩，但如果不发生特别的政治意外事故，那随着进一步的演变，将来有可能就是一个没有“接班人” 色彩的完全的党内民主选举新领导人的机制。毛主席搞社会主义，是开历史先河的，遭到巨大的党内势力的反对，直到晚年他也没有获得一个类似的可以制度化接班人的政治环境，废除“终身制”非他不为，而是因为对立政治力量的干扰而不能为也。

通过以上这样对比的历史分析，我们才能进一步看清毛主席的“终身制”是一种被动选择，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需要，现在许多人在谈那个“终身制”并对毛主席加以“法西斯，封建暴君，封建帝王”的标签时，都刻意回避了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和巩固这个最根本的问题，把“终身制”从社会主义制度中抽离出来，放在封建制度的框架中简单说，封建制是终身制，毛主席搞终身制，毛主席就是封建君主。社会主义在这样的表述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留下的只有毛主席贪恋权力。拙劣和庸俗的逻辑把表象变成了“实质”，而这样的逻辑却再没有人去管或者能管得了。

五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泛左翼中出现两种令人担忧的情形，一是跟在决议派和其他各种反毛主席的思潮后面，不讲条件的批评毛主席没有完成一套选举制。一种是简单以朝鲜作为现实参照，觉得当时毛主席要是搞了世袭制就好了。这两种倾向都是救世主想法的变形表现，甚至带有机会主义的色彩。前者看不到政治革命的复杂性，看不到这么根本性的社会制度的革命，决不是毛主席个人权威所能完全解决得了的，毛主席不能像基督教徒虚构的上帝造人那样，按照自己的意愿几天之内就造出一个完美的社会主义和一国的社会主义信仰者，然后自己就去过星期天，这个世界就交给自己造出的社会主义者搞普选制，社会主义事业就万万年了。后者则是看不到朝鲜的世袭制是反思了苏联的解体和中国的社会主义被颠覆的历史教训之后采取的一种权宜之计，是不得已而用家族血缘世袭制度来完成复杂国际环境下朝鲜社会主义制度的延续性。中国是大国，是世界秩序的制订者之一，毛主席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很多，如三个世界划分，“两个中间地带”，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亚非拉人民革命和民族独立是正义事业，打破美苏的核垄断，等等。世袭制有着封建色彩，朝鲜可以在国际关系的狭缝中借用，因为它是小国。中国则不行，它是大国，必须自我完成现代化，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完成现代化，然后去影响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

毛主席早在青年时代已经与君权思想，皇朝思想决裂。在井冈山时期，他进一步提出了向君权、父权、夫权和族权这些势力斗争，认为不斗败这些势力，中国就不能走向现代。新中国的第一部法律是婚姻法，这是消灭夫权，建立两性平等社会地位的关键一步，随后20多年间通过一系列社会变革，男女平等基本建立，女人在家庭中不再是单纯的传宗接代的生育机器，在社会上也不再是圈之青楼供男人淫乐的工具。父权，族权这两个东西消灭之彻底，更是不用说了。现在，泛滥于四处的那些所谓“毛泽东破坏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动摇了中国社会的稳定根基，搞坏了人心道德”，基本都是从这些方面说的。所以，现在的知识分子不但呼唤起一夫多妻制来了，还认为毛泽东在农村消灭了族权是今天农村乱像的根源，呼吁赶紧在农村请回乡贤乡绅来。看看这些知识分子都在做怎样的道德文章和复辟学问吧!

毛主席没有皇帝思想，但是跟他打江山的那些人却是无法告别大臣思想，周恩来就一直在把自己塑造为“忠臣”，即使某些右派也对他这种做法颇有微词，而更多的右派则是对他这种做法高度赞成，泛左翼不是也这样吗?叶剑英，还有那个在文革初自杀后来被决议派美化的田家英，私下里都是叫毛泽东“主公”，这种称呼决不仅仅代表他们对毛主席的尊重，根本的还是代表他们自己思想中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识。所以他们这类人只要自己的特权，不在乎什么主义，并把毛主席坚持的社会主义批判得体无完肤，把毛主席坚持社会主义的斗争，叫做“家长作风”，叫做“晚年全局性错误”，叫做“捏造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

人民呢?数千年的皇朝文化熏陶出来的子民意识，是不能通过一场单纯的革命而彻底清除的，这成为革命后要解决的最关键的问题之一。毛主席在进城之前，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就说了，最大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这反映了他已经看到中国农民朴实憨厚，勤劳遭受压迫，是革命的天然的同盟军，但消灭农民的封建意识，子民思想，也是革命后面临的一个大问题。文化大革命本身就包含了对解决这个问题的尝试，即在全民中唤起造反思想，要他们敢于向任何新的封建地主和皇帝造反。农民有子民思想，那些最自我标榜没有封建意识的城市小资产阶级，甚至大知识分子，并不见得好到哪里去，他们拒绝社会主义，批判所谓的“封建社会主义”，正体现他们的封建意识，体现了他们的等级思想，它恰恰是皇权意识-子民思想的具体化，从他们对周恩来的崇拜中就可以看到这些。

泛左翼要主动自我根除子民意识，树立造反意识，不如此就无法在和右翼的辩论中取得真正的优势。现在到处都有左翼嘴里出来的太祖(毛泽东)，太宗(邓小平)之类的称呼，这说明这些人把毛主席的社会主义看作一个封建王朝，这又怎么能不让那些嘴里说着现代词汇骨子里则是充满封建的自我优越感的右翼抓住攻击的把柄呢?泛左翼如果不能自我革命成功，那么其对于今后的社会主义事业造成的危害，不会在右翼之下。我是能理解毛主席在晚年为何总是脸上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忧郁，还说自己有时更愿意和右派打交道。毛主席自己在三年文革之后已经在全面着手清理这类个人崇拜的任何外在的表现形式，如果泛左翼今天还在呼唤世袭制，喊空洞的万岁、伟大、世界无人能比的领袖、宇宙第一人，那都只能是徒增敌人攻击的炮火，对于拯救现实却毫无作用。

朝鲜的世袭制如果在当前不遭到来自中国的外科手术的打击，则其社会主义制度应该会得到延续。与此同时，世界的经济形势也在恶化，国家之间利益冲突，民族冲突，宗教冲突，将会在未来更加频繁，并重塑未来世界秩序。朝鲜的社会主义若得以幸存中度过当前这个世界秩序重塑的时期，那么朝鲜将对未来的社会主义运动取到极大的推动作用，也会影响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再造。但即使如此，我们也不能以这样的结果，来说明社会主义就该搞领袖终身制，接班人就该搞世袭制，为现在的所谓“毛泽东第二”的造神运动添砖加瓦。终身制、世袭制和民族主义一样，只在特定情况下才与社会主义的理想不冲突，在特定历史时期是一个不得已的选择，如果将它制度化则是与社会主义根本原则不相容的。

在毛泽东时代，民主党派总的向往资本主义，与共产党即使不是离心离德，也是貌合神离，遭到1957年的打击之后，他们就根据自己的利益不同和对于社会的发展的趋势性评估，在共产党内选择代理人，但总体而言他们是出自自己的阶级利益支持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这一样的情况下，毛主席解决党内路线分歧问题，就是解决了社会的阶级矛盾，这是先搞老虎后搞狐狸的思路，阶级斗争为纲就是这个意思。毛主席说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不是给他们捏造罪名，刘少奇、邓小平是要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人民民主专政，民主党派就不反党，而毛主席是搞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民主党派就反党，可见这个反党不反党的根本是这个党在搞社会主义还是在搞资本主义，搞资本主义，民主党派就不反党了，现在就是“党的领导+新民主主义+人民民主专政”，所以民主党都是和共产党同心同德了。这也就是说现在的党的理想、党的性质和民主党派已经没有本质的差别了，也是资产阶级统治阶级的代表了。但人民却和党再不是同心同德了，人民内部也发生了分裂，主张社会主义的人民要看到特色二字被拿掉，公有制回来，私有制终止，两极分化遭到消灭，才信你的社会主义，而主张资本主义的人民则要你拿掉社会主义，只要特色，你一天不拿掉社会主义，他们就一天在你耳边灌输资产阶级的宪政民主，灌输只有正宗的资本主义才能解决当前的社会矛盾。不排除这种人民和党的离心离德最终会爆发疾风暴雨式的暴力革命，也不排除人民自身的分裂在越来越加重，可能最终引发严重的群众对立，再向上传递，影响和激化修正主义的党内矛盾，使公有和私有的问题，再次端上修正主义的党的会议台。

毛主席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后，遇到了革命后问题的困扰，现在是复辟成功后，复辟者遇到“复辟后问题”的困扰。资本主义不意味着历史的终结，福山不是也反思了吗?现在，统治者内部虽然不存在致命的路线分歧，但是统治者派别利益冲突在加深，人民与统治者的对立也在加深，“复辟后的问题” 他们是否真的彻底解决了，恐怕还有待历史的检验。

现实中的一切都是处在一个动态的总平衡之中，这个平衡随时可能被突发的巨大能量或者渐渐积累的巨大能量一朝打破。但无论怎么样，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必须靠物质的力量去消灭，扫帚不到灰尘照样不会自己跑掉。毛主席晚年一再强调，中央出了袁世凯，地方要有蔡锷起来。现在很多左派人士承认中央出了袁世凯，但坚决反对地方出蔡锷。在他们看来，蔡锷是要搞乱中国，是汉奸，是美国的走狗，蔡锷出来就不利于复兴中华。就这样，许多“革命的左派们”和那些反对革命的刘再复、李泽厚、刘晓波们殊途同归了，喊着继续革命的人不但告别了昨天的革命还拒绝任何新的革命。这其实就是“革命后诸问题”中最大的问题，是解决一切其他革命后问题遭遇困难的总根源，它就是刘少奇修正主义问题，也是文化大革命的直接起源问题。